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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东：宗教市场论
副标题：——初读《信仰的法则》
作者：魏德东 文章来源：《宗教研究》第1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4-20 【人大哲学系编辑】
宗教市场论
——初读《信仰的法则》
魏德东
一， 引言
“正如有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化，也有一个意识的世俗化。简单地说，这意味着
现代西方已经造就了越来越多这样的个人，他们不用宗教解释来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
活。”[1]到“21世纪，宗教信徒可能只在极端小教派中才能找到。这种小教派挤在一起
以抵抗一个世界范围的世俗文化。”[2]
“我想我和大多数其他宗教学家在1960年代就世俗化所写的东西是个错误。我们
的潜在论述是说世俗化和现代性携手并行。越现代化就越世俗化。它并不是个荒诞的理
论，是有些支持的证据的。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确实不
是世俗化的，而是非常宗教的。”[3]
这三段语录出自一人之口，这就是宗教社会学大师皮特·伯格(Peter Berger)。前面的宣言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代表了颠峰时期的世俗化理论对宗教末日的预言；后面的纠正出现在30年以后，在距离21世纪还有3年的时候，大师发现世俗化远远没有吞噬宗教。
伴随这一思想转折的，是近10年来宗教的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一场堪称“哥白尼革命”式的“范式转换”[4]。这一转换的核心内容是：长期以来占据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世俗化理论，让位于新的思维范式——宗教市场[5]论。
这一新范式的创立是一个时代思想智慧的结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值得中国读者高兴的是，反映宗教市场论的代表性著作，斯达克与罗杰尔·芬奇(Roger Finke)的合著——《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文版已于200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6]承蒙译者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博士惠赠，我有幸在中文版面世以前读到了译文，并将其作为研究生课程“宗教社会学专题”的重要研读资料。本文即从宗教市场论这一新研究范式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及其在世界各种文化中的适用性等方面介绍此书的主要精神，并从中国读者的角度谈谈初步的体会。
二， 世俗化命题的终结
作为长期以来占据宗教研究主流的思潮，世俗化命题的内涵见仁见智。然而就其源头而言，它来自宗教必将终结，人们将“成熟到不再需要”超自然之物这一判断。
早在17世纪，英国人就开始倡导这一观念。就现在所能找到的资料看，自由思想家托马斯·沃尔斯顿（Thomas Woolston，1670-1731）最先为宗教的灭亡预定了日期，他在1710年前后的著述中充满信心地写到，基督教将在1900年前消失。“宗教不过是原始时代的残余，其灭绝只是个时间问题。”[7]这类判断成为近3个世纪以来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声音，直至伯格将宗教基本消亡的日期预定在21世纪之前。
然而，世俗化理论遇到了美国宗教历史的致命挑战。自19世纪以来，美国宗教似乎一直在发展，丝毫没有显示出消亡哪怕是衰弱的趋势。1818年，英国人维廉·柯贝特（William Cobbett）曾在写给家乡伯特雷（Botley）人的信中就曾感叹：
这里有很多教会。不少于三个圣公会（或英国）教会，三个长老会，三个路德会，
一两个贵格会聚会点，两个卫理会场所，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座位的六英里之内。而且，
啊，这些不是简陋破旧的教堂；而是每一个都比伯特雷教堂更大更好更漂亮。教会院子
维持得很整洁，几乎每个坟墓都有墓碑。至于贵格会聚会点，它会把伯特雷教堂吞进肚
里，如果你把它的尖顶去掉的话。[8]
亚力克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0-1831年游历美国时，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想：“基督教所维系的对于人们灵魂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大”。[9]19世纪中叶，瑞士神学家飞利浦·沙佛（Philip Schaff）观察到，出席纽约路德会教堂的人数比柏林高得多。[10]
特别令人惊诧的是，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美国逐渐发展成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美国人的宗教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教会成员的比率实际上增加了1倍[11]，其它的宗教信仰指数也平稳中有所发展。进入21世纪，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宗教性最强的发达国家。
世俗化命题在欧洲也遇到了诘难。首先，没有研究证明欧洲人的宗教参与有持续下降。斯达克在本书第3章以大量事实驳斥了“过去虔敬的神话”，指出在西欧和北欧现代化开始之前的很多个世纪，欧洲人的宗教参与水平一直就很低，从来不曾有过什么“信仰时代”。劳伦斯·埃纳孔在1996年用问卷数据为18个国家（多数在欧洲）重构了自1920年以来的教会出席率，发现在其中的15个找不到跟世俗化有任何相一致的趋势。安竹·格瑞利则干脆利落地指出：“不可能有欧洲的非基督教化……因为本来就没有基督教化。基督教欧洲从来就没存在过。”[12]
拒绝欧洲世俗化论断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在的研究没有显示出有一个“科学无神论”时代的到来，欧洲人的主观宗教性程度依然很高。以冰岛为例，它被看作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或接近完全世俗化了国家，只有2%左右的人每周去教堂。然而，维廉·斯瓦透斯（William Swatos）在1984年的田野报告中指出，冰岛家庭存在很高程度的宗教：受洗礼的比例很高，几乎所有的婚礼都在教堂举行，报纸讣告经常肯定个人不朽。1990年的世界价值观问卷调查表明，81%的冰岛人确信死后有生命，88%相信人有灵魂，40%相信转世再生。当回答“你在宗教崇拜仪式之外经常向上帝祈祷吗？”这个问题时，82%说他们“有时”祈祷，1/4的人说他们“经常”祈祷。只有2.4%的冰岛人说他们是“确定的无神论者”。这些资料表明冰岛并非一般所说的“世俗化了的社会”。因此，欧洲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不再相信宗教，而是为什么人们继续相信但总是觉得不需要时常参加教会活动。
斯达克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世俗化理论在解释宗教现象时的乏力，他的结论是：“时辰已到，该把世俗化教条抬到失败理论的墓地中去，并轻轻道一声：‘安息吧’。”（第3章）
三，新范式的探索
所谓新范式是相对于旧范式而言的。斯达克指出，从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伊梅尔·迪尔凯姆、维廉·詹姆士、卡尔·荣格、西格蒙·弗洛伊德，这些社会科学的代表人物对宗教现象有过大量论述，被人们看作是既成智慧。虽然他们的具体见解各异，但对宗教的关键认识却非常一致[13]，形成了近3个世纪以来的主流研究范式。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宗教是错谬和有害的。对个体而言，它妨碍理性思维；对社会来说，它神化暴君。宗教是烦恼、失落和苦难的止痛药，西美尔称之为“镇静剂”，马克思说它是“鸦片”。
第二，宗教注定要衰亡。后来这被归纳为“世俗化命题”，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制度、行为和意识都将失去其社会意义。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教科书写到：“宗教演变的未来是绝灭。……科学知识的日益充足和传播，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注定将在全世界消失。”[14]
第三，宗教是一个附属现象。宗教并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更根本的社会现象的反映。马克思、杜尔凯姆、威尔逊等社会科学家如此，一般媒体在谈到宗教时，也早已习惯于寻找其物质和世俗基础，比如说到福音派增长的原因，必定与性压抑、离婚、城市化、种族主义、社会变迁等因素有关。
第四，宗教主要是一种心理现象，对宗教个体的研究远超过宗教团体，很少将宗教看作是社会现象。
第五，宗教多元对社会是有害的，信仰垄断具有优越性。因为在有宗教竞争的地方，信仰往往会受到怀疑。“一个选择的宗教比一个命定的宗教软弱，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选择了神灵而不是神灵选择了我们。”[15]
对于这一旧的研究范式，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发现与现实不符。197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寻求新范式的必要，1980年代，出现了最终替代世俗化模式的碎片。90年代中期，这一替代终于来临。
斯达克在本书中，系统阐述了新范式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宗教与个人的关系上，宗教是精神健康甚至身体健康的一个可靠根源。斯达克引用了很多实证研究说明，宗教对于健康有正面作用，而且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和时间。在老年学领域，关于宗教和老龄化关系的研究急速增加，以至出现了《宗教老年学期刊》（Journal of Religious Gerontology）。有很多研究表明，“宗教参与性较强的老年人比不太参与宗教的老年人倾向于享受更好的身体和精神健康”。[16]
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上，新范式证明，宗教和阶级的关系很微弱。宗教不仅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安非他命”，有鼓动人民反抗的功能，最近的一个事例是宗教成为东欧事变中的主要动员力量。早期基督教根源于无产者苦难的观点，被学者们一致认为是“想象的历史”，实际上早期基督教对特权阶级的吸引力最大。简单地认为宗教对社会有害，是一个政治的而非科学的论断。
第二，宗教必然衰亡的论断难以成立。斯达克用堆积如山的事实埋葬了世俗化命题，世界各地宗教参与的减少，远逊于宗教参与的增长。即使在宗教参与一向较低的欧洲，绝大多数人对于宗教的基本信条依然表示有坚定的信仰。
新范式还特别论证，科学与宗教互不相干，科学的传播不能决定世俗化。卡耐基委员会（Carnegie Commission）在1969年进行了一个大型问卷调查，对象是60,028教授，占美国大学教授的1/4左右。这一调查有两个突出的发现，一是科学家的宗教性程度相对很高，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深具宗教性或相当具宗教性。二是最不宗教的人是在最少科学性的学科中，学科越具科学性，科学家就越具宗教性。数学、统计学、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等的教授，其宗教参与程度远高于社会科学领域，而跟“原始”和“宗教”关系最为密切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占据了不信之塔的顶端——其从不参加教会活动、不称自己是宗教人、说自己没有宗教的比例，要高出数学家约1倍。(第2章)以至有人不无讥讽地说：有些学科的教授倾向于非宗教，正是因为他们的学科不太够格成为发达的科学。[17]
第三，宗教现象有宗教原因，宗教教义本身就常常引发后果。比如在罗马帝国大瘟疫流行时期，基督教努力照顾病人，非基督徒则大多回避和抛弃染病的家庭成员。基督徒这种努力的根本原因是教义性的：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因此有义务成为彼此的守护者。斯达克强调，“承认教义是原因，会迫使人们认识到，任何宗教的最根本方面是其超自然观念”。（第1章）
第四，强调宗教的社会性而不是其心理性。为什么宗教参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如此之低而在美国如此之高？为什么天主教的有些修会能吸引新会员，而另外一些则不能？为什么对会员要求严格的教会比要求宽松的教会强壮得多？为什么多数小宗派运动归于失败？为什么奇异宗教（CULT）运动在加拿大的和美国的西岸兴盛，为什么它们在欧洲更加成功？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被归纳为单纯的心理问题。
第五，新范式最有新意的理论是宗教多元和竞争会促进宗教繁荣，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市场论”。斯达克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宗教市场的构成包括现有和潜在的信徒需求，寻求服务这一需求的供应者和各种各样的宗教产品。斯达克的核心观点是：在宗教市场上，人们的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稳定的，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应者。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就必定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进而产生热切而有效的宗教供应商，促进人们消费宗教的水平，出现宗教的繁荣。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进而降低宗教的消费水平，引发宗教的衰弱。斯达克得意地说，把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则应用在宗教现象上，将会取得极为巨大的解释力。
四，宗教市场论
承认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共同基础。然而，一旦将宗教作为研究对象，这一命题就出现了例外。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宗教行为必然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会因为信仰而奉献、禁欲、苦行直至牺牲。理性的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
与传统的理解相反，宗教市场论的起点，就是将宗教行为理解成理性的。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便在宗教生活中，人们也是期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宗教徒“消费”宗教“商品”，与他们消费世俗商品一样，都是权衡代价和利益之后的结果。斯达克说，人们“在其信息和理解的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的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总是试图做出理性选择”。（第1章）无神论者当然难以理解为宗教信仰而牺牲，但如果有人相信神灵会奖赏其牺牲，那对他们来说，牺牲行为就是完全理性的。以伊斯兰教为例，
“安拉跟每个人都有一本帐。每一件善行都记作对这人有利，而每次恶行都是欠债。这本帐一般会一生计算，但必须有最后的结算，要付清全部的余款欠款。……安拉当然是最熟练的计算者，他不仅把每个人的帐都最精确地记录，为审判之日作准备，而且他随时可以面对信徒或非信徒报出其帐目。”[18]
基于这一思路，穆斯林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应对安拉的结算，他当然可以由此祈祷、奉献、禁欲、苦行，直至殉道牺牲。其他宗教也莫不如是。
宗教市场论认为，由于人们在宗教生活中充满着理性选择，而非愚昧的盲从，在相似的条件下人们总是选择最好的商品，因此，分析宗教兴衰的奥秘就不再局限于人们的宗教性的抽象升降，而是取决于教会是否提供了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依据宗教市场论，在没有政府管制，完全市场调节的环境下，宗教士的努力程度和水平将决定其兴衰生灭。基于生存和发展的本能，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以赢得信众，这将意味着宗教的多元和竞争。竞争或许造成具体教会有兴有衰，但在总体上必定提高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斯达克说， “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的，宗教参与总体程度会高。”“宗教多元（多个供应者的存在）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它增加了选择和竞争，提供给消费者幅度更广泛的宗教奖赏，迫使供应者作出更多的回应和工作更有效率。”
如果政府管制宗教市场，规定一定的官方教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宗教垄断，那么不仅不会激发出垄断教会和皮特·伯格所期待的社会普遍的宗教信心和认同，宗教生活在整体上反而会衰弱。因为不需要借助任何经济学原理就可以知道，当人们不需要工作或者没有工作动力时，自然倾向于不工作或少工作。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公司不为维持强劲的市场而努力，结果是宗教参与的总体程度降低，普通人的宗教活动最小化，并拖延宗教代价的支付。
能否确立一种好的宗教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呢？宗教市场论认为，人们的宗教需求是不同的，存在着各自的宗教“区位”，因此宗教多元是先天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宗教需要，没有一家宗教公司能够“既是此世的又是彼世的，既严格又纵容，既排他又包容，既善表达又喜缄默，既严峻又松散”。每一家宗教公司都会定位在一个特定的信仰区位或者一组相关联的区位上。即使有国家的全部强制力量作后盾，宗教市场也不可能被完全彻底地垄断。“当国家的镇压足够强烈时，与国家支持的垄断教会竞争的宗教公司就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是，一当镇压放缓，多元就会开始发展。”
宗教市场论的根本魅力，在于其对现实宗教生活的强大解释力。如何理解宗教在美国的繁荣，这是在旧范式框架下备受困扰的问题。有人满足于断言美国宗教缺少深度，表面的普遍流行是虚幻的。欧洲学者喜欢将其归咎于美国文化的落后，群众幼稚而轻信，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太小。
依据新范式，美国宗教活力的真实原因要到供应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寻找。基于政教分离的传统，美国政府对于宗教组织事务的干预相对稀少，历经2个多世纪的自由竞争，美国宗教组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成长。现在美国有1,500多个宗教宗派，成员超过100万的24个。每个团体的生存都完全依靠自愿奉献，而美国人的宗教捐款目前是每年600多亿美元，即18岁以上的公民中平均每人330美元。这还没不包括许多给建筑基金、教会学校、医院和海外宣教的奉献。1996年，美国有23亿多美元的奉献支持宣教士，其中很大一部分花在去欧洲的宣教士身上。(第9章)
这一事实的根源就是自由的宗教市场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竞争力量。欧洲人在19世纪对美国宗教的评价依然有效：“不仅美国在人口比例上有比欧洲大陆和英国都更多的神职人员，而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懒惰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为他们堂会的灵性而尽心竭力。因此，美国人享有三重的优越性：他们有更多的传道人，他们有更活跃的传道人，他们也有更便宜的传道人，这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19]
欧洲宗教表面衰弱的原因也可以在宗教市场论的框架下得到很好的解释。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国家教会的教士既是公务员又是工会成员，无论做礼拜的人数多少，教士的收入和任期都是稳定的，空寂的教堂比坐满的教堂更省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期望教士竭尽心力地劳作以吸引更多的信众反而是不理性的。
以瑞典为例，国家强制征收教会税，甚至不属于国家教会的人也要交纳这项税款的40%。政府负责教士的工资、建筑教堂以及维修。大主教的工资高得近乎总理。作为公务员，教士还有保存国家的生死统计等市政功能。这一宗教垄断造成的结果是，瑞典教会的成本奇高，而生产力低下。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可以容纳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大教堂，星期天只有一小群人参加礼拜。而这些教堂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维持，但甚至就是他们也往往不参加礼拜，因为“他们整个星期工作都很努力，他们想在星期天休息。”免费宗教的代价当然是低度的奉献，瑞典宗教信徒的直接捐款几乎是零。斯达克总结说，欧洲社会表面的“世俗化”不是缺乏宗教“需求”、而是缺乏有活力而又吸引人的宗教“公司”的结果。
依据宗教市场论，美国保守性的教派日益增长，开放性的教派走向衰弱的事实也得到合理的解释。保守性的教会对会员的要求严格，会员的付出更多，但教会提供的此世或彼世的奖赏也更高。而在与神灵的交换中，人们愿意为更可靠的神、更易回应的神、作用范围更广的神付出更高的价格。保守性的教会在神学上往往提供更有价值和更少风险的宗教奖赏，具有更强的排他性，而当排他性公司出现在非排他性组织统治的宗教市场版块时，排他性组织将取得统治地位。
宗教市场论也予新兴宗教现象以妥帖的解释。新兴宗教公司进入自由市场后的成功程度跟既存宗教公司的效率和多样性成反比，传统教会软弱或懒惰有多少，新兴宗教运动就兴盛多少。透过这一视点，欧洲新兴宗教发达的理由一目了然。
五，结语
对中国读者而言，宗教市场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与皮特·伯格的自我更正相呼应，中国读者也到了改变宗教观念的时候了。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宗教在中国社会和学术话语中的理解基本是负面的。中国学者通常将其理解为现代中国特殊语境的产物，斯达克的著作则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负面地理解宗教的意义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现象，中国读者的宗教认知是文艺复兴以来这一全球性现象的一部分。
不是信众的宗教需求而是教会的宗教供给决定了宗教的兴衰，这一宗教社会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为关心宗教问题的中国读者提供了理解当代宗教的钥匙。为什么欧洲那样发达的地方还有人信仰藏传佛教？在西方为什么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依然有较高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既最具现代性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科技发展了宗教信仰还没有衰弱？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新兴宗教乃至邪教，而且拥有如此多的信众？这些问题不仅为一般大众所关心，共产党员乃至国家高级领导人也不时发出疑问。在宗教市场论的理论视角下，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些难题将涣然冰释。或许这是此书在中国出版的社会意义所在。
宗教市场论所阐述的社会管制与宗教发展的关系，与中国当代宗教生活也极为吻合。只有在自由的宗教市场，也就是非管制的市场，宗教经济才能充分地成长发育起来。在宗教垄断的状态下，宗教市场一般会比较萎缩。基于大众信仰区位的多样性，宗教多元是先天的，完全的宗教垄断是不可能的。如果社会对竞争者的压力过大，他们将转入地下与垄断者分庭抗礼。一旦压力放松，将立刻反弹。这些论断都可以在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活中得到佐证。中国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的起伏，部分基督徒对教会的拒斥以及对家庭聚会的热衷，佛教夏令营等新兴传教手段的广泛运用，都显示了市场的作用。为了解读中国宗教，译者杨凤岗博士还主张将中国的宗教市场进一步细分，区分为红市、黑市和灰市。可以说，宗教市场论为解读中国宗教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新视角。
关于教义本身就是宗教原因的论断也有一个最新的中国例证。在2003春天“非典”流行期间，许多医院以平时工资的10倍也就是每月4000元的薪水招聘不到护工，这时一些佛教居士挺身而出，志愿到医院作免费义工。或许在这一时刻他们的心底回响着佛陀无畏布施普度众生的教导。
对中国读者而言，宗教市场论不仅为我们理解当代宗教开辟了新的窗口，而且中国的宗教文化背景也应该对宗教市场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用“宗教市场”一词表现宗教生活的理性基础，说明人们在宗教生活中也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许多人对此感到很不舒服：怎么可以把这样庸俗的经济学原理应用到神圣的宗教事务中呢？为此，斯达克不得不引用《梨俱吠陀》、《圣经》和《古兰经》等经典中的大量语录，以销蚀人们对他大逆不道的指责。然而如果斯达克有佛教学的背景，他的论证或许不会这样吃力。佛教从不讳言“利益”，明确声称信仰佛教的目的就是积累功德，获得“利益”，这些利益既有此世，亦含彼世。最大的利益则是听闻佛法，体悟佛道。“我等诸佛，护持此法，令未来世一切菩萨，皆悉得闻，获大利益是也。”[20]“谓佛在世，当机之众，闻法悟道，获大利益，是名利今。谓佛灭后，一切众生，亦得闻经受法，修行悟道，获大利益，是名利后。”[21]从佛教的观点看，为了获取开悟这一根本的大利益，布施、持戒、忍辱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简而言之，《宗教市场论》中文版的问世一方面会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国际宗教学最新的理论发展，同时人们也期望能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宗教现象的解释，并在这一过程中予其丰富和发展。
[1] Berger, Peter The Sacred Canopy. New York: Doubleday.1969: 107-108.
[2] Berger, Peter. “ A Bleak Outlook Is Seen for Relig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25,1968:3.
[3] Berger, Peter.“ Epistemological Modesty: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Berger”. Christian Century 114(Octob er 29.) 1997:974.
[4] Warner, R. Stephen：“Work in Progress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993:1044
[5]“宗教市场”，英文为“Religious Economies”，直译“宗教经济”，译者可能考虑到在中文语境中“宗教经济”很容易让人等同于“寺院经济”、“教会经济”等，故译其为“宗教市场”。
[6]此书原名为Acts of Faith——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由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7]Crawley， A. E. The Tree of Life: A Study of Religion. London: Hutchinson. 1905:8.
[8]Cobbett, William. Journal of a Year’s Res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818:229 Reprint. London: Centaur, 1964.
[9] 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835-1839] 1956：314.
[10] Schaff, Philip. America: A Sketch of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Charac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855]：91.
[11] Finke, Roger, and Rodney Stark.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0: 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 Greeley, Andrew M. Religion as Poet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5: 93.
[13] 斯达克补充，只有亚当·斯密是个例外，马克斯·韦伯和俄恩斯特·特洛尔奇也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例外。见第1章。
[14] Wallace， Anthony F. C. Religion: An Anthropological View.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265.
[15]Bruce, Steve.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170.
[16]Krause, Neal. “Religion, Aging, and Health: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52B（6）1997：S291
[17] Wuthnow, Robert. “Science and the Sacred”. In. The Sacred in a Secular Age, edited by Phillip E. Hammond, 1985:19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 Torrey, Charles C. The Commercial-Theological Terms in the Koran. Leyden: E.J. Brill. 1892:8,12
[19] Powell，Milton B., ed., The Voluntary Church: Religious Life, 1740-1860,Seen Though the Eyes of European Visitors.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77-80.
[20] 转自（明）一如：《三藏法数》。
[21] （明）一如：《三藏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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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15 11: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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