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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公寓建设：苏南与浙东两种模式的比较
朱忠裕
摘要：民工公寓建设近年来引起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参与，甚至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抱有浓厚兴趣。浙东、苏南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领先区域，劳动力输入量也位居全国前列。由于两地历史文化渊源、经济发展模式、行政管理方式和企业经营理念不同，在民工公寓建设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深入探讨这一有趣的社会现象，可以引发人们从更深层面和更宽领域进行反思。
关键词：民工公寓；建设；地区；比较
苏南（含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浙东（含温州、宁波、台州、金华、绍兴）在当今的中国版图上，是经济超常活跃的地区。从改革的进程和发展的势头看，两地均走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前列。两地在发展历程中总结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又称“浙东模式”）是人所共知的两大区域经济模式。近年来，随着浙东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特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面超过苏南，两大区域经济在经过一番激烈较量后，谁更占上风已渐露端倪。
“天使在理想中，魔鬼在细节里。”公元1492年，西班牙女王这样告诫即将远航的哥伦布。民工公寓建设作为两大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微小的细节，竟也各自打上了两种模式不同的烙印，从中折射出具体形态、运行机制、人文环境、价值判断、管理理念和实际效果的种种不同，发人深省，催人深思。
从奉化说到常熟
说起浙东地区的民工公寓建设，就不能不提及奉华市的“力邦村”。可以说，浙东之所以在民工公寓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很大程度上在于“力邦村”的“克隆”效应。
“力邦村”位于奉化市城区西侧的西坞镇。它并不是一个行政村，而更类似于城市中的小型新村。这个村由两幢能容纳1500人入住的公寓楼、两个能容纳1000多人就餐的玻璃钢结构食堂、一个豪华的酒家、十几间临街的商店、占地22亩的封闭式休闲广场（灯光球场）组成。在村里，阅览室、台球室、乒乓室、电视室、卡拉OK厅、网吧、医务室、报刊亭等文体卫设施一应俱全；停车场、超市、洗衣店、理发室、自行车修理铺、浴室、邮政代办点等社区服务网点生意闹猛；甚至连有线电视线和磁卡电话线都接到了床头，其设施的完备和功能的齐全堪与现代化城市社区相媲美。
当然，仅靠上述这些硬件设施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不足以吸引那些来自豫、皖、赣等经济不发达地区囊中羞涩的农村小伙子和姑娘入住。“力邦村”的最大诱惑力在于其低廉的食宿价格：每人每月住宿费加水电费只要18元；早餐1元、午餐和晚餐各2元的用餐价格（2元钱饭菜的标准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吃饱为止）。此外，“力邦村”还设有物业管理部，负责村里的保洁、保安、绿化、提供开水等项服务。虽然由于规划不足，目前“力邦村”的住宿条件有些拥挤（每间房4－5张双层床8－10个铺），但民工们认为住在这里的价廉性、安全性、便利性和整洁性可以抵消这个缺陷。这是由于在此之前西坞镇的3000多名民工，基本上都租住在当地村民建新房后未予以拆除的危旧房内，每户的月租金高达150元以上，且卫生条件极差。
完备的设施意味着高额的投资，低廉的服务价格意味着微薄的利润，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意味着漫长的投资回收周期。果真如此吗？事实恰恰相反。
“力邦村”是当地外向型科技工业园区建设的产物。为了解决招商引资所需的配套后勤项目问题，西坞镇政府2001年7月开工建设民工村，共征用土地50亩，花了200多万元；盖楼等基建和基础设施建设花了近700万元。工程竣工后，镇政府决定以竞价招标方式出卖股权和经营权。招标过程中，大多数有意向的企业都将床拉费定位在每月40－50元。只有奉化市力邦投资公司报出了让人“跌破眼镜”的价格——含基本水电费18元，从而拔得头筹，一举中标。2002年8月，力邦公司以1015万元购买了民工村90％的股权，再追加400万元建设了一个广场；镇政府以土地使用转让费作价，保留了10％的股权。为了维护民工的基本权益，镇政府对食宿价格变动具有否决权。
如此低廉的食宿价格又如何赢利？力邦公司的经营者自有其精明独到的商业理念。住宿费用只是一项固定的收入，以入住1500名民工计算，每月收取18元与收取50元，每年少收入48万元。然而，房租提高，很可能意味着入住的民工也要减少，那么，不但建成的部分宿舍有可能闲置，其他社区服务网点的生意也兴隆不起来。最后损失的很可能不止这48万元。相反，只有民工村的人气旺了，才能形成第三产业的消费链。只要消费链源源不断，公司的效益就可以从其他环节上得到补偿。举例来说，仅电话费一项，以每位民工每月消费20元计算，力邦公司一年就可赢利10.08万元（电信公司与力邦公司对电话费的分成比例是7∶3）。餐费尽管报价很低，但也有赢利。力邦公司原先是搞食品配送的，有着丰富的物流采购经验。公司的物流中心承接两家大酒店、两家中学食堂和“力邦村”食堂的采购，同时还为附近的科技工业园区外送盒饭，每餐要有5000人吃饭，一天需要1吨大米、几千公斤蔬菜，所以价格要比批发价低得多。比如，大米每500克市场批发价0.81元，物流中心采购只要0.70元；奉化人常吃的黑叉鱼，市场上散卖60元/筐，批发价45/筐，但他们买来只要30元/筐。这种由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最终远远超过降低房租造成的损失。“力邦村”投入运行3个月后因入住人数爆满即开始赢利。镇政府原本估算的27年的投资回收期也有望提前到8年。现在每天订单仍然不断，“力邦村”第二期工程已经上马，“力邦村”入住人数将有望达到4000人的规模。
“力邦村”的产业化运作至少获得了一石三鸟的效果。作为民工来说，享受到了“价廉物美”的居住条件，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自身的权益也能得到有效保护。作为投资商来说，没有比有稳定良好的收益更能调动起他们投入的积极性的事了。作为政府来说，应该说是最大的赢家：首先是为招商引资工作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优化了投资环境；其次是为民工解决了融入当地生活圈问题，有关部门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再次是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涵养了当地税源，并为当地老百姓增加了就业岗位。
一石激起千层浪。用产业化运作手段建设民工公寓，正被浙东各地广泛运用着。
在慈溪市，去年以来当地投资商仿效“力邦村”的运作方式，共投资1.74亿元，新建设施齐全的大型民工公寓23个，入住人数达3.8万人；
在绍兴县，已有20万民工自愿搬出了承租的私房，高高兴兴地住进了由投资商开发的现代化公寓。这些公寓除了服务设施齐全外，还设置了“110”电视监控系统、红外线报警装置和电子巡更设备，物业管理企业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在温州，市委、市政府已于2002年启动可安排22万民工居住的“安心工程”。该项目总体规划建设22个组团，用地800亩，建筑面积80多万平方米。一般每个组团都有一块集中绿地和宅前屋后的绿地，并配建不少于100平方米的服务活动中心、不少于50平方米的管理用房以及必要的停车、配变电、安全防范设施、社区服务用房等。首期项目9个组团22.5万平方米住宅已于2002年9月竣工，共安置民工4万多名。首期3亿元总投资全部由民间投入。
截止2003年4月，浙江已建成此类民工公寓950多万平方米，使110多万民工有了“安乐窝”。
无独有偶，苏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大力推行外来务工经商人员集中住宿、集中管理的“双集中”模式。走在苏南地区前列的是全省经济建设的排头兵苏州市，走在苏州市前列是苏南地区唯一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的常熟市。2002年5月，常熟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全市推进外来人员集宿管理工作会议，并由市政府制订和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外来人员集中住宿管理工作的意见》。市政府在这一《意见》中，给全市各乡镇下达了硬指标：通过两年时间，全市城镇区域外来人员的集宿管理率达到70％，企业的外来职工集宿管理率达到90％。为此，该市在已建成外来人员集宿区71个，共8万平方米，已有9万名外来人员入住的基础上，2002年市政府又拨款1.2亿元、征地150亩，建设可供1万人居住的外来人员集宿小区。目前，全市30万外来人员有将近20万人住进了企业或招商城的集体宿舍，有将近10万人住进了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外来人员集宿区。
在苏州，2002年苏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把外来人员“双集中”管理作为一项重点措施予以推行。
在无锡，仅2002年县乡财政就投入2110万元，建成集中住宿区1281个，入住外来人员近5人。
总之，目前苏南对50％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10％以上的外来经商人员已实行了“双集中”管理。这种“双集中”管理模式可分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企业集体宿舍。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和大型建筑工地，一般都由企业出资建设外来务工人员集体宿舍，并作为一项企业福利，无偿提供给在本企业打工的外来人员居住，居住条件有好有差。这一类型集居点的优点是适合劳动密动型企业生产加班加点的需要；缺点是加重了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企业不得不用一部分生产发展资金去建造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产、办公、住宿“三合一”的消防安全问题。
第二种是集体居住的简易工棚。此类集中居住点主要分布在小型建筑工地、采石场、砖瓦厂，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十几人乃至几十人拥挤一室，睡大通铺或干脆“席地而卧”。与其说是居住的地方，倒不如说是一个能遮风避雨的窝。
第三种是由村镇或街道出资建设的外来人员公寓。由地方财政或村集体出资建设，对现有闲置房屋进行改造后，廉价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大多配备一定的管理人员和建有较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四种是经商人员集中居住群落。在一些大型专业市场，有的地方由政府或市管会出资建设以户为单位的集中住宿区。比较典型的有常熟的落星港、桑园河、积善寺等外来经商人员公寓。这些公寓在常熟招商城附近，建有一室一厅一卫的住房1000多套，投资总额为2000多万元，由虞山镇政府和招商城共同出资。第四种类型的集居点，有的还实行门市和住宿合一，白天是门市部，晚上成了住房。
两种模式的表层差别
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列举了苏南与浙东在民工公寓建设具体形态上的不同。乍看起来两者好像是殊途同归，都达到了让民工住进公寓的目的，都达到了集中居住的效果。但细加分析和回味，就会发现这两种模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一是动力机制的不同。“浙东模式”以民间自发型为主，“苏南模式”更倾向于政府发动型。虽说近年来浙东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全面超过苏南，但就财政实力而言，浙东却远逊于苏南。这是由于浙东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藏富于民”、“无为而治”的发展思路，老百姓的腰包鼓鼓的，可政府的财政却捉襟见肘。由于建设和管理民工公寓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浙东的地方财政并不一定承担得起。苏南目前总体上还属财政主导型经济，“财政收入”不仅是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各级党政官员引以自豪的最重要的政绩。同时，由于苏南经济靠发展乡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起家，相当一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因素都为苏南以财政或村集体经济投资民工公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民工公寓建设上，苏南习惯于层层下达“硬指标”，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方式；浙东则以“18元”的价格进行诱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方式。通俗地讲，浙东的地方政府对民工公寓建设投入是“一毛不拔”；苏南的地方政府则是“九牛一毛”，即除企业集体宿舍外，民工公寓建设中民间资本所占份额很少。
二是出发点不同。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是行政行为，一个是市场行为。苏南地方政府推行民工公寓建设的出发点是便于行政管理。“民工公寓的最大好处是便于对外来人员进行管理，减少违法犯罪和计划外生育。”几乎所有的苏南地方官员都这么认为。因此，苏南在推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种变相的强制性色彩。如无锡市锡山区港下镇把到该镇打工的1500余名外来人员全部安排至湖塘桥村集中居住。除非运用某种变相的行政强制措施，否则很难设想会达到这样的集中效果。也正是由于出发点是“便于管理”，所以对其他方面的配套建设考虑很少，民工集中生活区的基础设施普遍不足，公共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在苏南一些地方官员的眼里，外来民工有工做、有饭吃、有房住，这样的条件已是很不错了。反观浙东民工公寓建设，从投资商的角度说，则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商业服务来获取企业利润。在“力邦”公司老总和员工的眼里，民工为他们提供了财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竭尽全力为“客户”服务好，才能让这些背井离乡的异域人士有家的归属感，也才能增强公寓的吸引力，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的投资有良好的回报。从浙东地方政府的角度说，支持和引导民工公寓建设，出发点也是为了服务。即千方百计地为来本地投资兴业的客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以促进企业后勤服务的社会化，繁荣当地的第三产业。两地建设民工公寓的出发点不同，由此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苏南的民工公寓建设一般都由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或公安派出所充当组织牵头者的角色；而在浙东，似乎当地外经部门和隶属于计委的第三产业办公室对此项目更感兴趣。比如，浙东当地的政府外经部门普遍把民工公寓建设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承诺给予公益性事业用地的政策优惠；慈溪市三产办还专门制定奖励政策，对兴建民工公寓的投资商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奖励。
三是运行机制不同。由于苏南民工公寓建设是行政行为，故而发动者和组织者津津乐道于社会效益，对经济效益却是讳莫如深，深怕玷污了这项“神圣的公益事业”。在苏南也不是没有民间人士投资这一项目。如早在1999年，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商人张金昌就自筹资金130多万元，将闲置的成片厂房改造成可以容纳700多人居住的民工公寓。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沙洲乡、无锡新区，近年来由民间投资建设的民工公寓项目也陆续出现。但建设资金来自民间，并不意味着投资商会有力邦公司老总那样精明的市场经济头脑，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娴熟地运用市场化运作去追求最大利润。事实上，这些民间投资建设的民工公寓，由于投资额过少或投资商缺乏独到的商业眼光，普遍不懂得如何通过发展规模经济和与之配套的社区服务来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而是一味在租赁费用方面进行成本核算。这样的运作方式注定是没有旺盛生命力的。当这种新事物最初在常州市武进区出现之时，当地综治办和派出所也十分欣喜，倾尽全力予以扶持。但由于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并没有把这一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当作企业行为看待，投资商在规划、用地、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特别是融资方面，面临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仅依靠综治、公安部门的力量是无力协调解决的。再加上综治、公安部门本身对项目的市场化运作也缺乏经验、心中无数。因此，尽管民间资本参与民工公寓建设，苏南要早于浙东，但却由于缺少像“力邦村”那样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示范典型，难以全面推开形成气候。更为有趣的现象是，浙东的商人在投资民工公寓建设时，一般只字不提所谓社会效益。如在金华所辖的永康市，今年以来就有100多个投资商有意建设民工公寓，纷纷向政府提交批租土地的申请。投资商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在申请报告中不约而同地吐露出共同的心声：“上民工公寓建设项目收益稳定，比普通的小企业赢利还来得快。”这是投资商的大实话，体现了浙江商人为人处事的坦诚。
更深层面的反思
苏南、浙东民工公寓建设的差异，看起来是财政实力、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营理念问题，但进一步探究下去恐怕与两地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关。
在没有任何物质条件、资源、优势的情况下，浙东人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研究浙东经济时，许多学者引用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文化史观的有关观点，即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们在比较两地民工公寓建设的差异时，都能从两地不同的文化渊源上找到更深层面的“文化基因图谱”。
历史上，苏南地区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从吴泰伯开始至今3000多年来，吴文化源远流长。而浙东地区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当推形成于南宋时期的永康文化和永嘉文化。南宋时期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组成的“功利之学”，成为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的一个独立学派，对浙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观念上，吴文化宣扬“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超功利主义，即讲求重义轻利和空言无实的学风，整个传统价值观的基调和系统是儒家的格物致知、先义后利。即使在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的今天，吴地的人们总喜欢带着一层温文尔雅的面纱，把功利之事做得十分冠冕堂皇。与此相反，早在正统道学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南宋，浙东文化就树起“功利之学”的旗帜，强调“义利双行”、“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耳”，把实事实功的完成和实现，作为衡量德才的唯一标准和敬德穷理的最后目的。我们知道，传统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传承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现代人。即使在民工公寓建设中，我们仍能时时刻刻感觉到它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何浙东人偏重经济效益、苏南人乐于强调社会效益的深层历史文化根源。
两地历史文化的另一个不同是，吴文化强调群体、等级，永嘉、永康文化倡导个性、能力。
作为吴文化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群体原则确实包含了一些合理内容，但毋庸讳言，它的过分强化，也有负面的作用。在群体至上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权利等等，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现在财富分配方面，苏南强调先强市（县、区）再富民，地方财力分配向政府财政倾斜。所以尽管苏南GDP总量和人均GDP指标都超过浙东，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三大指标均远远落后于浙东。这使得苏南难以像浙东那样有充足的民间剩余资本投入民工公寓建设。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工作和生活在苏南的民工都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深更半夜，辛苦劳作一天而进入梦乡的民工夫妻，时常会被派出所民警和群防群治人员地毯式的清查所惊醒，还不能有半点怨言。为了服从政府管理的效率，有时还不得不屈从行政意志，牺牲自由居住权而接受所谓的“双集中”管理。说起吴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则更是一大糟粕。且不说苏南人对权力和权威的迷信到达何种程度，单就所谓长期蛰居于富庶之地所养成的优越感和自我陶醉而言，就明显地表现为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本地的乡下人瞧不起经济欠发达地区乡下人的市侩心态。这使得苏南本地民众与外地民工之间，有一道实实在在、难以逾越的藩篱，其文化隔阂、精神对峙根深蒂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外地民工要想融入苏南当地的社会生态圈，无异于虚幻的海市蜃楼。举例来说，苏南的普法机关近年来热衷于搞所谓的流动人口法制宣传教育，但普法的内容大多局限在暂住人口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要求民工履行公民义务的法律法规方面，而劳动法等维权法律法规不是被轻描淡写，就是被搁置一边；普法对象针对的是处于弱势群体的民工，而对用工单位如何增强合法用工的观念却普遍不受重视。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坚不可摧的等级观念在作祟。
偏居海隅、崇山阻隔的地理环境，使温州、台州等地的先民在长期饱受交通不便之苦的同时，也使汉民族灿烂的文化基因库中意外地保留了永嘉、永康文化这一独特的成份。自汉化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但即便如此，地理障碍也使不同的汉族地区在接受程度方面有很大差异。在温金台地区，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为当地摆脱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可能。被朱熹攻击为“大不成学问”的永嘉、永康文化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这种与西方市场经济思想内涵相契合的文化因子，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只能被视为“异端邪说”，但一旦遭遇市场经济的土壤和阳光，基因立即突变，瞬时就会绽放出绚烂夺目的奇光异彩。浙东文化崇尚个性、能力的价值取向，表现在生产力发展上，使浙东人敢闯敢冒、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善于发现商机、捕捉商机的天资快速成长，人自为战、户自为战、村自为战，基于个性、能力之上的民间生产力能够尽情释放。表现在财富分配上，政府宁可暂时牺牲财政收入方面的政绩，也要实现“藏富于民”的主张。现今，浙江是全国唯一取消农业税的省份。正是由于民间活力和政府开明政策的双向互动，使浙东在短短的十几年间里就积聚了巨额的民间资本。当遇到“力邦村”这样的投资项目时，民间的剩余资本没有理由不趋之若鹜。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浙东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官阶。即使是一市之长，如果他觉得自己在岗位上不能自由地实现人生价值，也会毫不犹豫地辞官下海经商。对普通民众而言，浙东人根本没有职业高低贵贱之分。浙东人的祖祖辈辈，由于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和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繁，逃荒、要饭是常事。即使今天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十几年前九成以上也是小木匠、小瓦匠、小裁缝或修鞋的、摆摊的、理发的、弹棉花的。他们深知，昔日的自己就是今天的民工，将来的民工也许就是今天的自己。过去外出摆摊、长途贩运、遭人歧视的漂泊无定的苦难经历，使浙东人能够切身体会到“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的生存艰难。因此，像全国普遍的黑心工头拖欠民工工钱之事，在浙东也很少发生。尽管浙东在建设民工公寓中，政府和投资商追求的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但无论是政府对民工公寓的绿地规划，还是投资商提供的每月18元住宿和每餐2元的饭菜，以及各种生活娱乐配套服务，处处都浸润着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难道这种讲求经济效益的实际社会效果不比我们苏南人口口声声提倡的“社会效益”要好吗？在2003年初国家统计局组织的调查中，2002年浙江实际流动人口数量比江苏多出400万人，但就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作肯定性评价这一指数而言，浙江则比江苏高出3.18个百分点。这正好印证了亚当•斯密的一段精辟论述。1200多年前，英国这位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其经典名著《国富论》中说：“人人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资源产生最高的价值。一般的人不必去追求什么公共利益，也不必知道自己对公共利益有什么贡献。他只关心自己的安康和福利。这样也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去促进原本不是他想促进的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个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往往要比他自觉追求社会利益时更为有效”。
余 论
“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的同志。民工公寓建设在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看似“小事”，可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民工弱势群体来说，却是安居乐业的大事；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检验一个地区的党委政府是否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一块试金石。
民工公寓采用何种模式建设，看似一项具体工程的设计和管理理念问题，但深究起来却是政治觉悟、发展思路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地区“三个文明”建设沿着何种方向前进的问题。
“好让别人夸，痒要自己抓。”细察民工公寓建设方面苏南与浙东的差别，苏南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思想观念意识已经明显落后于浙东人了，在胸襟气度方面也不如人家那样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暂时的落后并不可怕，怕就怕不能正视自己的弱点；怕就怕不能从实际出发，找到自己有特色的发展新路。
建设温情化服务、人性化管理的民工公寓，是政府规划、建设、土管、发展改革、治安、计划生育等部门以及投资开发商等相关各方共同的责任；善待为本地繁荣而出力流汗的外来贫苦百姓，是每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心理素养。
惟愿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在忙于招商引资之余，也能拨冗到民工群众中去走一走，体察一下他们的情绪，关心一下他们的疾苦。毕竟只有让这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苦大众与我们共同过上高质量的生活，才能真正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惟愿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部门今后不再把外来民工当作社会不稳定因素。即使对于他们之中极少数因“饥寒起盗心”的霄小之徒，政府除了动用专政机器外，也还是要给予他们一份人文关怀，毕竟这些人与那些因“饱食起贪心”的脑满肠肥的污吏有本质的不同。贫困、饥饿、失业、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分配不公才是导致极少数民工铤而走险的根源。
惟愿各级土地、规划部门，把民工的流入当作我们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民工公寓的建设预留必要的土地空间，并尽可能给予用地方面的政策性优惠。
惟愿各级城建部门能够把物业机制引入民工公寓管理，同时切实解决好生活垃圾和污水的达标排放问题，让民工兄弟姐妹也能过上整洁优美的现代城市生活。
惟愿广大的社区民警能够把世界第四次警务革命的全新理念引入民工公寓管理之中，多与民工保持密切的接触，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与民工一道共同构筑起防范违法犯罪的堤坝。
惟愿众多先富起来的投资商，把握好民工潮所带来的无限商机，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在为广大民工提供价廉物美服务的同时，自身也生意兴隆、财源茂进。
主要参考文献：
[1]力邦村经营全案披露.都市快报，2003-03-06.
[2]蒋勇，张峰.“民工经济”的神奇效应.浙江日报，2003-01-20.
[3]袁亚平.温州市实施外来务工人员“安心工程”纪实.人民日报，2003-12-02.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5]肖萐夫，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文章来源：作者赐稿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光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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