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收编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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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GB21   版名:南方阅读 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22
作者:顾文豪
摘要：杨念群先生新著《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正从上述两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番条分缕析的梳理，驳去俗解，翻深前贤，在旧题旨中转出新意绪。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杨念群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版，42.00元。
    顾文豪
    □研究生，上海
    时下大多数人对“江南”的认知可说是建立在大量的娱乐戏说上头的，“江南”似乎永远是紫气红尘、曲径通幽，那里的男子文质彬彬谈吐高华，女子妩媚温婉婀娜多姿，与粗犷大气的北方形成鲜明对比。暂且不论这样的“想像”是否切实，但至少这种对于“江南”的情结透露出这样一则明晰的事实———“江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重要是它早已在国人心中成为不可更替的文化概念。
    正如作家止庵所言，“我们好像总是纠缠在某种历史情结之中”，前朝历史之所以为人牵记，或可说正因前者成了后世心心念念的一种“情结”，往往要待新的历史情结形成了，旧的情结才告完结。从历史上看，“明清之际”正是一巨大的情结，此时的“江南”则更可称“情结中的情结”了。在传统士人看来，清取明而代之，非仅简单的政权更替，不啻一番天地巨变，华夷之辨不仅被深刻冲击，极度破坏了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基本逻辑。由此，士人一面需要与新政权进行博弈，以维持生计，另一面则又因着内心的准则不时挑战清廷的执政合法性。对于统治者而言，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依凭暴力尚不足以支持政权，如何在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方面树立更大的威信，进而收服士人，是对政权长久度的真正考验，如此方可免于重蹈元朝覆辙。
    杨念群先生新著《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正从上述两方面为我们进行了一番条分缕析的梳理，驳去俗解，翻深前贤，在旧题旨中转出新意绪。
    士人与统治者“无意识的合谋”
    首先，杨先生指出，“江南”对于士人和统治者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前者心中，它“代表着某种固定和封闭的意象”，同时作为帝国的财富中心，它又成了消费文化的一个符号；而在后者眼里，“江南”令人又爱又恨，士人的诗酒风流只会让满人开疆拓土的形象被安上“文化低劣”的骂名，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江南士人都不会对清廷抱有任何认同感。因此，如何面对如此诡异难驯的区域，顿然成了“君王的一个难题”，而如何使江南士人真正从心理上臣服，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征服和制度安排”的问题，真正的统一仍然需要直接的文化交锋，而其中最可玩味的则是士林与王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经意合流。
    譬如，各种关于晚明历史或文学史的书籍都会说到，清初士人对于晚明士人袖手谈心性的强烈不满，认为正是这种推尚浮华摒落质朴的社会文化风气导致了士人人格的萎靡颓荡与性情的轻佻柔薄，徒争声名，徒讲名节，于大关节处，无一语可助天下，亦无一力可救生民。上溯源头，他们认为“结党”实为生成这种虚矫之风的主因，以致虽以讲学为名，其实却在收门徒，立名誉、去异己、兴纷争，也就可理解为何清初士人如顾亭林等会将明“东林”视为“党祸”。但有深意的是，士人对于晚明学风的检讨无形中竟被统治者加以利用。
    自康熙至乾隆的三代帝王，皆将结党营私归结为学风荒败的主因，乾隆更是具体评论东林党人的言行，并将此上升到亡国论的高度。不寻常的巧合是，他对于士人殉明举动的评骘与江南士人的反省惊人一致，“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有是理乎？”作者指出，这套将“讲学”、“朋党”与“东林”串接起来的政治叙事，在士人是意图重建风厉尚节的传统，在帝王则欲把“道统”重新置于“治统”之下，但不论两者的初衷如何，已然表现出士人与统治者“无意识的合谋至此已经开始”。
    用江南话语改造江南风气
    南人尚文，北人尚朴，这里的“文”、“朴”虽可理解为斯文优雅与简朴质素，但亦可延展为浮华奢靡与粗鄙不文，而这貌似基于美学观念上的辨析实质上危害更大，它不加质疑地将美学差异迅速转化为族群地域差异，从而给清帝王带来一层看不见却又实打实存在的统治屏障。
    正如上述江南士人对于晚明空言大论的学风不满一样，他们对晚明士人从文风、学风到生活方式的整体趋“文”都抱批评的态度。他们大力强调行为的慎独检束，体现在文章上要求“言征于实”，力戒浮词丽藻，认为炫于文必妨于道；在身体仪表上，则着粗布麻衣，躬耕农事，一反晚明文人潇洒出尘的形象；内心自省修养方面力避晚明大肆结社的方式，多以“一对一的规过自省的形式构建出一种联系网络”。如此，从整体的生活方式形成对晚明的逆反，在日用伦常中点滴积聚文化的力量，进而希图从根本上疗救对文化的伤害并回复到古之盛世。
    然而江南士人由“文”返“质”的思潮再一次为清帝王所利用，并被置于“一种统治术的框架内予以考虑”。虽然两者行为的出发点南辕北辙，但在特殊情境中发生了微妙的汇合。譬如，清帝王知晓江南为人文荟萃之地，既歆羡不已又始终心存狐疑，他们顺应士人的“尚质论”，也从文章、日用、行止等方面倡导质朴无文。
    但单单如此，显然不够，清帝王要想破除江南士人对“质朴”与“蛮夷”关系的简单对应，仍必须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直捷的方式，“找到一种可以共享的思想资源”。于是，他们高度推举“理学”，用来打击“阳明学”，以此使江南士人同室操戈，对有利自己的学说极力支持，对不利统治的则大肆杀伐。
    在具体行事上，清帝王深知士人极度反感阳明学派重静坐、讲学和禅悦的生活方式，既在面上采取亲近士人的立场，也同声痛诋阳明学的空疏轻薄，但打倒一种思想势必要抬举出另一种，此时再祭出“程朱理学”也就不会太遭士人反感。以程朱理学对抗阳明心学的策略表面看来是“文质之辨”，实质则是意在“用江南话语改造江南风气”，扣住江南士人的思想命脉。这一招实在够狠！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互动
    这一招确实也极为关键。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帝王必须“法统”、“道统”、“治统”三者合一。缺了任何一项，都很有可能丧失政权。虽然自宋以后，就不复昔日士人与帝王共治天下的局面，但不论怎样，帝王的权力合法性仍需得到士人的最终认可与倾心接纳。清帝王在言说的立场上有意并成功地与士人合流，目的是为减轻敌对情绪，同时也顺利完成左手打右手的政治策略，使士林内部出现分化，转移其斗争焦点。
    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他们需要缜密思考如何树立统一的思想标准来收拾残局。由前述抬举出来的“程朱理学”过渡到对于“道统”涵意的甄别、改动和夺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此处的斗争关键在于究竟能不能“突破北宋以来士大夫对礼仪权限的占有”，瓦解汉人的精神优越感。清帝王聪明地掐住了汉族士人的一大软肋，即自南宋之后国家疆域的“大一统”问题，这么做显然是为了以“空间”取消“种族”差异的尴尬。接着，基于疆域统一的实际优势，清帝王开始破解朱子魔咒，强调“正统”不以种族血缘为依托，而应以据地后对原有统治的承传为依归，悄然偷换概念。
    同时，为了完成这项繁难的工程，清帝王注意到历史撰述与舆论乃至意识形态的紧密关涉。他们抓住明代流行私家撰史而致野史泛滥、史实难辨这一弊端，严格区分“私意”与“公论”之别，逐步逼使私人撰史背上“异端悖逆”罪名，加之权力规训，迫使士林最终接受官方一元论的制约拘束，逐步“放弃了对史实进行褒贬判断的权利”，转向对历史的技术性考据式解读，最终主动放弃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权。
    回到本文的开头，我以为杨先生此书最大的新意正是并未单纯限于对明清之际的“江南”的一种“情结”中去。相反，较之市面上随人声口地将江南美化虚化为一处不染烟尘杀伐之气的所在，此书倒是给我们看到桃花扇底的一片血污。历史不纯为事实，我们已然了解历史的建构不脱虚构。但关键的是，多少历史研究也许就是一份情结的产物，它并非去证明情结的成立或不成立，而是无条件地接受情结本身。此书的佳处首先就在并未无条件接受历来对于“江南”的历史想像和言说，如此也就看得到更为真实的一面。
    同时，本书展示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互动远比我们所知的来得复杂。即便当初痛恨清廷的那些士人，最终也大多数自动摆落反对立场，不断进行自我规训与自我软化，甚至达到在几无权力督责的状态下也能自我阉割以贯彻王权意图的程度。权力的控制也并非如我们想的那般直捷单一，它会随时经由知识分子种种内部的分割和天生的弊病，破坏或同化士林思想与行为的自我运转逻辑，进而将其收拢为权力的整体规划之一部分。
    而由明末清初王权与知识分子的博弈史的远距离观察，似乎反倒更能看清目前知识分子角色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诚如作者自言：知识分子对政治的逃避不但不是拒绝皇权压迫的表现，反而恰恰是被皇权刻意安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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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在王阳明老家还是很盛行的呀，从来没有断过，不然蒋介石怎么会服膺阳明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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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程朱和陆王也不是文质差别，文章之学和性理之学才约摸挨得上文质差别。另外清代江南的显学是考据学，严格讲起来比文章和性理都要质朴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