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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三畏的汉语研究(孔陈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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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1 12:16: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孔陈焱的论文《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发端》第三章《卫三畏的汉语研究》。
下面的摘录略去了原文的差不多全部脚注。原文所附各种番语的拼写,包括字母上的各种附加符号尚未仔细校对。

——————————————

汉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汉语基础之上,汉语研究是汉学的传统,也是前提。来华传教士是最早开始系统研究汉语的西方人。16世纪以来的西方人,主要是欧洲传教士,提出了第一个汉字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第一部汉西对照字典、第一部汉语语法书,还有大量的中西文文献互译。19世纪前,欧洲汉学家们对汉语的研究促使西方专业汉学得以确立。1814年法兰西学院首设汉学讲座,名称即“汉语、鞑靼一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教习汉语是其重要任务之一。

19世纪中外交往格局剧变,来华西方人逐渐获得汉学发展的种种便利条件。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乃开拓19世纪汉学研究新局面的先行者。与明清之际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情况类似,新教传教士为了开拓传教事业,与中国民众直接交流,也必须首先掌握汉语。这也包括了他们所在传教地区的中国方言。汉语研究成为新教来华传教士“在学术研究方面致力最多的一个领域”。新教传教士们可以借鉴以往西方汉语研究成果为基础,有的还与欧洲汉学家遥相呼应,直接促成了19世纪中叶后汉语研究新高潮的来临。

为了帮助来华西方人学习汉语,卫三畏在华期间编著了《拾级大成》、《英华韵府历阶》、《英华分韵撮要》、《汉英韵府》等教材和字典。目的固然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传教士乡布道之用,但这些教材和字典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既有利于西方人学习汉语,又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研究汉语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汉语的笔满蘸着中西文化互动的墨汁。
 楼主| 发表于 2010-9-11 12:16:4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节 卫三畏来华前西人汉语研究回溯

一、16~18世纪西方汉语研究回溯

文化交流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语言的障碍。不同文化就有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以及通过语言所体现出来的逻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西方人通过不断积累汉语知识,逐渐了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拼出一幅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总体认知,乃是其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16世纪前,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屈指可数,论及中国语言文字的则更少。15世纪末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后,葡萄牙、西班牙的使节、传教士、商人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写回国内的报告以及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书籍,引起了欧洲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兴趣。

16至18世纪是西方人的汉语研究摆脱感性认识向着理性阶段迈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他们汉语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为19世纪欧洲“汉学学科的确立”在语言研究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汉语研究上他们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如着手编写有关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著作,就汉语的起源展开激烈讨论,学习、教授汉语并尝试编写学习汉语书籍等。所有这些,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577年,汉字首次出现在由西方人编写并在欧洲出版的著作中。1575年,曾经作为西班牙使节出使中国的拉达根据泉州土音(闽南话)用西班牙文编著《华语韵编》( Arte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oa China),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方言的字典,可惜已散佚。16世纪下半叶,耶稣会士开始进入中国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能运用中文来撰写书籍,编撰字典。1584至1588年间,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葡华字典》( Dicionario Portugues-Chinese )。这是西方人用罗马字母拼读汉语的初次尝试。耶稣会士奇罗诺大约在1595年至1602年间编写了一部闽南语字典《汉西字典》,用罗马字母拼读闽南方言。

17世纪,耶稣会士在其著作中对汉语的描述越来越丰富。金尼阁于1626年出版的《西儒耳目资》是我们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用罗马字母记录汉语语音体系的著作。卫匡国在1653至1657年间用拉丁文著《中国文法》( Grammatica Sinica)是耶稣会士撰写的最早的汉语语法书籍,该书长期为欧洲学者了解汉语语法的唯一参考书。与此同时,欧洲本土学者通过与在华传教士交流信息、阅读流传回欧洲的西文或中文书籍、请教居住在欧洲的中国人等途径,也了解到关于汉语的点滴知识。

1640年,多明我会传教士迪亚士编撰了《汉西字汇》(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这是多明我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的第一部汉语官话字典。1682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万济国(瓦罗)在福建完成其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刊行的汉语语法书《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 ,1703年在广州正式出版。

进入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认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提高。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1728年撰写于广州的拉丁文本《汉语札记》(Lingue Sinice)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汉语语法书。虽然长期没有出版,直到1831年才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College)被译为英文。但它作为西方人以欧洲语言所写的较为系统的一本中国语法书,其影响是深远的。德国学者巴耶173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拉丁文汉学著作《汉文博览:详论汉语和中国文学的道理》(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explicatur…),在序言中对西方的中文研究历史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此书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书。法国汉学家傅尔蒙在1738年和1742年相继完成了两部汉语语法书,《汉文考索》(Meditationes Sinicae)和《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

16~18世纪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19世纪汉学家的中国语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语研究主要成果

19世纪前期,西方汉语研究进入专业汉学研究阶段。1813年,法国汉学家小德经出版了汉法拉字典——《汉字西译》(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 )。在这部字典中,214部首检字法得到推广和运用。1815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出版了《中文、满文语言文学讲义纲要》(Progammedu Coursde Langue et de Litterature Chinoise et detartaremandchoue ),此书是在他就任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时发言稿的基础上写成。1822年,雷慕沙出版了名著《汉文启蒙》( 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此书把当时的古代汉语和通用口语作了区别对比和说明,开西方汉学界把书面语和口语分别研究之先河。

但19世纪汉语研究的接力棒己经转到前往中国的西方人手中,尤其是英美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18世纪中叶,由于礼仪之争后雍正、乾隆两朝禁教,使西方中国语言研究出现了一个断层,直到英美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初进入中国后才发生变化。

自马礼逊入华以来,大批英美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形成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新高潮。这次高潮与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的汉语学习高潮相比,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了前者。新教传教士在汉语学习和研究上更注重工具书的编写。汉英一英汉字典的编撰在中西交际中尤其重要,不仅为了学习汉语,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西方人如果要了解中国,字典也起到了百科全书的作用。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语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于一系列字典的编篡。卫三畏的汉语研究主要成果就是他的一系列字典。

马礼逊是第一位研究中国语言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他与米怜一起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训练传教士掌握中国语言和翻译《圣经》。在澳门,他与裨治文、卫三畏一起创办和出版《中国丛报》,对卫三畏颇有教益,他的儿子马儒翰是卫三畏非常尊敬的好友。

1815~1823年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在澳门陆续出版了由三大部分组成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其编撰体例比小德经的字典更加完善。这是中外历史上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英汉对照字典。这部字典不仅对西方人学习汉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汉英一英汉对照的字典,内容又超出一般字典只释词义的范围,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重视。

字典共6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字典,共3卷,卷1出版于1815年(xviii+930页),卷2于1822年(884页),卷3于1823年(908页)。按照《康熙字典》所列214部首顺序编排。每个汉字均标出罗马字母拼音,注明四声。有的字附有篆书与行草。逐字给出英语解释、词汇和例句。第二部分称为《五车韵府》,2卷。卷1按照罗马字母顺序排列,在每个罗马字母拼音后列出汉字。每页分为三栏,逐字给出英语解释、词汇和例句。于1819年问世(xx十1090页)。卷2包括各种索引和表,一份古代汉字字形一览表等,于1820年出版(vi+178+305页)。第二部分1865年曾在上海再版。第三部分是英汉字典,按英文字母排列英语词汇,逐词给出汉语的对应词。马礼逊“将以字部检字的汉英字典放在首要的份量最重的位置。这种设计思想正反映了西人人编纂汉英字典在汉字排序方面的观念和方法的变化,这也突显了《康熙字典》对西方汉英字典编纂学的非同一般的影响。”

作为编写字典的副产品,1815年,马礼逊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此书分成六大卷,共计4600余页。可说是当时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汉语语法进行的最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他几乎提出了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全部理论性问题,并对相当多的语言现象和语法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回答。奠定了近代汉学界以西方语法学理论分析汉语语法问题的基础。

1828年他又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专门收集广东省的方言用语,带有字典的性质。第二版于1840年在加尔各答问世。加上卫三畏编著的《拾级大成》和《英华韵府历阶》等,这些书都成为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教材。

与马礼逊、卫三畏同时期的其他传教士和汉学家也留下不少汉语研究著作。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希曼在印度的赛兰坡(Serampore)出版了分析古代汉语语法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Chinese Grammar)。 1831年明清之际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于1731年所撰写的中国语法书《汉语札记》,在马六甲刊刻,后经裨雅各译为英文,1847年重刻于广州。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1838年出版的《开放中国》( China Opened)中,对中国语言和文学也作了专题的论述。他列举了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些书籍。如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傅尔蒙的《汉文考索》、万济国(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雷缪沙的《汉文启蒙》等。19世纪初,来华新教传教士积极地为汉语方言罗马化,其中最有名的应属麦都思于1832年编成的《汉语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本闽南语字典”,收有12,000个字。在东印度公司资助下从1831年开始印刷,但在1837年前还未完成印刷。卫三畏接手最终完成了这个印刷工作。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后西方人研究汉语方言的第二部著作。

作为传教士们研究成果的补充,一些来华外交官以学者的身份也作了不少汉语研究。如英国汉学家德庇时在1836年出版的《中国人》一书中,专门论述中国语言和文学,对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和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据吴义雄统计,在1849年前西方各国学者编著的字典类书籍达40种,其中新教传教士编写的就有17种。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更多传教士、学者加入到传播福音和汉语研究中来。

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编写了《汉语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还有后来相继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任和第二任汉学讲座教授的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和翟理斯。威妥玛1867年出版了《语言自迩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成为当时权威北京话教材。它系统记录了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音系。作为课本,其语音、汉字、语汇、阅读并重。所包含的1500多条注释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翟理思1892年出版的《汉英字典》(A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是继前面几部字典后最重要的汉英字典,所收的词汇、语句较以前任何一部同类字典都多。中文字照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它包括10,859个字,从A至Z按26个罗马字母顺序排列。除对单个汉字有解释外,还有对该字词条的释义。翟理思在继承威妥玛罗马拼音法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法,为他在汉语研究史上确立了引人瞩目的地位。

以上就是卫三畏从事汉语研究的时代学术背景。卫三畏对汉语的研究一方面可看作是传统汉学选题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当时西方人来华从事传教等工作的需要。后者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前者的直接原因。

卫三畏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中第十章专题大篇幅探讨了中国语言和文字,内容关涉文字的起源、构造、发音和拼音、字形变化、书写工具、印刷技术、官话与方言的区别、汉语语法、文体、汉语学习方法等各个方面。这是卫三畏对西方汉语研究的一般性综述。虽然其中不乏独创之处,但卫三畏汉语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乃体现于在华四十多年间编撰的一系列字典。尤其是《汉英韵府》一书,在为卫三畏赢得美国首席汉学家声誉的两本著作中,地位与《中国总论》并列。写作这些汉语研究著作几乎占去卫三畏在华从事汉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
 楼主| 发表于 2010-9-11 12: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后的汉语研习经历

学习中文是新教传教士来华后的首要任务。马礼逊就“暗中随人学习粤语与中国官话,了解中国情况”,为传教和文字工作作语言的准备。裨治文、麦都思、郭实猎、卫三畏等后来者也都是如此。

卫三畏来华时年仅21岁,行前所作的准备多是为将来从事印刷工作,况且美国国内也没有条件学习汉语。来到广州后,虽然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禁止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但裨治文等人还是偷偷找了一位中国读书人给卫三畏当汉语老师。他的中文老师起初几个月来时总带着一只外国女人鞋子,一旦有人发现就可以装作是来修鞋的师傅。当时熟悉中国事务的外国人很少,能在语言学习上直接辅导他的只有马礼逊、裨治文、马儒翰等少数几个。卫三畏使用的汉语教材主要就是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来华第一年工作不多,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汉语。

对卫三畏学习帮助最大的自然是裨治文。裨治文时年32岁,受过良好的教育。裨治文当时已经掌握中文,并开始用中文主持日常宗教仪式,还翻译和编写向中国人传教小册子。卫三畏来华的主要任务是为裨治文作负责出版事务的助手。两人朝夕相处,一起工作、生活。很大程度上裨治文是年轻的卫三畏的导师。他告诫卫三畏:不能一心只想着学习语言,因为他的首要任务是印刷,另外还要经常而且准确地观察他们身处其中的奇怪的中国人。这也说明卫三畏起初学习汉语的急迫心情。

1835年由于中英纠纷,卫三畏的汉语老师辞职。12月,卫三畏随美部会的印刷所从广州迁居到澳门。在澳门他利用东印度公司的中文铅字重新开始印刷麦都思的《汉语福建方言字典》。当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散时这本字典才印完一半,中国政府不允许在广州进行中文印刷。这时麦都思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来到澳门。卫三畏一直到1837年才完成麦都思字典的印刷,这个工作使他的汉语水平有很大提高。卫三畏乐于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他曾跟随英国传教士李太郭在澳门一带传教,与中国民众面对面交流。1838年1月21日他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到:“晚饭后我散步直到天黑。散步时我们常在中国人中间走动,在他们的店铺里和家里或路边和他们聊天。”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的紧张局势使传教士们滞留澳门,传教团决定全体移居新加坡。但裨治文和卫三畏认为他们应该留下来继续编写和印刷学习中文的辅导书。裨治文已经完成了他的《广东方言唐话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1837年卫三畏从日本回来就开始印刷此书。在这期间卫三畏全力投入这本书的扩充和印刷之中,他的扩充包括搜集成语加以翻译和选择补充汉语例文。1841年,他完成了裨治文《广东方言唐话读本》(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的印刷工作。“一般人不知道,此书卫三畏参与写作的内容几近一半,他的一些朋友认为已达到一半。”但卫三畏并没有在这本书上作为作者或编写者署名。

《广东方言唐话读本》是在中国写作出版的第一本有关广州方言的实用手册,长期以来是西方人学习广州方言教材。但此书价格偏贵,四开本、734页的篇幅使用起来不大方便。显然,参与编辑出版此书成为卫三畏研究广州方言的契机。不久,卫三畏编写的广州话教材《拾级大成》(1842年)就在澳门出版了。

在完成《广东方言唐话读本》的工作以前,卫三畏就忙于策划编写一部更便宜、更适合读者的简易汉语读本。1841年春天,卫三畏开始印刷八开本、300页的《拾级大成》。该书除了通过一系列练习和对照互译来帮助外国人学习广州方言外,力图起到汉语通用语法书的作用。卫三畏沿袭西方语言学习的方法来教习汉语。当时正处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之际,来华西方人急需这样一本汉语教科书。

卫三畏于1843年动手编写并于 1844年1月出版的第二本书是《英华韵府历阶》,这是一本“官话的英汉字典”,八开本、582页,携带方便。卫三畏意识到在中国范围内官话才是官员和受过教育的人说的语言。他编写这部字典是为了进一步实现《拾级大成》的目标,方便外国人在新开放的港口与当地人交流。

1856年10月,卫三畏从1849年就开始编写的《英华分韵撮要》历时6年终于完成,在广州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广东方言字典,八开本,共有大约7800个条目,加上序言、目录及附录,长达900页。

卫三畏起初是希望为在中国南方学习广东话的外国人提供一本便于查阅、释义准确的便携式手册,编的是一本50页左右的小册子。但卫三畏后来意识到编写一本完整的字典更有使用价值。当时广州及其周边地区是外国人最多的地方,为了提高交际能力,字典包括了有关广东话如何发音的内容。当时,还没有人能对小德经和马礼逊的语言学体系进行全面的改写。卫三畏编写这本字典时广泛借鉴了他所能找到的汉语字典,同时他凭借长年在华生活的经验补充了前人成果的不足。有人评论说:

这样,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卫三畏对许多词语进行了新的释义,尤其是那些有关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词汇,他的释义比以往任何词典都要精确。那些词典只是指出某个名称所指的是一条河流、一种树、一种鱼或一种昆虫,而卫三畏却力求说明其地理位置、区域或所属物种,以及它们的科学名称。如果读者已经习惯于查阅小德经和马礼逊的字典,那么这本词典也许会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因为没有词典在词条释义方面能比该词典更详尽全面。它在释义时收入了大量同义词或同义表达法,并指出了词与词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词义的变化。

字典编写期间,卫三畏经历了《中国丛报》停刊、随佩里舰队两次赴日、接任美国驻华使团秘书兼翻译等事件。卫三畏在佩里舰队担任翻译时一直雇有中文秘书,秘书工作的一部分便是帮助他完成字典编撰。我们知道姓名的一位是陪卫三畏访日的罗森,还有一位是罗森的前任老薛。罗森在前文已作介绍。老薛年约55岁,是一位染上鸦片烟瘾的中国文人。他教过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后来成为卫三畏的汉语老师。死于第一次佩里舰队访日途中。尽管得到中国文人的帮助,编写字典的困难仍然很大。1852年4月22日卫三畏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说:“我还在搜集整理广东话的词汇,编纂广东话词典,希望再用一年时间就能完成。编词典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功力不足,对这种语言所知甚少。要想弄明白汉语词典中那些奇怪汉字的意思,真是难而又难。由于我们和中国人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上有很多不同,对很多汉语词汇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这使得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相当繁难,而且总是不尽如人意”。

从日本回来后,除了日常的传教工作和印刷所的工作外,卫三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英华分韵撮要》的编写中。卫三畏此时家在澳门,工作在广州。在参与处理外交使团职务期间,卫三畏终于完成了它。

卫三畏在1856年后全身投入美国对华外交工作,汉语研究从此停顿下来。直到I863年6月举家从澳门迁居北京后,才又在外交官工作之余从事汉语研究。这年,他开始修改《英华分韵撮要》,并加入官话的语音和词语。但卫三畏在修改过程中逐渐感到,随着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扩大,对字典的要求从日常用语扩展到更为复杂的词汇。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越来越不敷用。卫三畏早就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觉得马礼逊的字典“不尽如人意”。现在,卫三畏决定再编一本字典来补充马礼逊字典的不足。

此后10多年,这项工作占据了卫三畏公务之余的所有时间。当他工作时,他的中文助手或请来的中国学者常常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们的工作是为词语下定义,并且在卫三畏的藏书中寻找合适的例句。

1871年底,卫三畏停下外交工作亲自前往上海,开始印刷《汉英韵府》。1872年9月,字典印完一半。这个过程极为艰难,卫三畏常常在定稿后又要进行修改。1873年3月,字典主体部分完成,这年秋冬两季他忙于编写序言和索引。卫三畏针对汉字多音的特性,为字典12,527个汉字编辑了索引。214部首索引为使用者提供了找到汉字官话和各种方言发音的必要方法。字典的序言长达70页,介绍了汉语的特性以及字典的编撰方法。1874年夏初,整部字典在上海出版。

《汉英韵府》问世后引起在华西方人强烈关注。当时《字林西报》和《纽约观察家》报上的两段评论集中表达了对它的褒扬。

它的条分缕析、高质量的定义与释义,以及我们认为是检验字典编写者水平的言简意赅。几乎谁都能用冗长的意译传达出一句中文短语的主旨,而编者却仅用几个英文单词便作出了确切的翻译,这是耐心、细致的工作的结果一一有时甚至付出了努力也做不到这一点。两种语言、两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如此不同,以致许多时候几乎无法用同样短小的英文句子来表述某个简洁的中文短语,这一困难更被汉语中常用的精练的谚语加剧,这些谚语暗指某一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硬译成英语常令人费解。为了展示这种谚语的用法,同时也为了说明新字典定义的恰切,我们选“骑虎之势”为例,这个简单的短语用来形容日本人当前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也许是最好不过的。在马礼逊的字典中该短语被如此定义:“骑在虎背上的人的状态,跳下来比呆在虎背上更危险;卷入坏事过深,退出便会覆灭。”卫三畏博士的定义为:“人骑在虎背上时没有退路。”马礼逊博士用了35个英文单词,而卫三畏博士只用了13个。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准确、到位、简洁是后一种翻译的特点。

这本字典就整体来说,是关于中国与中国风俗的知识宝库,是许多年来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们工作的集大成。它的作者是现今在中国年纪最长的西方人,回首往昔,尤其是忆及编写字典这11年的艰辛(字典中的每个字都是他亲笔书写的,尽管他要同时处理繁重的公务,一人经常身兼公使、秘书、翻译及商务总监等职),他完全可以对自己的成果感到满意,并感谢上帝让他坚持到底。这一崭新的贡献在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将起到良好的作用。


除了编写一系列教材和字典,卫三畏还经常在各种英文报刊发表一些关于汉语研究的论文或介绍,参与汉语研究讨论。如1837年,卫三畏曾在《中国丛报》发表文章《为学习英语的中国人编的词汇表》,介绍了两本在广东佛山出版的英语口语教科书:《红毛买卖通用鬼话》(Hungmaou mae mae tung yung kwei hwa)、《澳门番语杂志丛抄》( Gaoumun fan yu tsatsze tesuen taou )。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学习洋径浜英语的情况。《中国丛报》第20卷有一篇《关于汉语罗马化的评论》。他的汉语研究主要成果基本上都己经汇集进所编写的四部教材和字典。
 楼主| 发表于 2010-9-11 12:18:0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拾级大成》

《拾级大成》的书名版权页包括中英文两页。中文页标明“咪唎[口坚]卫三畏鉴定”,“道光辛丑年镌”(1842年),“香山书院梓行”。英文页书名是Easy lessons in Chinese:or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dialect,直译为“汉语简易教程:阶梯式简易汉语学习练习,尤其是针对广州方言”。出版地点是澳门,由《中国丛报》印刷所刊行。“香山书院”可能是卫三畏主持的《中国丛报》印刷所的汉语称呼,或者是印刷所的驻地名称。共288页。

扉页写着“谨在此卷充满敬意地记下,献给美国纽约的奥立芬先生——这位为中国的利益竭尽全力的坚定而慷慨的朋友”。奥立芬是美国来华商人,广州同孚行老板,也是卫三畏来华的主要赞助者,《中国丛报》的赞助人。

序言是关于教材编写缘起、章节内容安排、拼音系统等说明。卫三畏表示这是想为那些刚开始学习汉语的西方人提供一本合适的教程。无论他们已经身处中国、仍在自己国家或正在旅行途中,都可以用它来学习。卫三畏认为,虽然这是一本介绍性质的、不大的教材,但内容本身自成完整的体系。

这本教材除了前两章需要有教师或字典来帮助理解含义,学习其余部分完全不需要再借助任何其他工具书。学习这本教材可以满足学生达到汉语初级水平,简单阅读汉语的需求。卫三畏介绍了一些汉语学习的技巧。他说如果学生正在学习广州方言以外的其他汉语方言,可以使用这教材在老师的帮助下通过行间标出的读音来学习广州方言。如果没有老师帮助,那么学生无需过于关注发音,学习重点应放在汉字的含义。卫三畏认为当地汉语的发音和声调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没有老师帮助无法只靠书面拼音法来学习。卫三畏认为记住汉字含义和其构词法的关系比只掌握读音或构词法更重要。因为一个人如果忘掉了汉字含义,通过构词法的关系更容易联想起来。卫三畏建议初学者不要太热衷于语法的规范和文体的优美,要先积累大量能熟练使用的词汇。刚开始只要知道中国人是如何谈话、写字,谈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就行了。

前四章和第六、八、九章除了在学习广州方言时可以使用,学习汉语的其他方言也可以通用,因为这些内容是汉语的一般知识。卫三畏要求学生仔细阅读前三章的说明,通过做练习来达到对汉字的理解。卫三畏认为这是学生开始掌握汉字部首排列法—就如同熟悉其他语言的字母排列法—的最好方法。卫三畏使用《康熙字典》的214部首法,通过讲解部首和字根的含义让学生理解汉字的构成法。第五章会话与第七章练习题主要针对广州方言学习。其中包含便于西方人与不懂英语的汉语老师和中国仆人交流的基本日常用语。有趣的是这些日常用语保留下当时西方人在华与中国人交往的生活细节,是现代学者进行社会生活史考察的基本史料。如有一段西方人与中国仆人的主仆对话,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仆人为洋人请客吃饭准备的菜单。有“蟹汤、烚石斑鱼、局蠔、烧猪仔、吉列鸡、羊排骨、局薯仔、蛋菜、萝卜粉、铁钯葱牛肉、红薯、灯挞、牛骨髓、布颠炖吉时、牛奶饼、饼干、两三样果子酒、啤酒”。其中不少现在都已经无法知道是何种菜。

教材几乎完全省略了语法说明。因为卫三畏觉得汉语的语法书籍太多太杂,也没有必要在这本针对初学者的简单教材中来讨论。卫三畏只想把初学汉语者带上一个新台阶,在实用中一步步慢慢走向完善——积圭步,致千里。所以他取书名为“拾级大成”,意思就是“Short Steps to Excellence"。

卫三畏对当时西方人编写中文教材提出建议。他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汉字按照部首排列更容易学习,使用字根排列的方法更适合学者或有基础的汉语学习者。因为字根排列虽然有助于按照汉字字根来理解字义,但当时西方人按照1040个字根排列汉字的方法显得过于复杂,不利于汉语初学。

卫三畏还把这些课程设计成同时可以用于向有一定英语基础的中国青年教授英语,让他们对照两种语言的习惯用语,学会使用地道的习语把汉语翻译成英语,把英语短语译成汉语。他希望这本教材能简化西方人的汉语学习,推动更多西方人来学习汉语;尤其是让那些知难而退的人能下决心学汉语。卫三畏表示要帮助人类大家庭中说英语的一部分与说汉语的一部分人增进交流。他提出汉语学习的展望:

每一个友好的人都欣喜地看到:如此强大、古老的一个种族,汉人的子孙们,将在艺术上获得成果,社会生活得到改进,增加对西方的了解,得到一切成就中最完美和伟大的礼物——《圣经》的宗教和希望。本书贡献的就是为了这一切良 好目的而增进一个拥有荣誉的种族与基督徒的交流。

这完全是一个传教士的心声。

全书分为十章,以下简要介绍其内容。
第一章:汉字部首。内容包括学习汉语的方法介绍;部首的使用说明;《康熙字典》214部列表和发音、含义及说明;一篇用来掌握部首的汉语部首歌诀。
第二章:汉字字根。内容包括汉字字根的含义;字根的数目;它们的分类;用部首和字根构字的方法;构字举例;关于构字法规则的说明。
第三章:阅读与书写。内容包括阅读汉语的方法;四声的解释和示例;广州方言发音和声调表;声调的标注法;中文书籍中的标点符号;拼音系统的使用;握笔法;汉字的笔划;临摹练习。
第四章:阅读课程。内容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中选来的句子。这里大量例句都选自被卫三畏误称为《三国志》的《三国演义》。
第五章:对话练习。内容包括与老师对话;与代理商对话;与仆人对话。
第六章:阅读文选。所选11篇文章有9篇来自清代学者蓝鼎元(号鹿洲)的《女学》。最后两篇来自《聊斋》。每个汉字下方都注有广州方言发音和英译。就笔者所见,卫三畏是西方最早发表《聊斋》单篇译文的人。
第七章:量词。卫三畏认为汉语的量词是西方人学习中遇到的难点,因此专章详细介绍常见28个量词的使用方法,另配更多汉语量词使用的范例。
第八章:汉译英练习。内容2篇来自《三国演义》,5篇来自《聊斋》,1篇来自康熙、雍正的《圣谕广训》,3篇来自《三字经》,1篇来自《四书·上孟》。
第九章:英译汉练习。内容是包含形容词的短句翻译。有《三国演义》文选翻译,《玉娇梨》文选翻译及一些已经译为英语的中文短句的回译。
第十章:阅读与翻译课程,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中国人的日常文书,包括按照中文格式书写的家信、请柬、对外布告、奏表、圣旨,最后一篇是林则徐致英国女王的信。后面都有详细的英译对照。
文后附:无英译的中文文选作为泛读。内容包括《三国演义》、《玉娇梨》片断,和《聊斋》故事《雊鹆》、《黑兽》、《橘树》、《牛飞》、《义鼠》、《象》、《赵成虎》、《鸿》、《牧竖》,还有《子不语》、《圣谕广训》、梁发的《劝世良言》、中译本《路加福音》中的片断。

《拾级大成》中部分文摘和读写练习,还有汉字的广州方言罗马字母拼音法都沿袭自卫三畏一年前帮助裨治文刚出版的《广东方言唐话读本》。语法方面虽然讲得不多,亦多来自马礼逊等人的研究。

卫三畏在《拾级大成》中的这种讲解语法,配以简单实用的练习和行间译文的设计,模仿自德国语言学家奥伦多夫的语言教学方法。这种语言教学方法产生于18世纪末的欧洲。它是用母语翻译教授外语书面语的一种传统外语教学法,即用语法讲解加翻译练习的方式来教学外语的方法。在外语教学领域也叫古典法(Classical Method)、旧式法(Old Method ) 。它的主要特点是:(1)用母语组织教学。把母语做释义、讲解、练习和检查的重要手段,很少积极使用目的语。(2)以传统语法作为教授外语的基础。语法被当作语言的核心,是外语学习的主要内容。语法讲解采用演绎法,先讲解语法规则,然后在练习中运用,巩固规则。(3)侧重培养阅读能力。语法翻译法把口语和书面语分离开来,把阅读能力的培养当作首要的或惟一的目标。口语教学局限于使学生掌握词汇的发音。

《拾级大成》的编写形式与威妥玛在1842年编的一个对话练习也很类似。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学者研究汉语学习的模式。

总的说来,这是一部研究性不强的通用教材,其主要作用在于普及汉语知识,显然效果不错。1845年,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撰文推荐此书。1851年西方人研究汉字如何编码在电报中发送时,就参考到《拾级大成》对汉字笔划的介绍。1856年,卫三畏对汉字构成法的解释被称为最可靠的说法加以引用。1861年,美国学者探讨汉语与印欧语系关系时也参考了《拾级大成》。

汉字基本上属于表意文字,不适合作为近代西方语言学中语音描述的工具。中国汉语方言研究和教学发轫于使用罗马拼音字母的西方人,不足为奇。卫三畏的《拾级大成》便是其中之一。它留下的大量广州方言语音资料,即使只从语言学研究角度看,其学术价值也弥足珍贵。
 楼主| 发表于 2010-9-11 12:18: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在山 于 2010-9-11 12:25 编辑

第四节  《英华韵府历阶》

中国汉族自古以来,尽管一直有许多方言,但既然有统一的文字,事实上也必然需要和伴随着一种标准语。古代标准语并非出自行政命令进行推广,并且远不是各地的人都能听懂,却是自然形成的。古代标准语的形成和变迁,自然是与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有关。根据现代语言学者研究,近代汉语史上通行全国的官话,长时期里是南方官话。清廷以满语为国语,但无法抵御汉化之进程,汉语官话继续发展,官话正音代表点终由南京变为北京。北京官话获得现代通行官话标准语地位的时间应是1845年前不久的时候。(参见王曾瑜:中国古代的“标准话”是如何形成的,《人民日报》,2005年04月26日第十五版;张卫东:北京音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区是中国南部,如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人都是如此。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后,活动区域扩展到中国中部。当时政府官员和地方文人讲的官话乃是南京官话,因此卫三畏等人关注的也就是南京官话。到1850年左右,一批英国外交人员越来越多与北京打交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威妥玛、艾约瑟、翟理斯等人都认为英国人学习汉语应该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艾约瑟曾说:“南京官话比北京官话在全国使用更广泛,……但在帝国官府里面说话的人必须学习北京方言。北京方言经过净化就成为被接受的‘帝国官话’”。

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便是由早期来华居住在南方的新教传教士编写的一部南京官话英汉字典。

《英华韵府历阶》的英文书名是Ying Hwa Yun-fu Lih-Kiai, An English And Chinese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从名称看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官话拼音的英汉词汇对照。道光癸卯年(1844年)在澳门香山书院印刷出版(Macao: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Repository)。这本字典八开本,分为序言、导言、正文和索引。全书共520页,不少于14146个词条。

卫三畏在序言中说,他编写这本字典原本乃是希望在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绝版后,在它基础上继续编写。但由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后外国人活动扩展,他们发现到帝国的其他地区去,只懂广州方言是不够的。卫三畏改变初衷,目标转到中国的通用语言上,并用附录使它适应在中国南方使用。编写时参考了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贡萨尔维斯的《葡汉字典》( Diccionario Portuguez-China )、裨治文的《广东方言唐话读本》等书籍,同时他还雇佣了几个中国老师帮助编写。裨治文也参与了字典上半部的工作。卫三畏说,马礼逊在他来华后无论生活还是学习上都给予了很多帮助。而马礼逊总是千方百计让学习汉语变得简单一些,把这与福音传播连在一起。为了怀念在1834年去世的马礼逊,卫三畏把这本继承马礼逊遗志的书献给他。

序言后卫三畏附上了参考文献,包括当时在华西方人的“关于汉语的语言学研究著作”和西方人“汉语书籍的翻译作品”。从这两份资料列表我们可以看到1844年前卫三畏从事汉语研究的学术基础,主要是来自英国游记作家、法国汉学家和在华英美传教士的著作。

序言后的导言部分长达88页,占整本书篇幅的17%。这是卫三畏汉语研究心得的一次总概括。主要是推介他自创的汉字罗马字母拼音法。

第一部分是谈这部书的写作计划。卫三畏说书的主体如同马礼逊的字典那样使用中国的通用语言——通常被并不恰当地叫作“官话方言”。但他还希望这部书有别于一般的词汇书,在广州、福建的外国人能在附录的两种方言索引帮助下与中国人交流。索引按照《康熙字典》214部首顺序排列,每个汉字都注上三种罗马字母拼音。在与使用不同方言的中国人交往时,初学者即使听不懂,写下来后可以查方言索引来明白和掌握那种方言的汉字发音。这也是学习方言的一种方法。卫三畏还希望那些已经掌握广州方言或福建方言的人能通过这本书学习更多的汉语习惯用语,利用这个索引在两地使用。为了缩减篇幅,卫三畏省去很多同义词。为了防止外国人混淆汉语名词与动词(名词和动词在汉语中经常形式没有区别),卫三畏用to和a来加以区分。如“认保”(即保释)的to bail和a bail两种情况。

第二部分谈的是拼音法。卫三畏认为汉语发音在不同地方的人中区别太大,因而拼音十分困难。卫三畏指出,《康熙字典》采用反切注音法,但广州方言拼音法来自《分韵》,福建方言来自《十五音》,文字也按照部首或韵部排列,各不相同。相同的字,不同的音,不同的拼音法。外国人根本无法掌握。而现在西方人创制的罗马字母拼音法种类很多,英语学者、法语学者、葡萄牙语学者、德语学者等拼法各异,造成混乱。卫三畏主张现在西方学者必须把罗马字母拼音法统一起来,让学习者只要学一种拼音法就可以拼出不同方言的音。当时在印度,西方人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卫三畏认为利用汉字单音节的特点来创制只用26个罗马字母拼音法,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卫三畏提出了自己创制的汉语罗马字母拼音法,并在这本《英华韵府历阶》中开始尝试使用。

长元音用“ ' ”标注,短元音不另加符号,有些音加重音符号“ ` ”,。卫三畏列了一张包括76个元音、双元音和辅音的汉字声母表,后面列出拼写官话、广州方言、福建方言声部的例子。卫三畏所说的官话其实就是南京官话,他说的广州方言以广州城的话为准,福建方言以漳州地区(包括厦门话)为准。分别参考马礼逊的字典、《分韵》和《十五音》,还有以《十五音》为基础的麦都思的《汉语福建方言字典》。然后卫三畏又列出一张包括112个音的汉字韵母表。也参考了马礼逊和麦都思的字典。然后卫三畏详细说明了这种拼音法的具体使用方法。

卫三畏的罗马拼音法只使用常见罗马字母,而且不使用区别符号,更重视使用不同的元音。因此在书写上比其他拼音法更加简易。如原先a用上区别符号后有 ā á ǎ à 共5种书写,现在只用长音a来表示,显然是大大简化。卫三畏认为中国人说话口音原本差别就太大,过于区分没有必要。

第三部分卫三畏讲的是声调和吸气音的表达方法。这是汉语的一个特色,卫三畏从马礼逊标注声调谈起,结合他对当地有文化的中国人和没文化的中国人的观察,认为声调与文字没有直接关系,而是来自学习过程中对老师和周边人讲话的模仿。所以声调与书写没有关系。他建议外国人不必刻意模仿某人,否则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受人嘲笑。不过卫三畏还是建议对中国人的声调有所了解,这样有助于理解中国人的对话。卫三畏详细介绍了中国语言的声调以及表示方法。以广州方言八声为参照,分别对照南京官话和福建方言的声调。卫三畏建议引入希腊送气音符号“ ‘ ”和“ ’ ”,,他认为比以往插入“h”更好。

第四部分谈官话的音节。卫三畏列了一张共533个汉字的音节表,依次从a到yung排列,作为汉字的基本音。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提出的汉语音节数目相比,多出200多个。以官话为首,后面分别比照宁波方言、广州方言、福建方言和潮州方言的音节。

第五部分谈官话的同音字。卫三畏按照汉字基本音一共列出533组同音字,共包括4013个汉字。这就是卫三畏概括的汉字常用字。他认为这就可以满足一般阅读的要求了。

第六部分是广州方言音节表。

第七部分是福建方言音节表。

字典正文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英文单词或词汇后列出对应汉语词汇或短语,然后是官话的罗马字母拼音。也可以说是一个简明字典或词汇对照表的形式。页眉标出字母顺序和页码。

英译尽量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用语来翻译,并尽可能在语意上加以细分。如第96页Feelthe pulse译为诊脉;第113页Foster-mother译为养母,但Foster-son(养子)译为螟岭子。第262页Sleep with one译为同衾共枕;The time slip away译为蹉跎岁月。第265页Sodomy译为“鸡奸”。第260页Sister-in-law翻译成“弟妇”、“小婶”、“兄嫂”、“大姆”。第42页把Company译为“公会”,但在裨治文和卫三畏共编的《广东方言唐话读本》中却是译为“公司”。体现了卫三畏试图把字典尽可能本土化的考虑。

从内容来看,字典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单纯英文词汇汉译,而是把汉语常用词汇大量特意进行英汉对照。因此卫三畏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汉语来收录英文词汇。如收了第264页剪烛花(Snuff the candle )、第265页五伦(Social relations );第266页女婿(Son-in-law )、姑爷(Yourson-in-law ) ,附马(Son-in-law to Emperor)。

有些内容卫三畏也会加以汇总。如第103~110页讲到花(Flower)时,插入各种植物拉丁学名的中文名对译近200种。

内容中难免涉及外来新词汇,如介绍一些学科时,都称为“论”或“总论”。如第190页Nosology(疾病分类学)译为百病论。第335页Zoology(动物学)译为生物总论。签188页News译为新闻,Newspaper译为新闻报和辕门报。

卫三畏对一些需要特殊理解的词非常谨慎,例如基督教用语。当时在华传教士们也还未就God一词怎样汉译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卫三畏就如实地并列多家说法。如第123页god一词后特意说明是“True, Has Been Called"——真神才被称呼为“上帝”、“天主”、“神天”、“主”。这些基本包括了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各种不同的翻译主张。而Gods则区别翻译成“神”、“神祇”、“菩萨”。以区分一神信仰与多神信仰。

显然,卫三畏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礼逊的汉语翻译。如卫三畏书第191页Novel译为新奇,A novel则译为小说。马礼逊在1822年就已用“小说”来译“novels"。如将“Hearing ofa few romances and novels forthwith think that they are true”译作“听些野史小说便真信了”。②礼逊《华英字典》第三部《英汉字典》,295页,澳门1822年。又,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年)第二部分也见有这样一个条目:“小说Small talk, novels "。

书后附有一个汉字的罗马字母拼音索引表,按照214部首顺序排列,索引包括常用汉字5109个。每个字后分别标出南京官话、广州方言发音和福建方言的厦门音,以帮助讲广州方言和福建方言的人。

《英华韵府历阶》是当时沿海通商口岸一本最实用的英汉词汇指南。1847年,英国长老会首位来华传教士宾惠廉在驶向中国的商船上仔细研读的两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一本是马礼逊的中译文《马太福音》,另一本就是卫三畏编写的英汉字典。卫三畏1847年前只编过一本英汉字典,就是《英华韵府历阶》。

1846年3月,裨治文在《中国丛报》第15卷曾撰文推荐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他说:“对于在中国的每个西方人,无论住在广州或北方的口岸,这都是应该一直备在手头的Vademecum(拉丁语:便览或手册。)”。裨治文在此处使用拉丁语Vademecum以表示其经典性。1847年,美部会传教士裨雅各将马若瑟的《汉语札记》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后在广州出版。裨雅各参照卫三畏的汉字音节表方案重新设计该书汉字词汇表,有4397个字,也是533个音节,以汉字的罗马字母拼音第一个字母分类,从a到yung排列。书中列举的汉字音节与卫三畏的词汇表中的音节相同。
 楼主| 发表于 2010-9-11 12:19: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节  《英华分韵撮要》

1849年卫三畏开始编写一本广州方言词汇对照小册子,计划大约是200或300页的篇幅。但写到Fā 时,卫三畏决定扩展计划,编写一部更加完整的字典。经过6年多时间,期间卫三畏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随佩里舰队访日,1856年(咸丰丙辰年),卫三畏的广州方言汉英字典《英华分韵撮要》( Ying Wa Fan Wan Tsut Iu: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ton Dialect)在广州的《中国丛报》印刷所出版。中文书名页标明的出版地是“羊城中和行”,应该是印刷所在广州(羊城)的地点。但作者署名与前两部书比较发生一些变化,署的是:“卫三畏廉士甫编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甫乃是对男子的美称,多用于表字之后。可见卫三畏此前仿效中国人为自己加了字“廉士”,显然来自其英文姓氏Williams。卫三畏与中国人交往,多被称呼表字以示尊敬,所以中文资料记载多使用卫廉士一名,如《清史稿》。书名中Tonic意思是字典条目按照音节和声调进行排列,还附有姓氏表和一个按照部首排列的汉字索引。

《英华分韵撮要》八开本,共900页。分为序言、导言、正文、补遗和订正、百家姓拼音表、双姓拼音表、《康熙字典》214部首读音和释义,最后是汉字部首索引表。

在序言中卫三畏希望能编成一本汉语常用字字典。他说《康熙字典》有汉字44400个,其中15000个是异体字或废弃不用的字,剩下的30000中三分之二是不常用的古字和地名或人名专用字。马礼逊和麦都思的字典收录了全部的字,但小德经、贡萨尔维斯等人的字典都只挑选常用的11000 -13000个汉字。日常生活中的确不需要使用这么多字。但马礼逊和麦都思的字典也很有用,因为学习者还是会在阅读中遇到人名或地名之类偏僻的字,要是没有前面两部字典,他们只好一直把《康熙字典》带在身边了。总的说来,卫三畏赞成字典还是完整的比较好。《英华分韵撮要》收录了7850个汉字,包括一些常用的缩写和同义词。卫三畏希望他的字典更为实用,并能与以往的字典一起为学习广州方言提供最完整的工具书。这本字典是否比以前的同类字典有进步,他表示要由使用者来评判。

当时在广州已经有五部同类字典或词汇手册,包括:1827年马礼逊《华英字典》中包含的广州方言词汇集,1847年广州本地也出过一本中文写的初学入门书,还有裨治文1841年的《广东方言唐话读本》,再加上卫三畏自己1842年出版的《拾级大成》和他1854年编的一本广州方言口语词汇册子。前两本已经绝版,后两本是仅有的可以帮助辅导和练习的教材。卫三畏认为《康熙字典》的确是亚洲出版的最好的字典之一,是150年来数代学者的艰辛劳动。但仍然无法满足外国学生的需要。它不说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因为中国学者没有这个习惯,字的解释也是用中文。

卫三畏认为编写一部完整的英汉字典困难有三方面。首先,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在文学中使用同一词汇,在意义上有很大差别。其次,欧洲语言的词汇很难在中国词汇中找到确切的对应词。即使是如同书、笔、鞋、船这么具体的东西,由于精神、道德、宗教信仰和诗词表达的中西习惯差异实在很大,都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卫三畏意识到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一样,对比较抽象的道德思想的表达也是用只有他们自己熟悉的特定词汇来说,外国人文化背景不同,所以根本就不习惯。还有很多本身就比较模糊的思想,中国人自己作的定义更增加了外国人理解的难度。第三,由于糟糕的气候,加上很多其他障碍,外国人无法长期在这里坐下来花他一生的时间来编一部完整的字典。

所以卫三畏编字典也只是希望能帮助外国人学习说广州方言,在两种语言的词汇意义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些翻译。为那些买不到马礼逊字典的人提供一本工具书。由于篇幅限制,卫三畏对字只作一般性解释,不铺陈其含义。字典没有广泛收入太多法律、医药、占星术、诗词和中国人科技方面的技术性词汇,不过《英华分韵撮要》还是比其他字典多收了一些。

卫三畏的导言长达36页,就是一篇关于广州方言的学术论文。

第一部分介绍广州方言,指出它在本省各地也有差异,与周边省份的语言差异更大。而与官话的差别更大到如果非本地官员任职广州就得请一个翻译。卫三畏总结官话与广州方言发音上的主要区别,列出了变音的对照表。他还比较了潮州方言与广州方言的发音方法。卫三畏确定广州方言标准发音法的依据来自一部中文书籍《江湖尺犊分韵撮要合集》。这是一部教常用文体的书籍,内容按照音调排列。正因如此,卫三畏的字典借用“分韵撮要”来作中文书名。这部书在广州的书店很多,价格便宜,编得很实用。收录字7327个,只有175页,每页平均收录42个字。虽然具体内容并不能使卫三畏满意,但这种简捷实用的特点被卫三畏借鉴。卫三畏详细介绍了这本书中的汉语音调,作为广州方言的标准音,并与马礼逊等人的字典中的发音作了细致的区别比较。卫三畏还介绍了把汉字拼音按照词首字母顺序排列的相关问题。自然,他必须介绍自己创制的拼音法,否则使用者就无法使用这本字典了。卫三畏还特意制作了一张广州方言拼音表。

第二部分介绍的是汉字的声调。卫三畏知道这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他特意说明,不能按照西方语言发音习惯去寻找汉字的重音、语调等。卫三畏用西方乐器(如小提琴)和音乐术语来解释汉语声调,可谓是煞费心机。他介绍的是广州方言的八声,其间还不乏与缅甸语、泰语等周边国家语言进行比较说明。我们可见卫三畏语言研究的学术视野有多么宽。西方人此前创制的亚洲其他国家语言罗马字母拼音法对卫三畏创制他的汉语拼音法有直接启发。

第三部分是字典的编写计划。卫三畏的字典按照发音首字母和声调来排列,这也是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二部分的排列方法。卫三畏为了让使用者便于携带,字典编得比较小巧。而且,他比较了马礼逊、麦都思、贡萨尔维斯、《分韵》等书的排列方法,他借鉴了小德经的字典形式,汉字后面全用比较小的罗马字母解释,在旁边详细标出声调,而后面附上部首检字表。可以大大节省篇幅,方便使用。但小德经的字典正文是按照部首排列,所以并没有带来很大方便。

字典正文内容的汉字完全以罗马字母拼音顺序排列,一页两栏。页眉标出拉丁字母,每栏左侧标有声调数码,每个汉字下方注音。其形式与现在的汉英字典相比也颇相似。

正文只有单个汉字,没有词语。每个字由英文详细解释这个字的不同组词用法,但不另写出汉字的词语。显然大大节约篇幅,英文解释也比较详细,把汉语词语的发音也标了出来,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令使用者无法直接组语的麻烦。

卫三畏对许多词语进行新的释义,尤其是那些有关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词汇,力求说明其地理位置、区域或所属物种,以及它们的科学名称。如解释“茸”字,就讲了植物上的茸毛,也讲了动物方面的鹿茸的意思,包括鹿茸在一只角上的位置。在词条释义方面更详尽全面。它在释义时收入了大量同义词或同义表达法,并指出了词与词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以及词义的变化。

19世纪在研究广州方言方面主要有三本字典贡献最大。第一本是1828年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试图为一种方言编一套词汇表。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很大程度上提供的是一套着重于商贸交流使用的词汇。马礼逊在此书序言中遗憾地表示所收商业方面的词汇存在的缺点很多,并不十分确定,有很多只是外国人的叫法。

第二本就是《英华分韵撮要》。卫三畏希望把字典编成广州方言学习中过得去的完整的工具书。字典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但卫三畏使用的是一套与时人推崇的琼斯爵士不同的东方语言拼音系统。早期研究汉语的学者如马礼逊、马希曼、德庇时、斯当东等人都曾设计过他们自己的汉字罗马字母拼音法,互不相同,标识各异。事实上造成了记录汉字发音的混乱,给学习者带来很多麻烦。1838年《中国丛报》的编辑们就首先提出要把各种拼音系统加以统一。1839年卫三畏回应此文,在《中国丛报》撰文《关于汉字表音系统的评论和改进建议》提出了他的具体意见。此后在卫三畏拼音法基础上,艾约瑟在《中国白话(官话)文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57初版,1864二版)中提出了他的新拼音法。威妥玛并不满意这些拼音法,最后创制了自己的新拼音法。

《英华分韵撮要》的出版意味着在广州方言研究方面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卫三畏第一次使这种语言有了相当全面的指南,并可以通过罗马字母或汉字来索引。1859年,卫三畏的好友威廉·麦希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发文向美国学者们推荐《英华分韵撮要》,详细介绍了这部字典以及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相关问题。字典当时在波士顿的美部会驻地已有出售。

《英华分韵撮要》书中收录了7850个字,注重实用性,颇便于使用。因而,和世界上其它一些汉学家一样,卫三畏在字典编纂方面的成就一直得到重视。在中国《汉语拼音方案》问世以前,英语中对表示中国人名、地名等的专有名词和表示中国特有事物名称的普通词语(即英语中的汉语借词)的拼写音译主要采用威妥玛和翟理斯等人根据汉语北京语音编制的“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法”,其中对中国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的拼写采用以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法为基础编制的“邮政式拼音法”。在这之前采用的是马礼逊和卫三畏等人根据汉语闽粤方言等编制的“老式拼音法”。该法主要流行于19世纪初至19世纪末,但“邮政式拼音法”对广东、福建一带的地名拼写方式仍对马、卫之法沿用不移,如Canton(广州)、Hong Kong(香港)、bokchoy(白菜)、taipan(大班)等等。

第三本是任职香港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欧德礼在1877年出版的《广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ese Dialect)。欧德礼刚开始时计划对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进行修订,后来他试图综合卫三畏的字典、理雅各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和中国学者们用的《康熙字典》,编制一本新的字典。欧德礼试图使粤语拼读标准化,结果他一生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字典初版和1910~1911年出的第二版上面。

这些字典都是当代学者研究近代粤语的主要资料。如日本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教授就是主要通过这些字典分析出了近代粤语母音推移的规律。他的文章用到了卫三畏的《拾级大成》、《英华韵府历阶》和《英华分韵撮要》,还分析指出《英华分韵撮要》用的是顺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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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汉英韵府》与卫三畏汉语研究成就

1867年,威妥玛在其初版《语言自迩集》序言中说“卫三畏博士,这位最勤奋的汉学家,差不多已准备好出版一部词典,是对大约10年前出版的那部非常有用的词典的改进,这将是对汉语教育的值得注意的新奉献”。威妥玛说的这部字典就是《汉英韵府》。但是这部据说差不多已准备好的字典却又让世人等待了7年。因为威妥玛并没有完全说对,这部字典并非对前一部《英华分韵撮要》的改进,而是另起炉灶重编了一部。

卫三畏在北京任职期间,利用公余时间在11年里逐步完成了他的大作《汉英韵府》。这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汉语研究成果的总汇。四开本,共1338页。每页分3栏,共包含12527个汉字和它们在四种方言里的发音。为了监督印刷,1873年卫三畏在上海住下。1874年终于在美国长老会印刷所铜版印刷出版。字典就像一部简明百科全书,内容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科学、哲学、宗教、政府、风俗、习惯、礼仪、商业、中西贸易,等等。内容准确而全面,当时无人能及。

《汉英韵府》初版于同治甲戌年(1874年),由上海的美国长老会印刷所(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美华书院出版。其英文书名是“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即根据中国古代字典《五方元音》的排列法编的一部汉语拼音字典,附北京、广州、厦门和上海的发音。卫三畏的中文署名与《英华分韵撮要》上的一样,即卫三畏廉士甫编译。书名页上还写着一排下方英文对照的文言文:“取之精而用之宏诚哉斯语兹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无非期为博雅君子之一助尔”。直抒卫三畏编撰字典的用心。

《汉英韵府》的序言和导言合在一起长达84页,是卫三畏长期以来研究汉语的心得。正文部分,包括几个附录,共计1254页。

字典的序言介绍了写作缘起、汉语语言现象的复杂性和字典的编撰构想。

卫三畏比较了19世纪中后期的常用汉英字典,包括马礼逊的字典和几部方言口语字典,他选择采用马礼逊字典第二部分的汉字音节顺序的方式重新编写一部更加完整的字典,以修订其他字典的不足。但他放弃了马礼逊的汉字音节,改而采用中国人用的音节。卫三畏觉得这样更好。所以他选择了《五方元音》作为汉字发音基本标准。卫三畏注意到《五方元音》的发音与官话仍有差异,他认为这些音可能更接近长江以南听到的官话,但不能以一个城市的方言来简单对比,如北京的方言。

《五方元音》为清初唐山樊腾凤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之间。《五方元音》的音系在总的方面是表现十七世纪中叶北方官话的,其中也存在一些方言现象,但从根本上不能触动整个宏观的音系。可见,卫三畏己经发现了它的发音与19世纪后期北方官话的差异。卫三畏同时也正确地指出,当时的北方官话与北京或某个地区的方言是不能等同的。为了方便西方人寻找对应的汉语地方方言发音,也为了方便中国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查字,卫三畏还在正文后附上按部首排列的汉字拼音表,在每个字后加注广州、厦门、上海方言的拼音。

卫三畏参考了马礼逊、麦都思、小德经等人字典的词源部分,认为他们大都从《康熙字典》而来。他认为《康熙字典》对词源的解释不够理解,所以卫三畏改而在西方人编写的汉语字典中首次采用《执文备览》的词源解释。《执文备览》是出版于1787年的一部字典,卫三畏认为它对常用汉字的古义解释更为完善。

《汉英韵府》加入了很多口语词汇。卫三畏认为这可以保留很多汉字在某些地方方言中的用法。他认为中国学者忽视了方言的比较研究,而《汉英韵府》把广州、厦门、上海三种方言进行了对照研究,弥补它们在各自中国字典中几乎不收入口语的空白。中国文人为了保持书面语言的纯洁性,也是为了避免用词混乱,他们轻视除官话外方言中的口语词汇。卫三畏预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活动范围扩大,如同发生在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官话可能将越来越普及,方言的文字表达也将趋向划一,复杂的词汇被废弃,声调也更为分明。卫三畏引用马什在《英语的早期文学》中一段话,说明西方语言中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以此解释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更大。正因如此,卫三畏希望编写这部字典帮助外国人学习汉字在通用语言和方言中的不同发音。字典正文每个汉字都引用了很多示例,从词源、构词、不同时代的用法、书面语和口语等角度来说明。而威妥玛批评卫三畏没有明白书面语与口语的调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卫三畏先学方言,再学官话。而且直接继承发展马礼逊、麦都思、裨治文等人的语言研究成果,受他们影响很深。

卫三畏以《佩文韵府》和《骄字类编》这两部巨著为例一,说明汉字数量庞大,含义复杂。而且,他指出,英汉词汇的对译由于文化的差异存在很大困难。很多词汇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词来翻译。如书、笔、墨这些中国的东西与西方不同;而那些抽象的伦理和宗教词汇如罪、义、救等,就更加需要解释了。这方面的工作,卫三畏雇佣的中国学者给他很多帮助。不过,连中国学者们自己也经常发生分歧。加上中国的古籍很多错字、脱字、误用,而且没有标点,使工作更加困难。

在翻译动植物名词时,卫三畏利用了中国的《本草纲目》、《三才图》、《植物名实图考》,以准确对应古文中的复杂称谓。但宗教、医药、法律、商业术语就难以找到合适的书籍了。还有一些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疾病分类学等西方近代学科的词汇,更难翻译。很多词汇在各种方言中称呼各不相同。这些方面卫三畏都作了大量的努力。他参考了欧德礼编的《佛教手册》(Hand-book of Buddhism)和霍布森的《医药词汇》(Medical Vocabulary)等相关分支学科书籍来寻找术语的对译。他也参考了威妥玛、裨治文、艾约瑟、理雅各等人的书籍以寻找更好的翻译。《汉英韵府》中还加入了一些有关历史和文化的表格,如《中国王朝列表》、《宋代皇帝列表》、《明代皇帝列表》、《满洲皇朝皇帝列表》、《不同王朝定都列表》、《28星宿表》、《十二时辰》、《月份名称》、《十八省和属地》,等等。这些使《汉英韵府》并不纯粹只是一部字典,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

《汉英韵府》的汉字数目达到12527个,包括10940个词条,分为522个音节。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送气音排在非送气音后面。这与马礼逊的字典有些区别,马礼逊字典分为411个音节,不区分送气音和非送气音,收字12674个。《汉英韵府》比以往的字典收字更多。《汉英韵府》使用了53000条例句和习惯用语,力图使只掌握三种方言之一的外国人也可以使用字典。卫三畏还细心地在每个汉字下留出空,以便使用者把自己所在地区方言的发音标上去。

《汉英韵府》的导言介绍的是字典的适用范围、如何使用卫三畏创制的拼音法、汉字的构词法和一些有用的初学指南等。

导言第一部分是介绍《五方元音》中的官话。卫三畏从《尔雅》开始详细叙述中国字典的编排方法,内容包括汉字的形态、部首、声母、韵母、声调等。第二部分是介绍卫三畏创制的汉字罗马字母拼音系统的使用方法。第三部分谈汉语发音中的送气音。第四部分谈汉语的四声,即声调。第五部分谈汉字的古音。第六部分谈方言的使用范围。在这部分卫三畏明确提出南官话与北官话的区别,他认为南官话即正音,是中国的“通行的话”,而北官话即京话,是当时最流行的官话。卫三畏还辨析了两种官话的区别。卫三畏还编了一张表,用《圣谕广训》第一条的汉字读音来对比官话、北京方言、汉口方言、上海方言、宁波方言、福州方言、厦门方言、汕头方言、广州方言的发音。还用《孝敬》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书面语在以上各种方言中的方言口语发音。第七部分谈汉字的部首。介绍了汉字的构词法,还详细列出部首表,分别用英语加以解释。在第八部分卫三畏列了一张汉语的字根表,共1040个,逐个予以说明。卫三畏还概括了5条字根与部首的关系。

字典正文每页分三栏,汉字按照音节和声调归类排列。每个音节下方都有一段说明古音和各种方言发音的文字。每个汉字下方标注发音和声调。内容一般包括词源、词义、组词和词语释义。有时最后还加入该字在某种方言口语词汇中的意义,组词并释义。正文内容丰富,释义详尽,用词精练。尤其是从汉字构成来解释词源,可以加深对汉字字符的理解。如讲到“涅”字,卫三畏解释说:“黑色的泥巴在池的底部;沾污,弄黑,使泥泞……。”形象生动,名词用法和动词用法都己涉及到。

《汉英韵府》包含了很多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专用名词,使西方人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了文化知识。因此字典也可以当作中国的百科全书来实用。如“翰”字下的组词“翰林”,从翰林院谈到太史第、兄弟翰林、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中国的学位体系在此一一介绍。“京”字下还列出夏代至明代的首都一览,每个都城后都标明现在的地名。又如“阿哥:皇帝的儿子”;“三伏:夏天的三个十天。初伏开始于7月19日,中伏是7月29日,末伏是8月8日。8月是很热的天气,三伏天(dog days)‘阴气’在上升”。“三宝佛:包括三位佛,他们是释逝牟尼;阿弥陀、无量寿、弥勒尊……。”其他还有如“十五而笄”、“五服”、“五毒”、“五伦”、“五典”、"八音”、“谥号”、“生旦净末丑”、“酒令”、“画花押”、“涅槃”和“守制”等。

卫三畏还收录了不少中国人日常使用的文言短句,如“君子有三畏:好人尊敬三件事,天,圣人的话和好人”(按:这大概是《论语》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也是卫三畏这个名字的汉语出处);“帐拥貔貅百万兵”;“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息”;“蛟龙岂是池中物”。中国的成语更是大量可以在字典中找到。如“半信半疑”、“鹬蚌相持”、“管中窥豹”、“得鱼忘筌”、“滥厕吹竽”、“胶漆相投”和“万劫莫赎”。搜集了很多中国人日常的习惯用语。如“挨肩兄弟:几乎同年龄的兄弟”,“害钱痞:守财奴,吝啬鬼”。也有不少中国方言中的口语。如“不要滗干了茶滷”。如“好便当:非常方便实用”;“好杀了是他人坏杀了是自己”;“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以为马背重”;“不投绿”;“无想头”;广州方言“挨下的:放下来一点”和“有生气吗:有人回答吗?”。《汉英韵府》保留的不少习惯用语还反映出很多民间风俗。如“阿香:帮助雷公滚动战车的仙女”;还有“哪吒”、“无常鬼”、“夜叉”、“招提”。正因为《汉英韵府》大量收录这些口头用语,使字典规模变得非常庞大,被威妥玛批评分不清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从字典编撰来看,卫三畏收入的很多词的确显得过于累赘,如“挨不进去”、“不算帐”、“接不上”。

卫三畏为很多中国特有的名称找到了对应的英文名称。如“佛甲草:石莲花,(拉丁学名)Sempervivens "。“蹲:赤目鱼,广州称为红眼笋;(拉丁学名)Leuciscus homospilotus,在日本就是蛙鱼。”“四不像:与四种其他动物都不相似;意指糜鹿,Elephurus Davidii(拉丁学名)”。尤其是某些中国书籍中的植物和动物,按照汉语名称寻找在西方对应的名词显然很有难度,也并非一定能一一对应。如“紫荆”,卫三畏就发现中国人把两种不同的紫荆树都称为一个名称,卫三畏说明之余就列出了这两种不同紫荆树的拉丁学名,一种为中国特有。很多地理名称卫三畏也都不仅说出所指,还详细介绍其所在。如“荆州:禹的九个区域之一,包括湖南全境和湖北大半,部分贵州地区,战国时期是楚国的组成部分。所以又称荆楚”;“涅:河南的一条河,陕西东部榆社县的旧名”;“天津:天津tientsin的一个港口”;“阿迷州:云南东南部的一个地名”。包括中国人的一些特定称呼,如“倭国:日本人的自称,相当于Yamato大和”。

卫三畏的字典还收录了当时在中国出现的很多西方事物在汉语中的新名称。如“卫生丸”、“女修士”、“公司”和“牛奶酥”(cheese)。当然也包括很多有关西方宗教和哲学的词汇,如“耶稣”、“圣经”、“罪”、“上帝”和“神”等,卫三畏特别细心地予以辨析在中国的用法及其具体含义,以防产生岐义。

晚清以来西方事物与概念大量涌入,这些事物与概念原本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老字典就是记录这些内容的重要历史资料和语言学资料。古代中国的识字率不高,所有字典中的例句都从经史文献而来,间或采用子集二部,但绝不会收录村语俗言,不会有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而卫三畏的字典除了可以作为研究中英语言接触史的上佳资料外,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收录了大量的日常用语与普通事物与一般人的观念。在卫三畏当时有其实用的目的,即不但要西洋人理解中国的文化,还要能够应付日常需要。设想一个传教士如果在布道时,能够自如地使用中国的谚语俗话,其效果岂不更佳。所以在字典里不厌其烦地登载了许多平常的东西。这样一些当时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与陈词滥调,是不大会有人将其记载下来的。百年以后,社会变迁,后人已无从了解这些。这些记录就成了有用的史料了。卫三畏的这部字典很可能使百年前的中国社会面貌某些侧面重现眼前。

自然,卫三畏的字典中所反映的是他自己的理解,其中也不乏不妥之处。引起后来的学者在他基础上继续探讨。如1879年,翟理斯就曾出过一个40页的小册子讨论一些翻译内容,并纠正了《汉英韵府》中的一些翻译错误。翟理斯认为,卫三畏对“悾悾而不信”的解释不如理雅各的翻译。对“快子”的解释不够完整。“招提”不应该解释为是舍利塔的所在,而应是一所佛寺的名称。“弃市”的意思不是停止做生意,而是斩首。

正文后附有一些表。《部首列表》来自《康熙字典》,共214个部首,按笔划顺序排列,包括部首读音、部首、部首释义,在字典中的页码。还标明了哪些只做偏旁用。后面仿效中国的方法按照意义把部首分9类,方便学习者记忆。字典汉字的《部首检字表》,按部首笔划顺序排列。每个汉字上方标注在字典中的页码,右边列出其广州方言、厦门方言、上海方言中的发音。《难检子表》。按照笔划顺序列出不易判断部首的字。每个字后面有两个数字,一个代表部首,可以在前面部首列表中找到对应部首,另一个数字代表除去部首后余下的笔划。《百家姓》。先介绍了一些中国人姓名的知识。包括《单姓表》和《复姓表》。列表中每个字都标注了读音。最后是字典的《纠错表》。

据笔者了解,《汉英韵府》至少在1889年、1896年、1903年曾多次重印。2001年,《汉英韵府》1874版由英国甘内沙出版公司(Ganesha Publishing)和美国芝加哥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有一个新加的序言,共1338页,分为2卷本。

但卫三畏提出的汉语拼音法并没有在西方人中被广泛接受。威妥玛式拼音法越来越通行。于是,1879年,詹姆斯,艾契逊出版了一个为《汉英韵府》重新做的索引(An Index toDr. williams'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Sir ThomasWades System of Orthography),按照威妥玛式拼音法排列。出于方言研究的需要,1886年,英国长老会牧师汲约翰编写了《卫廉士著〈汉英拼音字典〉及杜嘉义著〈厦门方言字典〉的汕头方言索引》(A Swatow Index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ells Williams,LL.D.and to the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Amoy by Carstairs Douglas, M.A,LL. D.)一书。由汕头的英国长老会印刷所出版,共171页。

1909年,卫三畏把字典的版权给了北通州协和书院。稿酬捐给北通州协和书院兴办教育。《汉英韵府》由华北公理会委办重订,出了第二版。由北通州协和书院印行,开本缩小。第二版按照威妥玛的拼音系统重新排列字典内容。此版在1973年还得到重印。

英文名称为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Wu-Fang Yüan Yin, and alphabetically re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omanization of Sir Thomas F.Wade, by a committee of the Nor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board.由于拼音法的差异,英文名称中《五方元音》的拼写也相应发生变化。事实上,这部字典按照新的拼音法重排汉字顺序后,对《五方元音》的利用比卫三畏的初版《汉英韵府》少得多了。卫三畏曾经批评威妥玛的拼音表,抗议他把第五声即入声省略掉。此前第五声一直在书面语中被承认,卫三畏初版《汉英韵府》保留了它。第二版中当然己经没有第五声了。初版中按照卫三畏的拼音法没有a和r这两个音,第二版中新增进去。第二版还加入翟理斯的北京方言声调,与卫三畏的同时标注对照。新版编辑们希望这部字典能同时为英语国家的人和中国人广泛使用。

改版后的《汉英韵府》加入简短的改版编者前言,序言和导言没有变化。正文重新编排,附录部分只保留《部首列表》、《部首检字表》和《难检子表》。

《汉英韵府》一度是美国来华外交界人士的必备工具书。《汉英韵府》试图综合西方人在中国所编字典的精华,尤其是当时中国学者未曾涉足的方言比较研究方法。它还广泛利用了中文参考书籍和传统的字典资料,所以卫三畏描述《五方元音》为“本字典的基础”。《汉英韵府》还试图把尽可能多的信息压缩到一部书籍中,以满足外国人对各种信息的全部需要。包括通用语言和方言的阅读词汇,语源,汉字的演变史,书面意思和口头意思的不同。

卫三畏的《汉英韵府》是西方传教士汉语词汇搜集的集大成,记录了南京、上海、广州、厦门四个方音,另附录《圣谕广训》记录了北京、南京、汉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九种读音,为后来汉语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提供了广泛的基本数据。卫三畏对西方人研究汉语方言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庄延龄、翟理斯等人研究的基础。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庄延龄是西方第一位非传教士出身的汉语方言学家,编有《福州方言字典》和《客家方言字典》等。庄延龄和翟理斯之间发生过严重龃龉,庄延龄不断在《中国评论》(ChinaReview)发文批评翟理斯。他指责翟理斯把卫三畏1874年版《汉英韵府》中的内容大量批发到翟理斯自己编的字典中去,甚至都不改正卫三畏的错失之处。我们对这场争论不予置喙,只是瞥见《汉英韵府》在当时影响力之一斑。

卫三畏的中国语言著作直至当代还继续被作为汉学名著重版。2001年,卫三畏的《英华分韵撮要》和《汉英韵府》两部字典作为亚洲研究的西方历史经典丛书由英国甘内沙出版公司(Ganesha Publishing)和美国芝加哥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英华分韵撮要》为1856版,868页,2卷本。《汉英韵府》为1874版,共1338页,2卷本。这套丛书另两部中国语言字典是马礼逊1828年的《广东省土话字汇》(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与欧德礼1910年第二版的《广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ese Dialect)。同时也被列入2001年香港大学《西方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Western Linguists and the Languages of China)系列丛书中出版。

卫三畏的汉语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长期过程。从编写简易教材,到编撰大部头字典;从对前人字典的改编补充到自己创造性的修订。从卫三畏汉语言研究所编作品形式上来看,《拾级大成》乃是一部汉语广州方言的简易教材,是裨治文工作的延续:《英华韵府历阶》是一部汉语官话拼音的英汉字典,是马礼逊工作的延续;《英华分韵撮要》是一部广州方言汉英字典,是此前马礼逊、裨治文、包括卫三畏自己一系列著作的综合提高;而《汉英韵府》则是一部非常成熟的汉英官话大字典,编写形式已从马礼逊字典的模式转变,完全是卫三畏个人的新构思。《英华分韵撮要》的每个汉字后面全都是英文的解释,组词也只拼音而不写出汉字,《汉英韵府》则详细讲解每个汉字的词源、词义、拼音和详列组词的意义。

在卫三畏的汉语研究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后期这些来华新教传教士们在汉语研究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卫三畏是近代来华西方人汉语研究—尤其是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领域中,一个关键性的、承前启后的人物。卫三畏连续编撰英汉一汉英字典,由简单到复杂,篇幅越来越长,解释越来越完善,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制的汉字罗马字母拼音法在近代汉语拼音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各种方言的研究影响深远。

注重实用性一直是卫三畏汉语研究的一大特征。从编写教材到编撰字典,卫三畏在其序言中都会强调针对当时现实需要的实用性,目的是要帮助来华西方人更有效率地学习汉语,在与中国人的人际交流中使用。卫三畏作为一个传教士汉学家,他的字典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向中国人介绍宗教和科学的真理,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帮助基督教传入中国,把福音带给“汉的子孙们”。因此,卫三畏与欧洲的纯学术性汉学家在这方面略有不同,与当时其他出身于传教士和外交官的汉学家相似。

卫三畏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大量参考中文书籍和寻求中国学者的帮助,他的字典编撰明显带有本地化特征。这个特征在马礼逊、裨治文、麦都思等人身上也都可以看到。卫三畏的汉语教材和字典均收入了大量口语资料,这是为中国语言学者所忽视的。而他的方言比较研究,以往欧洲汉学家和中国语言学家都未曾重视。以卫三畏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汉语研究逐渐摆脱为中文套上西方规则的做法,更注重汉语自身特点的探讨,寻求中西语言分析的最佳契合点。卫三畏比欧洲汉学家更理解汉语本身的独特性,他非常注意融合《分韵》、《十五音》、《康熙字典》、《五方元音》等中国实用字典和古代权威字典,因此他很谦虚地在后两本字典上署名卫三畏“编译”。卫三畏能把复杂的汉语语言现象向西方人准确扼要地解释清楚,这是他的巨大贡献,值得关注。
 楼主| 发表于 2010-9-11 12:21: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在山 于 2010-9-11 13:12 编辑

下面对卫三畏的介绍是网上找到的,来自顾钧的《卫三畏与〈中国总论〉》,比孔陈焱的长篇大论要简单很多。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于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纽约州尤蒂卡(Utica),他的父母是当地长老会的成员。1832年,纽约的长老会向广州的美部会传教站运送了一套印刷机器,并请卫三畏的父亲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帮助他们寻找一名年轻的印刷工。威廉斯立刻推荐了自己的儿子。1832年7月美部会秘书安德森正式任命卫三畏为广州传教站的印刷工。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印刷方面的训练后,卫三畏于1833年6月起程前往中国并于同年10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40年的工作生涯。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1832-1951)。1853年他接受了美国赴日本使团的翻译任务。以后长期在美国驻华使团任职,从而脱离了美部会。1877年他回美国后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从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授,从而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学教授。卫三畏于1844年2月16日死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New Haven)。

与美部会到中国的其他人员,如裨治文、特雷西等不同,卫三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教士,他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也没有被授予过神职。在美部会的正式文件中,他的身分一直是印刷工。但他在中国的活动,与一般传教士并无不同,事实上他在许多场合也被称为传教士。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卫三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特别的爱好。1833年他刚到中国,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广州和澳门长期居住期间,始终没有间断。1846年他加入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881年他成为该学会主席,这也表明了他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之高。

卫三畏的汉学著作包括:《简易汉语教程》(Easy Lessons in China, 1842)①、《中国地志》(A Chinese Topography, 1844)、《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1848)、《我们与中华帝国的关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 1877)等。其中《中国总论》是他的代表作。


①按:这应即孔陈焱所说的《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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