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杭州日报·城纪】旧船票与卖鱼桥

tjm1068

2014-05-02 　　 　　此河的左首是“7”字形船埠头，右首是“一”字形船埠头。 　　江涨桥旧影 　　江涨桥   文/曹晓波   卖鱼桥，如今是坦荡荡一条大马路，热闹闹一个小广场，没有桥也没有鱼。但是说起卖鱼桥，必和船有关，和鱼有关。   档案——   六十年前的旧船票   揽客——   大同街上的船埠头   在杭州市档案馆见过两张旧船票，薄如蝉翼，5公分长，3公分宽，略黄。一张（老）余杭码头售出，票价伍角，没注明到达地。另一张票价肆角，注明“杭州到塘栖”。比照路程，“伍角”的，应该是老余杭到杭州。   船票已近六十年，那时，杭州的轮船码头，是在拱宸桥的大同街。   当然，要是再往上说，运河上樯帆林立，以摇橹的乌篷船为多。大乌篷船有跑上海、南京、扬州的；小乌篷船有跑湖州、塘栖、德清的。那时，一趟单程的无锡，顺风丽日，要跑整整两天两夜，还得担心半路上太湖强盗。早年若去京城赶考，顺风挂帆，至少得一个月。   晚清时运河上有了小火轮。轮船，用煤炭烧出蒸汽做动力，海上跑的称“大火轮”，内河跑的称“小火轮”。听说小火轮从杭州跑苏州，一个来回只要一天，时人大呼“勿相信”。俚歌道：“七八丈烟囱高又大，影子跌落到姑苏；勿相信来勿相信，勿相信个西湖宝塔抬过湖。”   “影子跌落到姑苏”，说的是一早从杭州出发，太阳落山就可到苏州了。   揽客——   大同街上的船埠头   1902年某日，拱宸桥原大同街40号人声鼎沸，官仕商绅拱手相贺，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杭州分公司成立。   这也算是“国有企业”，一下子进了小火轮30艘，那阵势与气魄，生生将同一条街上的日商“戴生昌”轮船公司压了下去，“戴生昌”在1918年也只有小火轮“十余艘”。租界内的日商独家垄断内河轮船航运的历史，从此不再。   以后，绍兴人王清夫，长兴人温锦生、钟学书以及潘翔生、曹剑平，相继开设轮船公司，运河上一时风生水起。   到了民国，招商局的内河航运公司被浙江省建设厅承租。虽然轮船公司有统一票价，但众多私营公司各有各的竞争“招数”。那时的船客也精明了，到了船埠头先拎行情，看谁家的船先到，看谁家的报价低，有哪些免费服务，服务生是否殷勤，再决定买哪家的票。当时的轮船票，以杭州到湖州为例，一级票2.5元，上舱；二级票是1.8元，中舱；三级票是1.1元。对不同船票的船客免费提供不同等级的饭菜、茶水。   1927年，潘翔生、曹剑平的“翔安轮船公司”，为了揽客，疯似的降价，无论远近，票价一律降至2角。于是，伸了鸭脖子似的船客候在船埠头，“翔安”船一到，蜂拥而上，人满为患。王清夫、温锦生的公司一看这情况，牙齿一咬，将船票一律降到1角。   此前，坐轮船也有“小费”一说，船上的服务生备有洁白毛巾，到站时船客上岸，都会热热的递上一把。船票便宜啊，船客的小费也给得爽快。竞争激烈了，船的出口处备一支1米多高的竹筒，开一个口，小费扔与不扔，任船客随意。   当时的小火轮吃水不深，大同街的泊船，从严格意义上说，称不上“码头”，只是“船埠头”，大多设在拱宸桥南的东岸。从那年的内河航运业统计表看，前四大轮船公司拥有的轮船，“招商”是37艘；“长杭”是12艘；“源通”是12艘；“宁绍”是11艘。这要是全停泊在拱宸桥南，那气魄还是够时人瞠目的。   坐船——   去苏州买席子   1956年，各轮船公司合并，内河港运公司成立。客运、货运就此分设。货运码头仍在大同街，客运码头迁往卖鱼桥。要赘言的是，如今卖鱼桥客运码头那组头戴铜盆帽、身穿长衫、拎了竹篾箱子的士绅塑像，表现的是民国人士，那应该是拱宸桥大同街原址的形象。   在早，卖鱼桥客运站这一路叫“珠儿潭”，鳞次栉比的低屋。青石台阶的船埠头夹杂在民房中间，不少摇橹扬帆的乌篷船也停靠在此，客、货混泊。这些船埠头，有“一”字形的，台阶一级一级伸进水中；有“7”字形的，一块宽石板伸出，一侧向水中延出台阶；也有T字形。深挖扩建后的客运站埠头是“一”字形的，有19米宽，可停三层大轮船，需搭跳板上船。1964年，珠儿潭建起621平方米的候船厅，还有46米长的候船雨棚，竖起大字牌：“杭州轮船码头”，“码头”一说，真正名副其实。   那时，杭州人说去卖鱼桥，几乎成了坐轮船的代词。尤其去苏州，当时的船票，3块钱，比起最慢的火车，要便宜一半。不但经济实惠，也少了去上海倒火车的折腾。那时是每天一班，下午五点开船，睡一觉，次日一早到苏州。   那轮船的中舱与底舱，全是板条坐椅，铺了席子。这一路，好睡的船客直睡得一侧脸上布满席子印痕，所以，杭州人也称睏觉为“去苏州买席子”。   香客——   日呐哪大扈来咯？   一直到70年代，杭嘉湖的乡民选择坐船外出，仍是极平常的。所以，能有意保存本文前说的那两张旧船票，可能就是烧香老太的箱底旧物。对这些老太来说，进一次杭州，或许是一生中的大事，船票值得“宝”似的珍藏。   往往是蚕豆花儿刚开，她们来了，在卖鱼桥上了码头。这几乎是近百年来春天不变的风情，散客少，多以村为单位，一船一村，一乡组成一支船队，一条柴油机船打头，拖着十几条坐满人的驳船，机船上站一个拿喇叭的壮汉，喊着进码头的行话。   下三府的运河支流多如人身血管，偏远乡村的，往往会带来历史在某一个角落的沉淀。她们穿蓝袄系红带，肩一只黄色烧香袋，头上插花，鞋上刺绣。走在街上，首尾相连，领头的总有一个“老江湖”，挥着小旗。早年也有过敲锣打鼓，当然，那不是张扬，而是胆怯，怕有人走丢或出事。譬如走到马路中间，见了汽车远远过来，大家又突然返回跑。歇脚的时候，最多的问候语是：“日呐哪大扈来咯？”（你们是哪里来的？）   杭城的生意人历来有“三冬靠一春”的说法，也就是冬季的三个月，及不上烧香老太来的一个月。“下三府”的香客，个个要比“上八府”的出手大方。   湖墅北路8号有一位箍桶匠宋坤祥，现在算来也该90多岁了。他曾告诉笔者，春时的香会，每一座寺庙前，各种摊位应有尽有。从二月十九的昭庆寺庙会，到十一月十五的海宁浒村庙会，一年里，宋坤祥去赶庙会，总要担了脚盆、水桶、水勺、锅盖，在卖鱼桥船埠头，上落个十七八回。   桥名——   有关一位衣锦还乡的达官   卖鱼桥，在如今“信义坊”东侧，横跨曾经的余杭塘河。后来的湖墅路，以此桥为界，有“湖墅南路”与“湖墅北路”之分。桥下河水从西而来，东入运河。后来河断了，桥没了，入口处还在，即江涨桥的西南侧。在四百多年前的《西湖游览志》上，桥名很美，叫“归锦桥”——是一座石拱桥，有关一位衣锦还乡的达官。   至少在那个时候，桥两头的“鱼市”已经出名了，乡民也称此桥为“卖鱼桥”。当然，不仅仅是卖鱼，桥两头还是闹市。有诗为证：“卖鱼桥下水平矶，鹅炙新鲜嫩又肥。五界庙前春戏散，蜜橙百果买包归。”五界庙，在卖鱼桥西面，深受乡民喜欢的不是庙里菩萨，而是常年锣鼓不断的戏台。戏台两旁的楹联是：“父老闲来消白昼；儿童归去话黄昏”，完全是一个“群众性”的娱乐场所。五界庙后来成了珠儿潭米业公所，那已是民国后的事情。   笔者一直在想象，当年的卖鱼桥，是单孔桥？还是三孔桥？因为找不到相关记载。当然，石拱桥是肯定的。那时，从卖鱼桥到武林门，全是石板路。   1913年4月30日的《申报》有报道，当时的卖鱼桥一路石板，但路、桥“破损厉害”，乡绅捐资补修，提出每过一辆人力车要“加洋五角”。可想而知，那时黄包车的硬胶轮在上下卖鱼桥时，是如何的络绎不绝。   那时的卖鱼桥下，河水清清潺潺，五六米宽，埠头连了埠头，都是店铺的延伸。   78岁的顾东华老人说，他从小生活在湖墅，懂事起，卖鱼桥下的河里就没有船只航行。推算起来，大约1937年左右。为什么有河没有舟船？因为石拱桥拆了，建了平桥。那是1928年7月，“江墅公路”建成，“北自拱宸桥湖墅起，南至江干三郎庙止”，这也是杭城南北向的最早一条要道。平桥与河面间隙小，船只无法通行。   于是，一早卖农产品的乡船都汇集在了卖鱼桥东头的港湾、埠头。最热闹的，要数穿了蓝土布裙的男人，他们在一人多高的甘蔗船上，撒欢地吆喝。其次，卖活禽的船，鸡鸭们理直气壮地高叫，城里人两只三只地挑选。这时候，旧历新年就一天比一天近了。   1953年，卖鱼桥再次改建，那是为了湖墅路的拓宽。不过，这一次的大手笔，是将一条运河支道填没了。   1966年，随着莫干山路的扩建，余杭塘河的流水被截留在了莫干山路的西面，只留下了“余杭塘上”的地名。再后来，东面的湖墅路又拓宽了，“卖鱼桥”没了，只剩一道装饰性的石雕栏杆。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卖鱼桥西的河道还在。和那一个全民经商的浮躁时代一样，一条没水的河道也沸沸扬扬了起来，满地都是商摊地铺，商品之多，足以和如今的钱江市场媲美。   店铺——   棉衣紧裹，深藏不露   从卖鱼桥到老大关桥，旧时有九个“码头”（即船埠头）。以各码头的卸货所形成的行业，也成了分类清晰的同业店铺，如卖咸鲞的（湖鱼、江鱼腌制的都有），几家连在一起，米店茶庄、南北货店、杂货店、竹制品铺、手工艺铺都此邻彼接。   如今的“信义坊”，只是一个凭吊，当年并无“坊”的说法。出名的是“三巷两弄”，即：信义巷、草营巷、豪潮巷、贾家弄、哑巴弄。它们或以深宅大院的富家出名，或以特色商铺著称。后者集中在其中两巷，即信义巷与草营巷，是卖鱼桥商铺的延伸。当然，这说的是买卖。至于茶肆酒楼、烟馆赌铺，夹城巷就是以它的“吃喝玩乐”著称了，因为它靠近老德胜坝，也算是“码头文化”的延续。所以，老湖墅人，并没有将它纳入正正经经的“三巷两弄”以内。   信义巷与草营巷的店铺，不同于南方店肆的排门浅屋，它们极富北方商业的“棉衣紧裹”，深藏不露。大墙门外挂一块招牌，不识字的几乎会忽略而过。当您走进去时，才像进了“胡庆余堂药号”，里屋厅堂全是买卖所在。席子、碗盏、绸布、杂货、锅儿缸灶，一个墙门就是一爿商铺。运河的商业融合，从码头延伸，在此能见出南、北“商业文化”的不同。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卖鱼桥南的“大众布店”和“工农百货店”，货品的庞杂，似乎仍是以往的继续。不过，各种商品全要票证的年代，也让外乡农人们有了新的交易内容。那时候，他们划了小船泊靠在船埠头，用农产品与市民交换各种票证，像煞“地下党”的接头。   卖鱼——   全靠两张脚板一双肩   既然是说卖鱼桥，当然得说说“卖鱼”。   “湖墅八景”有“江桥渔火”一景。   清代后期，现在的大兜路，因了众多的船埠头，更像一个农副产品的“超市”。鱼市、小猪行、孵坊（卖小鸡、小鸭、小鹅）以及水乡的地产，熙熙攘攘，天不亮已是人声鼎沸。   六十年前，留在老人记忆中的大兜路，以鱼行最盛。“协昌”、“裕旭”、“协茂兴”三大鱼行以及十几家小鱼行，仍在演绎着“江桥渔火”的尾声。往往过了午夜，来自德清、塘栖、新市、菱湖、双林的鱼船到了。桅灯下，除了筐装的“鲜鱼”可直接抬上埠头，底舱的活鱼，都要用鱼兜噼哩啪啦地起舱，人呼鱼跃。   鱼行的另一种闹猛是“开秤”。一支大杆秤两米来长，酒盅般粗，当鱼筐上了秤的挂钩，那秤杆是要由两个伙计用扁担抬起的。“唱秤”人唱着秤上的刻数，各鱼行都有不同的唱腔，估计是来自师傅的口传“音谱”。这一种“唱秤”，现在很少有人唱得出了。那“唱秤”的也好欺生，那些个体渔民，鱼没有分类，“唱秤”人一声“杂鱼十斤”和“鲫鱼十斤”，价格相差很多。   除了记账的先生，鱼行的人都围了橡胶围裙，绑了橡胶鞋面，后来大多是高帮雨靴了。他们也有行规，待客亲和，哪怕渔讯大年，鱼虾多了，大热天也不会轻易拒绝收购。尤其“协昌”、“裕旭”、“协茂兴”三大鱼行，宁可蚀本也不压价，按常规收，然后腌制、晾晒。所以，当渔讯小年，小鱼行清淡了，三大鱼行生意兴隆照旧。   鱼行的出货，靠的是鱼贩，饭馆大户只是“小头”。那走街串巷的鱼贩，近百斤的担子一挑，草鱼、鲫鱼、鳊鱼、鳙鱼，品种齐全，做的是住户家门口的生意，指望的是越挑越轻。肩上挑着担子，手捏一把芦苇草，赶蝇虫，也为换气通风。要是挑担中的木盆装了活鱼，那芦草也是覆盖物，走时不易晃出水来。   有一个陈姓鱼贩后代说，那行当全靠两张脚板一双肩。当然，还得有保鲜手法：盛活鱼的木盆一筐最多放两只，水是鱼船上的原水。每当停下叫卖，得不时地拨洒盆中水草。凡是大鱼，尽快薄利出手，易死的总是它们。   当年，杭城有一个专卖乌龟的老头，戴宽边草帽，挑一副筐。他的乌龟，也许是在各鱼行捡漏收得，也许是上了运鱼船挨家收购。老头卖的乌龟，甲壳圆润，黄里透黑，背上有十三块椭圆纹，浑厚得如同卵石。这种龟现在少见了，连浩荡的下渚湖中，都泛滥着外来的巴西龟。   老头担子不重，在街头行走时，缩脖塌肩，叫一声“乌龟——”，拖了长音。   1957年，大兜路各鱼行公私合营，成了“大集体”。“武林门外鱼担儿”，也就没影踪了。 乡愁 2014-05-02   | 城垣记事 |   林 之   1979年回到杭州，上班的厂子在运河对岸，每天走过一座桥，熙熙攘攘，以为这就是卖鱼桥，不求甚解。问：“你们厂在哪里？”“卖鱼桥。”听的人立刻明白。好多年以后才知道，走过的这座桥叫“江涨桥”，所谓“江涨渔火”。据说始建于北宋，桥边有热闹的集市，南宋时就有“江涨东市”、“江涨西市”之称。   而卖鱼桥在它的西侧，丁字形位置。看了曹晓波的文章才知道，早在1928年修大马路，拱桥变平桥。80年代初，河道早已干涸，桥下是热热闹闹的市场，挤挤挨挨的摊位，卖鱼卖肉卖菜还有百货。   桥下没有水还是桥吗？叫了几百年了，即便没有桥，杭人依然叫着“卖鱼桥”，可见一个地名的生命力。   那座桥，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晚至上个世纪的70年代，卖鱼桥沿街尚有不少咸鲞店，有一位朋友幼时住在那一带，离家多年，仍然记得，空气里特殊的咸腥味。   那种气味，就是他的乡愁。

乌程仔

我多次在卖鱼桥坐轮船，那是一个回首不堪的时代。

乌程仔

““日呐哪大扈来咯？”（你们是哪里来的？）”

[ze?nanodahrulege?]

tjm1068

乌程仔 发表于 2014-5-5 11:29
““日呐哪大扈来咯？”（你们是哪里来的？）”

[ze?na?nadahrulege?]

实na哪荡户来个？

乌程仔

tjm1068 发表于 2014-5-5 11:39
实na哪荡户来个？

荡应该读dang啊

tjm1068

乌程仔 发表于 2014-5-5 16:22
荡应该读dang啊

实na哪埭河来个？

钱塘知府

日吶法克鱿？

乌程仔

钱塘知府 发表于 2014-5-6 19:10
日吶法克鱿？

ze?na是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