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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闲得无聊,正在翻看西人狄沃德氏Jonathan Dewald的The European Nobility,1400-1800。书中第一章“成员与人数”Nature and numbers提到欧洲贵族服饰的转折点在18世纪末。大革命之前,人们概念中的贵族形象应该是一件假发、缎面、绶带、香水和蝴蝶结的综合体,而19世纪之后,贵族们改头换面开始以另一种面目示人。这便是人们熟悉的经典“绅士”造型——白衬衫、黑色礼服和大礼帽。书中解释说,这个转变并非来自法国,而是源于18世纪末的一位英伦荡子。话说这位荡子名唤“蒲拉墨尔”Brummel,因其颓然自放的风姿,人送绰号“荡子蒲拉墨尔”Beau Brummel。虽曾就读于著名的Eton公学,但这位荡子出身卑微,祖父起家侍从,父亲官至秘书,三世以上无从追溯。就是这样一介平民,依仗万贯家财和与摄政王(未来的乔治四世George IV)的私人关系,穿梭混迹于当时的伦敦上流社会。此公因其“卓尔不群”的出身,渐渐形成一种“超凡脱俗”的个性跟风度:凡是贵族的穿戴和讲究他一概无视,并且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当时贵族不爱刷牙洗澡,他偏要每天洁齿沐浴;贵族讲究排场外出爱坐四轮马车,他偏要单枪匹马往来市廛;贵族衣着华丽精巧,他偏要简净淡雅。他创造了一种后世看来颇为经典的搭配:领带、白衬衫、深色外套、马裤、长筒靴。这在当时崇尚奢华的老派贵族看来是十足的离经叛道。可偏巧有一班好事者,专事追随奇装异服,引逗得五陵少年竞相模仿。渐渐地这种穿着在伦敦社交界成为时髦,并由此反客为主,主导了后世的男装主流。狄沃德氏论及此处,转述了20世纪早期一位作家的评论:Brummel堪称现代男装之父,他的改革直接开启了后世男装的潮流,并且彻底中断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男装传统。让我们回想一下Jane Austen小说里那些绅士的打扮,不正是走的荡子路线么。
书里还特为提道,Brummel所标榜的并非单纯的简朴素净,而是要同时讲究得体的剪裁和考究的面料(personal elegance lay in the cut of clothing and the quality of its fabrics)。听听这句话,是不是在某些时尚杂志或时尚达人口中读过听过的?回味一下,得体剪裁,考究面料,嗯……真言啊,妙谛啊,堪称高级男装之不二法门。所谓“低调的奢华”云云,令修得此法,则庶几矣。
故事讲好,现在我来解释为什么不穿西服。首先是虚伪。西服并非出身高贵,恰恰相反,西服(我这里指西装搭配,而非单独的西式上衣、马甲或领带)出身卑微。其诞生之初就表现出一种颠覆贵族传统的姿态,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平民精神的体现。平民并不可鄙,但平民攀附贵族就非常可鄙,正如现在高档西服的伪贵族姿态一样,可鄙。真正的贵族是不会为穿一件“高档”西装而沾沾自喜的。其次是垄断。西服是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占领世界的。18、19世纪之交,世界上诞生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国家,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目睹了一个世界帝国的崛起。诞生于世纪之交的西服,抓住了这个资本扩张的机遇,用一个世纪的功夫,把自己从小小的英伦三岛推广到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当远东的买办、西崽穿着西服在府邸、办公大楼进进出出时,资本主义正躲在他们的马甲中暗自窃笑。和数字报表一样单调、冷漠、乏味的西服,就这样直挺挺地挤兑了原先各种优美华丽的服饰。两个世纪以来,它以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态,反复强调着它那种几近自虐的变态审美的统治地位。一种既不美观又不高贵的服装,现在却恬不知耻地兜售它的“高贵”和“美观”,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大倒胃口的事情。
西服就是bourgeoisie用来束缚自身的枷锁,跟高贵不沾边,和美差很远。还是留着让不明就里的人去追求吧,我是无法说服自己。
(在此沉痛哀悼那些和我有相同想法却不得不身披枷锁的小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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