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教授在上海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演讲
不同意见的纷纷纭纭,相左相右,在专业界也同样存在,只是风雅地被包蒙着,没有像网上那样公开挑明而已。可能你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题目像是网络上的帖子,我今天谈的正是网络。近年来,诸多因素混合交织的结果,对明清史感兴趣的人正在逐渐多起来。除文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思想文化界外,社会上关心的人也不少。明清皇帝戏自不必说。今天我要说的是好些业余爱好者活跃在网络论坛上的情况。
与史学界多数各行其是、互不相干,或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不同,网上各方观点对峙鲜明,互不相让,真可以说是刀光剑影,砖头横飞。仔细想来,不同意见的纷纷纭纭,相左相右,在史学界也同样存在,只是风雅地被包蒙着,没有像网上那样公开挑明而已。网上争论虽然不那么正规,乱象万千,但抱过分的偏见,不屑一看,也未必明智。
这么短的时间,只能向大家重点介绍一位网络作者。他的网名有些特别,叫“杜车别”,熟悉俄罗斯文学的人,会猜出他取名的来历。从网上介绍看,他并不是文学出身,原来学的专业是数学,迷上了历史,一头钻进去,就全身心投入。他有一部关于评论明史的长篇大作,全文少说也有四十万字,还在不断增加别论。大作的主题在篇名上就非常突出,叫做《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另有一篇大作,涉及清朝代替明朝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这是网上争吵的又一个热点。显然他是站在后者的立场,篇名为《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
对杜氏全文作详细介绍,不是很容易。他不是发空论的那种,完全拿材料说话,毕竟数学出身,很讲究形式逻辑,不过材料却大多数是第二手转来的。他几乎读遍了现在他能读到的明史论著与相关文章,总计不下四五百部(篇)。他的绝活,就是能够用别人的材料,为自己的立论作支撑,并且把你批驳得狗血喷头。
全文大体的结构和逻辑是这样:先是用例证辩驳的方法,推倒明亡归于王朝专制和皇帝腐朽的所有旧说,挨批的主要对象有吴思、樊树志、黄仁宇、顾诚、孟森等大家(人名排列以受批的严重程度为序)。大文的第一章是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把万历的六大罪状逐一推翻。第二章论证“崇祯也没有责任”,同样把过去加在崇祯身上的所有罪状脱卸得一干二净。那么他认为明亡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三章是他为最后答案先作铺垫、打基础的,也是杜氏在史学见识上最为得意的地方。分正反两方面叙述。正面的,他充分利用了近几年来国内外对明代工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研究成果,历举海外贸易、国内商业、白银资本等等史料,说明工商业高度发达是明朝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第二次大发展(第一次在宋代)。接着就着力揭示一种现象:明代士绅、皇族、官员普遍地参与到了商业中来(这“普遍”二字就是一种夸张!),明朝不是重农抑商,而是重农不抑商。反面的论证,重点驳斥明朝横征暴敛的旧说,转向了财政赋税问题的讨论。他的结论是明王朝政府的赋税收入过低。理由:第一,明朝农业的税率是5%-10%,在世界上也是低的;一二百年来农业税“原额”始终不动,在人口、耕地、农产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比例又打了折扣。再利用政府赋税征收始终不到全额的众多史料,说明农业方面逃税、漏税严重,所以政府税收的实际收入还要低许多。第二,也是他的一个重点,商业税更低。商业税率仅2%-4%,总数不到农业税的1/7,而且其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税都给偷漏掉了,这方面的情况比农业更严重。这样,他的“高论”就来了:传统上都说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高,对人民管制最严厉,每个百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剥削程度最严重,横征暴敛达到极致。然而他现在的研究完全可以颠覆这种传统认识。明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对人民的管制最宽纵、最无力的一个王朝。明代的问题不是政府收的税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税太低;不是政府对社会控制得太严密,而恰恰是政府对社会控制得太无力。不得不承认,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在网上博得许多喝彩,也把一些专家奚落了一番。 到这里,杜氏已经完成了题目前半部分的论证,用大力气推翻前人的“传统观点”,为自己立论扫清道路。后一半是他的正题(从字数说不过是全文的1/5),希望通过大乱达到大治的目的。他的正论颇有惊世骇俗的风味,明灭亡的原因完全不是什么专制、腐败,而是缘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网上争论虽然多数出于业余作者,但并非与我们的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
我想卖一个关子,先穿插几句“说书人”的感想与评论。
我读后的感觉,杜氏议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把一件件事、一个个人物、一个个现象按自己立论的逻辑串联起来,正反摆弄,驳辩能力强,也有思辨的色彩。现在有些专业论文叙述极详、考据也细,但很像顾颉刚当年说的,缺乏自己的见解,说尖锐点是没有思想,读者不知道他做这个题目是想给人什么启示。杜氏则不同,他是太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在许多事情上的驳辩,泄露了我们现有研究的不足。小的如袁崇焕杀毛文龙,并非明智之举,我也有这方面的证据;大的方面,莫过于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分量、完整的明代财政史。对明代财政赋税方面的情况,我们不完全清楚,毛估估的居多,论点不乏自相矛盾,留下的空白很多。杜氏钻的就是这个大窟窿,由此恣肆汪洋地发挥出一番新见,恐怕是明史界没有料到的。网上争论并非与我们的专业无关,相反却可以对专业研究从侧面起到提醒或者激励的作用。
提醒之一,单一的微观研究也会有负面效应。没有疑问,疏离陈旧空洞的宏观大话题,向微观领域深入,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逻辑,但是历史宏观、通感的必要性不会因此而消失,只是隐退到幕后,不在而在。理想的是微观研究背后要保持宏观的关怀。现在专业细琐化有越来越强的趋势。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看到,微观研究的成果,未必都一定能直接通向宏观历史认识的升华。相反,因为其描述课题的局部与片面,不说清楚与全局的关联,如果还加上作者对自己结论的过分夸张溺爱,给通观方面造成一定的疑惑乃至混乱也很难避免。例如,在“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潮的鼓动下,关于明代海外贸易材料的发掘,比之前有较大的进步。虽然许多人回避争论,只是就事论事,但从宏观上要求,这种海外贸易在全部社会经济中究竟占多少分量,对明代社会各界的作用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负面的,海外贸易的财富积聚有多少,到哪儿去了?在一篇专文中要求全面照顾到是苛刻了,但宏观意识的有无,往往无形中会影响作者局部立论时的谨慎周全与否。把一二百年里找得到的海外贸易活动的材料排列起来,声势壮观,但假若考虑到一年、十年的数据,走私船的风险和损失,死难的、亏本的、被勒索走的船只的数量,下结论就不能不有所保留,至少不要说得太满。
提醒之二,怎么正确处理史料?史学必须凭史料说话,在史学界是一条铁的定律。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困惑,找到一些能支持某个论点的材料,不是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用举例的方法建立论点,还是比较容易。困难就在于:假如你的立论具有较宽广的时空性,例如某朝几百年、例如某一区域、甚至还是全国性的,材料能不能有相应的时空覆盖面,能不能有反映各个侧面的多种材料作旁证,材料特别是数据有没有连续性,有没有相悖、差异、偏离的情况存在,这种时候,对史料的要求就十分高。理想的情况很少,时代越古越难。这时候下断语宁愿保留得多一点,某种存疑、悬挂,都是必要的。要不得的,明明有与之相反的材料,因为不利于既定的立论,置之一边,隐蔽起来。前辈说的辨伪、参证、比勘,既是史料功夫,也是史学的必备要素。杜氏这方面的毛病突出。现在已经有网友对杜氏作品里的这类问题在作清理,题名为《杜车别明朝灭亡原因硬伤举证》。
我在读网上明清史争论时,神经最受刺激,心里很不好受的,就是1949年以来,发展到“文革”登峰造极的,那种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绝对化的思维方式,不知什么缘故,不仅没有断根,而且劣根基因的遗传能力特强。上面说的史料处理态度,从深处说,不纯粹是史料问题,更多地反映一种思维习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喜欢把事情说得绝对划一,粗暴排斥可能有的任何不同方向的判断,不承认有交叉、重叠、渗透与互动的复杂情景,也缺乏尊重前人成果的敬畏心,缺乏异中求同的那种学术智慧追求。说实话,要想寻找一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或者想寻找到维护它合理性的理由,材料有的是,用举例的方法最轻便,但也最靠不住。为什么不可以试着转换几种角度,多搜索寻找一些材料,看看这种制度的存在遇到的难题、内在的陷阱以及产生的各种不同后果呢?把多方面的材料综合成一种能呈现复杂性的情景,不是比单一的情景,更接近一些历史生活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