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人参与翻译《万国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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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人参与翻译《万国公法》
                                    
    清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冬，美国学者惠顿所写的《万国公法》一书在京翻译出版。它是中国人看到的第一本系统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对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及法律界的影响巨大。
    翻译此书的是美国人丁韪良，并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同时书中注明，一道参与翻译的还有一位舟山人曹景荣。
    翻译《万国公法》意义何在？舟山人曹景荣，怎么会与“洋鬼子”一起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笔者对此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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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４年，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２４年，外国列强已迫使清政府打开国门。此前三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
    主管总理衙门的是慈禧太后小叔子恭亲王奕。他当时最头痛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大臣们一点也不了解国际法。甚至没有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译员。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只能靠懂汉语的外国传教士翻译沟通，任凭侵略者蒙骗。春秋网http://bbs.cqzg.cn
    奕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也是诸多屈辱条约的签订者，主持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外交，人称“鬼子六”。他此时做了两件事。一是奏请开办专门学堂，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专门培养外交工作的翻译人员。二是请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一本为西方国家所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翻译出版供中国外交官参考。
    蒲安臣推荐了《万国公法》（又称《万国律例》）一书，并且告诉清政府官员，这本书已有丁韪良译稿。总理衙门一看是本好书，决定拨银500两资助其刊印。他们向慈禧太后奏报此事的原委说，外国人很留心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其中特别狡猾的，更潜心探索中国书籍，“往往辩论事件，援引中国典制律例相难。”我们也想这样做，但看不懂外国洋文条例，“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需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彼此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现在外国人丁韪良帮咱们翻译出此书，难题就解决了。
    《万国公法》书稿送总理衙门官员阅读时，中国外交官员运用书中的国际法原理，成功地处理了一件外交纠纷。当时，普鲁士与邻国丹麦吵架。普鲁士军舰在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拿获了三艘丹麦商船。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指出这一水域是中国的领海，按照国际法的原则应属中国政府管辖，外国军舰不可以在此随意对第三国动武。普鲁士只好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赔偿金。
　　书还没印就产生了效果，这使清廷相信西方国际法知识对自己的外交活动是有利的。《万国公法》经总理衙门官员修饰润色之后，第一版印300本，发给各个省，供地方使用。以后，中国向各国派的外交使节，也多备有此书。
    翻译《万国公法》，有人欢喜，也有人不高兴。法国代办哥士耆就坚决反对丁韪良把此书翻译出来。他对蒲安臣说：“这家伙到底是谁？居然让中国人洞悉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除掉他，他会给我们造成无尽麻烦的。”
   

  　　　　　　　　　　　　　　丁韪良到底是谁
        
    丁韪良到底是谁？他本是一位美国普通的传教士。1850年到宁波传教，在宁波住了八年，学会了一口熟练的宁波方言和官话。１８５８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宣布实行中立政策，派遣特使到中国，试图调停矛盾，以从中攫取特权。能说一口熟练汉语的丁韪良被聘为翻译人员一起北上，直接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
    丁韪良其后翻译国际法，这大约与他在美国外交使团中的这段经历有关。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翻译惠顿的这部著作，“将会对两个帝国以及我自己的生活道路产生一定的影响。我早就注意到中国缺少这样的著作。”他的翻译工作得到了美国驻华公使的支持，又刚好帮助清廷洋务派解决一大难题，由此一举成名。
    翻译《万国公法》使丁韪良名声四起，成了清廷上下很多官员的朋友，这使他其后无意之中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１８６９年，清廷聘请丁韪良担任三品文官衔、同文馆总教习。他在这一职务上竟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同文馆后来并于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二品顶带衔、第一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丁韪良还成为清政府咨询国际法专家。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当时宁波城内有天主教堂六七处，定海城内也建有法国天主教堂七处。根据国际法，保护中立国的侨民是交战国的责任。但对敌国侨民，即在华法国人的保护问题如何处理，清政府心中无数，就征询丁韪良的意见，请其按公法予以解答。按照丁韪良的建议，清政府宣布根据国际法对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一体保护。
    1916年12月17日，这位操着熟练的中国官话并时不时夹杂些宁波方言的美国人在北京去世。他写有《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一书，记叙自己在中国近６０年的传奇经历。
    美国驻华公使支持丁韪良翻译国际法，当然首先是认为这有助于美国的利益。但在这本书中，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这样一些字眼：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尽管那时候的中国人还不能理解这些词在这里的真正意义，此书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是产生过强烈的反响，后人因此把它列入100本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译作。
   
      　　　　　　　　　　　　　　舟山人曹景荣之谜春秋网http://bbs.cqzg.cn
   
     《万国公法》书中注明，一道参与翻译的还有一位舟山人曹景荣。《万国公法》凡例之四:“是书之译汉文也，本系美国教习丁韪良视其理足义备，思于中外不无裨益，因与江宁何师孟、通州李大文、大兴张炜、定海曹景荣略译数卷，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阅，蒙王大臣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
    曹景荣与丁韪良是什么关系，如何到北京的，以后又作了些什么？梁启超在介绍此书时说，它由丁韪良命同文馆学生翻译而来。如此说来，曹景荣等好象是同文馆的学生。但这不符合事实。前面提到总理衙门奏报此事就说“同文馆学生通晓洋文尚需时日”，不可能参与此事。丁韪良《花甲记忆》更说得清楚，他翻译此书事在到同文馆任教之前，《万国公法》是在他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印刷出版。春秋网http://bbs.cqzg.cn
    丁韪良早在1862年就开始翻译《万国公法》，地点是在上海。这一年同文馆才在北京开办。第二年，他带着译稿到了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并开办“崇实馆”。他到同文馆任教是在１８６９年。因此，曹景荣等不可能是同文馆学生，他们应该早就与丁韪良关系相当密切，最大可能是丁韪良多年从事传教、翻译工作的助手。
    《花甲记忆》记载有一位曹先生，很有可能就是曹景荣。丁韪良写道，他到北京办起“崇实馆”，一方面忙着联系总理衙门支持出版《万国公法》，另外为学校急着编写民法、化学、物理课程教科书，实在忙不过来。“曹先生在照看我的学校，尤其是管理两个小礼拜堂方面提供了有效帮助”。他说，他的这位助手人很好，就是爱喝酒，脾气不怎么样。
春秋网http://bbs.cqzg.cn    丁韪良说，这位曹先生是在宁波教他学习汉语时入教的。这说明曹先生跟着他从事传教、翻译工作已有十几年，与他关系相当密切。丁韪良在宁波传教八年，多次到过舟山。《花甲记忆》第８章题目为《造访舟山群岛》，记述了他每年夏天到定海、普陀山避暑的所见所闻。曹景荣或许正是在丁韪良某次舟山之旅时成为后者的汉语教师。
   
    　　　　　　　　　　　　　　　用拼音拼写宁波话
   
    这位美国传教士在回忆初到宁波学习汉语时写道：“我们学会的第一句宁波话是ｚａｂａｎ（柴爿）。厨子拿来一根柴火棍子，让我们明白他要买柴火来烧饭。第二句宁波话是ｆａｎｐｉｎｇ（番饼），厨子用手指形成一个圈来表示钱，然后指着柴火棍子。这两者的联系让人一目了然。”
    当时宁波来了许多外国人。他们既要学习宁波方言，又要学会官话。他们感到同时学这两种语言困难更大。1854年８月，英国人赫德到宁波任英领事馆译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常聘用以我微薄的工资所能请到的最好的官话教师。”这些教师看来大都是当地的秀才，给赫德带去的教材包括中国的四书五经。第二年6月，赫德竟可以阅读《红楼梦》，说“我并不觉得这书没有趣味”。赫德后来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始人。春秋网http://bbs.cqzg.cn
    赫德在1855年1月30日日记中说：“今天我的教师批评了在宁波的各个英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土话都行”。
    丁韪良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汉语、阅读中文典籍，并且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同时积极地开展传教活动。他用拼音来拼写宁波话，注写到识字课本上，到他教堂来听他讲道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作为西儒的名声也开始在士绅阶层传播开来。
    在宁波八年，丁韪良得到了许多像曹景荣这样的汉语老师的帮助，同时这些人也学会了英语，成为丁韪良从事翻译、教育工作的助手。有史料说，丁韪良在他的中国同事的协助下，还翻译出版了《公法便览》、《公法会通》、《国际法研究》等书。此外，丁韪良还翻译过几本外交手册之类的书。他还担任过《中西闻见录》报刊的主编。舟山人曹景荣很有可能继续从中出过力。
     
    　　　　　　　　　　　　　　来叫克姆（come）去叫戈（go）
            
    舟山人参与翻译《万国公法》前后，上海、宁波一带民间学习英语已经开始风行。据近代《清稗类钞》一书记载，最早在沪办英语培训班的是一个宁波人，他的英语是在舟山学会的。
    这位宁波人穆炳元原来是个清兵，鸦片战争时在舟山被英军俘虏，学会说英语。后随英军进入上海。上海开埠后，由于穆会讲英语，颇得外人信任，“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 他成了近代第一个宁波籍买办。由于业务太多，穆开始招收学徒，传授语言和经纪知识。其所招收者大多是沪上甬籍子弟，这就为宁波人从业买办创造了条件。
    穆炳元开办了一个速成英语培训班，他把英语编成了一首宁波话的顺口溜：来叫克姆（come）去叫戈（go），一元洋钱混淘箩（one dollre），廿四铜板吞的福（twenty 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
    上海正式开埠在1843年11月17日。1844年1月1日，宁波开埠。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格局，五口通商代替了一口通商。上海取代广州迅速成为中国的贸易中心，一个现代商帮——宁波商帮在当年的上海滩登场。他们需要这种用宁波方言注音的英语（“洋泾浜英语”）与外国商人交流。许多早期宁波帮著名人物如虞洽卿、朱葆三（舟山人）等都有花学费银圆3元在上海夜馆补习“一月通”宁波方言注解英语的经历。“洋泾浜英语”成为中英商人的通用语，以至于正宗的英语反而行不通，即使英国人也只好入乡随俗，学宁波方言讲英语。专家因此认为，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而“洋泾浜”又成就了宁波帮。
    晚清时期的上海，中外文人一起办报纸、开书局、建学校，合作合资，非常普遍，“华洋杂处”的格局在上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海周边地区，社会“求利”、“求富”之风气日盛，科举考试也受到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以经商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其次”的新风尚。如在定海，由于士人们“多改就商”，以至后来应试者从原来的500—600人减至百余人。

   
        　　　　　　　　　　　　　同文馆招生难
   
    但在舟山人参与翻译《万国公法》前后，北方愿意学习英语的人还是少而又少。１８６９年，清廷聘请丁韪良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当时的同文馆已经办了七年，但情况十分糟糕。最大的问题还是学生难招。恭亲王开办同文馆，开始是想用本国人教英语，但北方找不到师资，便向朝廷要求从南方调用人才，命广东、上海各派两名识解外国（英、法、美）文字语言者，携带各国书籍到京作教习。但结果并不理想，显然这些地方官对开办同文馆并不重视。恭亲王只得高薪聘请外籍教师。
    当时弥漫北方传统社会的是科举崇拜，谁肯问津洋鬼子的东西呢？英语又是伴随着炮舰鸦片一起来的，因此国人一开始就对它充满恶感，称之为“蟹行文字”（英文等横排，如同螃蟹横行）。有文化的上层人士大多对于涉外的事情是持敌视态度的。后来与外国互派使节。中国使节是代表皇帝出使外洋，途径州县都要按照钦差的规格迎送，各处州县官却多鄙视。有的竟说：“此算什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即使在南方开放口岸，官场人士也不会去学外语。
    清政府首先从八旗官学中挑选学生入同文馆。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是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最初被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可托，或者是笨而不用功的学生。后来，兼收年岁较长的八旗子弟及汉族学生。学生入同文馆后，亲戚朋友对他的家庭大为鄙视。朝廷只好多给助学金以示安慰，一个学生一年最多可以拿到近二百两的银子。那时一个七品知县，正式的年薪才七十多两。至于同文馆学生的伙食，天天三顿宴席。甚至夜里听戏晚归，可叫厨子做夜宵，送到寝室来。就是这样来学习的学生仍自觉矮人一等。丁韪良说，“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但同文馆还是艰难办了下来。同文馆后来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学生最多时达120人。它的创设不仅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外交人员、翻译人员及教育机构的师资，而且也培养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技术人员。同文馆对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推动中国各方面的近代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丁韪良在同文馆任总教习二十五年，是有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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