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渔民来源探析

乌程仔

九姓渔民来源探析

九姓渔民来源探析



朱海滨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





    [提要]九姓渔民是世代浮居于江河船上的一种社会人群，关于其来源，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本文首先介绍九姓渔民来源的主要传说记载，指出其不可靠性，然后利用文献史料及先行研究，澄清九姓渔民的一些基本问题，并结合民族学的方法，在对九姓渔民与昼民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九姓渔民源于历史上的疍民这一观点。

    [关键词]九姓渔民  渔户  钱塘江  严州  戴槃  陈友谅  疍民(疍户)

[中图分类号]K8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6)02-0051-09

[收稿日期]2004-11-16

[作者简介]朱海滨(1968—)，男，浙江义乌人。1998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获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化地理、民间信仰史。



    九姓渔民是生活在江、湖船上，男子以捕鱼、输送货物，女子兼卖淫为生的一种特殊船民。清代时其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的干支流上①，所居住的船有“江山船”、“九姓渔船”、“钱江画舫”及“茭白船”之称。他们自相婚配，世代居住在船上，被当地人视为贱民，并不准上岸居住。

有关九姓渔民，曾有多人撰文述及，但对其来源问题，大多学者尚停留在介绍传说的基础上②。其中傅衣凌先生虽提出了九姓渔民源于越族这一想法，但并没有对其展开过详细的论证③。本文利用历史文献考证与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就九姓渔民来源问题，辩驳有关的传说并对其展开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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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代江西虽然也有九姓渔户，但入清后已不见记载。

    ②冯巽占：《畲民堕民九姓渔户考》，《地学杂志》，1914年第11期；童振藻：《钱江九姓渔民考》，《岭南学报》，1931年第2期；寺田隆信：《雍正帝の贱民开放令につぃて》，《东洋史研究》，18—3，1959年；傅衣凌：《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63年第1期；《钱塘江上的“九姓渔民”》，《浙江民俗》，1985年第1、2合期；铃木满男：《柯鱼佬——浙江省北部富春江で出会つた水上民》，《民族学研究》，55—1，1992年；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第8章第2节《九姓渔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施怀德：《兰溪茭白船的渊源及其习俗》，《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1期；方向：《富春江上的九姓渔户》，《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第1期；曹志耘：《浙江九姓渔民》，《中国文化研究》，总第17期，1997年；赖青寿：《九姓渔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虽然赖青寿先生提出九姓渔民原本是岸上普通农民因生活所迫而流入水上生活的(前揭书第9—68页)，但他所例举的诗文(龚明之：《中吴纪闻》的“夜航船”条；方回：《桐江续集》卷13《听航船歌十首》、卷14的《渔家》；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夜航船”条)均是描写江南三角洲航船及渔民的，与明清时期以钱塘江中、上游为主要生存基盘的九姓渔民没有任何关系，因而笔者认为赖青寿一说并不成立。

    ③傅衣凌在《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中说：“二十年前，我为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曾于《王阳明集》中见有江西九姓渔户的记载，谂知这一种水上浮家的九姓渔户，不仅存在于浙江，也存在于江西，而和闽粤两省的疍民，实皆为古代越族的遗胤，由于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与压迫，而渐沦入不自由的地位。”另外，方向先生也认为九姓渔户远祖是百越族(前揭方文第165—168页)，但其文也并未能用史料进行论证。



一  九姓渔民来源的流行说法①及辩正



    关于九姓渔民的来源，目前为止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流行说法主要有陈友谅部属被贬说和亡宋遗黎避世说两种，下面试介绍并辨正两说。

    1．陈友谅部属被贬说

    有关九姓渔民的来源，最流行的说法便是元末陈友谅部属被朱元璋贬入渔籍，不准陆居，并改从贱业一说。

    同治年间，严州署知府戴槃在《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为良碑记》中说：

严郡建德县之渔课，始自明洪武年间。……相传陈友谅明初抗师，子孙九族家属贬入舟居，使之身为贱业，几无异于校坊之设也。由明数百年来，渔课照完，舟中所居妇女，名为眷属，实则官妓。迄今日久年深，九姓之姓常存，九姓之名已难遍考。②



上述说法用了“相传”二字，而此前的建德县及严州府方志中均见不到同样说法，加上九姓渔民档案早已毁失③，因此这可能仅仅只是戴槃采自当时当地人的传说而已。在戴槃请求裁革渔课，禁九姓渔民在船上事娼之后，有关九姓渔民的记载也渐趋多，其说法也多与戴槃所载传说并无二致，这也许是因戴槃奏请废除九姓渔民渔课并禁其事娼一事的影响扩大所致吧。

    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史料中最早言及浙江九姓渔民来源的是严州府淳安县人方楘如所作的《百五岁老妪》④。该文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有感于一位105岁的九姓渔民陈姓老太太遭遇所作。该文写到：

妪陈氏，本渔舟妇。渔舟凡九姓，男来女往，世婚媾如朱陈村。相传故陈友谅水军也。友谅败死，水军散走东下，其后杂隶衢、婺、严三郡，为舟师所隶之。郡官给舟符相检校，其名曰邮票，且微征庸焉，匝一岁而更。⑤



按照该说法，九姓渔民本是元末陈友谅的水军，陈友谅失败后，他们移居到浙江上八府的严州、衢州、金华三府水域，受隶于当地水军。知府每年都要给“舟符”验证，并且向他们征收轻微的赋税。在这里，方楘如用了“相传”二字，说明这也是当地民间传说。

    雍正年间方楘如所载传说与前述(同治年间)戴槃所载传说共同之处是：九姓渔民原为陈友谅部属；不同之处是：方楘如记载的传说称他们原本是水军，由浙江以西地区迁来，其身份并非被贬所致。而戴槃所载传说则称他们是被贬入水居的，所从事职业也是被迫的。方楘如是清初严州府淳安县人，又是博学鸿词科进士，另外其文中主人公九姓渔妇陈氏出生于崇祯四年(1631年)，而且“又颇解道革代间事”，因此该传说在明末应已存在。而戴槃是清后期江苏丹徒县人(举人出身)，在建德时间也不长，且此前建德县志及府志均未言及九姓渔民来源的同样说法，其所获九姓渔民来源的有关知识可能只是当时该地的民间传说而已，比方楘如所载传说已晚了二百年以上，当不如方楘如所载来得更为可信。

再者，如果戴槃所记载的，即九姓渔民是被贬所致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他们在被贬之前应是陆居的。原本陆居的人，要去从事水居，其难度很大；何况钱塘江中游段险滩较多，而下游潮水又大，不该是他们选择居留的最佳水域。从历朝处理罪人的例子来看，也没有把一个群体贬入水上居住的例子⑥，而从朱元璋的考虑来说，也更不会让他们集中在一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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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浙江民俗》(1985年第1、2合期)所载的《钱塘江上的“九姓渔民”》一文介绍有“江山船说”，其根据是清末宣鼎《夜雨秋灯录续集》卷3“珠江画舫”引有邹子《乐生笔记》的记载，即“江山近水人家，各置一巨舫，画板明窗，巨丽宏敞。父荡桨，母操舵，兄亲执缆，女任烹调，其女子率幼习丝竹歌舞，破瓜时便使应客。临风咳唾，若即若离，或一二姝，或三四姝，皆靓妆，将以诱过客，弋重资也。富商大贾，往往倾囊登岸，恶矣”。邹子在此显然只是介绍、描述江山县的九姓渔户而已，并非说明九姓渔户的来源，因而“江山船”一说本身并不存在。

    ②转引自《浙江民俗》，1985年第1，2期。

    ③戴槃《严陵记略》一书中的《藩宪详稿》载：“其欤之来，由代远年湮，档案毁失，实已无从追溯。”

    ④有关九姓渔民的论文及调查报告中，均未有人提到过方楘如的这一记载。

    ⑤光绪《严州府志》卷30《艺文》。

    ⑥有关疍民的来源，也有陆居人被贬入水居之说，侗并非事实，是后人编撰出来的说法。



代贬入贱民之列。因为如若这样，只会促使他们更加背叛朱明王朝，并更易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威胁社会安定的潜在力量。况且，九姓渔民从事水上运输，而钱塘江自古以来都是贯通南北的最重要通道之一，朝廷官员来往及货物运输均需通过钱塘江航道，如果他们一旦形成反对朝廷的组织，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明太祖该不会也不必如此失策吧。另一方面，据《明史·陈友谅传》可知，陈友谅生前虽是朱元璋的劲敌，但在其失败后，朱元璋并没有对其家族或重要将领进行灭族或贬谪，相反，陈友谅之子被封为归德侯，其父封为承恩侯，其弟友富为归仁伯、友直为怀恩伯，即使是已死之弟友仁(随陈友谅抵抗明军最力者)，也赠为康山王，并立庙祀之。从朱元璋优待陈友谅家属及其一些部将的事例来看，他把陈友谅部属贬入渔籍，并从事贱业这一点很难说得通。另外，即便朱元璋要把他们贬入贱民行列，当地百姓也不至于对他们歧视几百年不变。就历史规律来看，政府的号令也不能持续这么久，尤其是到改朝换代之时，他们便会要求解放。乾隆年间朝廷曾下文准许九姓渔民改业后，其子孙可参加科举考试①。此后，虽有一部分九姓渔民改从陆居并从事农工商业，但绝大多数对此反应冷淡，依然故我，以至于到同治年间，戴槃要专门向上司请求裁革渔课，并强令他们放弃娼业。戴槃的倡导，好像也只是一厢情愿，此后九姓渔民仍操故业。直到民国年间，浙江各地政府相应采取各种强硬措施，强令他们登岸陆居，取缔其卖淫业，此后，九姓渔民才渐渐从钱塘江上消失。因此，从清中叶至民国年间九姓渔民的解放过程来看，也并非是他们主动要求脱离水居生活，相反，倒是政府要求他们陆居并同化于普通人之中。

    总之，九姓渔民被贬入水居一说不见于清中叶以前的文献记载，又与雍正年间方楘如所载九姓渔民传说相歧异。从情理上分析，朱元璋也不太可能把他们集体贬入水居，并来往于钱塘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就连记载这一传说的戴槃本人也并不完全相信，他在《九姓渔船考》②一文中就明确说“不知所自始”。据此，笔者认为九姓渔民是被朱元璋贬入渔籍，居于水上一说完全不可信。

    分析被贬说的由来，可能与明代为加强户籍管理，把九姓渔民列入了国家户籍(渔户之类)，并课以税收(渔课等)一事有关，九姓渔民因此自然对朱元璋产生了敌意，便把自己说成是朱元璋的敌人，他们之所以被课税，并不准上岸居住，也似乎完全是朱元璋为报复敌人而采取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从民间态度来看，陈友谅虽败于朱元璋，但同属于农民起义军领袖，在一般民众心目中仍是个英雄，尤其是在渔民之中(陈友谅系渔民出身③)。九姓渔民自称是陈友谅部下后裔，可能也是一种寄托于失意英雄的想法。另外按东南沿海的疍民中(如温州蛋民)也流传着被明太祖贬入水居的传说④，浙东各地丐户(堕民)早在明代便广泛流行着叛宋投金将领焦光瓒部属被贬说及明初朱元璋贬蒙古人为堕民等说法⑤，九姓渔民是朱元璋贬陈友谅部属所致这一说法可能就是受到有关疍民及堕民来源的各种传说启发后编造出来的。

    2．亡宋遗黎避世说

    民国《建德县志》卷15在记载了陈友谅部属被朱元璋贬入渔籍这一说法之后，还记载了九姓渔民来源的另外一说：

或云此种渔户皆亡国大夫遗种。宋末都杭，朝士爱严陵山水，避世于此，其不舍舟就陆者，犹是薇蕨首阳，以明不践土、不食毛之意，因专以捕鱼度活，两桨一舟，自成眷属，浅斟低唱以外，别无他长，俗谓称九姓渔船，亦曰茭白船，言止能助人清谈而已。



即九姓渔民原为故宋遗民，因爱严陵山水，带着眷属而来，专业捕鱼为生，浮居水上，不与陆地居民通婚姻。该记载没有引任何文献为证，可能也是出于建德当地民间传说，为方便起见，笔者姑且称之为“亡宋遗黎避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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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至广东之蜑户、浙江之九姓渔户，及各省凡有似此者，悉令该地方照此办理。但此等甫经改业之户，惟不准应试，至于耕读工商，业已为良，应悉从其便。如有势豪土棍，藉端欺压讹诈者，该地方官仍严行查禁惩治，以儆刁风，以安良善等”。  

    ②收在戴槃《严陵记略》一书中。

    ③《明史》卷123“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第3687页。

    ④叶大兵：《公婆船——温州民俗调查之一》，《浙江民俗》，1984年第4期。

    ⑤万历《绍兴府志》卷18“丐自言则曰宋将焦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九姓渔民原本是“亡宋遗黎”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该说法不见于民国以前任何史籍，民国《建德县志》在记载该说法的同时，还加上如下按语：

广东蛋户亦系亡宋遗黎，以张世杰等据崖山，联船为镇，居民皆以蛋纳税，故号蛋户。胡元入关，此辈遂甘为水居，不愿登陆，以示不忘旧君之意。



据史料记载，至晚在南朝时期，疍户(蛋户)便已分布在广东、福建沿海，因而疍户来源于亡宋遗黎这一旁证根本不成立。元灭宋后，原来生活在南宋故土上的百姓都是亡宋遗黎，他们被元政府定义为“南人”，地位低下，如果九姓渔民系由南宋士大夫们构成，自然也不会被生活在岸上的遗黎们视作贱民。另外，既然说亡宋士大夫一无所长，要让他们去习惯水居并从事捕鱼、运输，那更非他们所能了。况且又没有人逼他们去从事这一行，更没有人逼士大夫们去从事他们最为避讳的卖淫业。再者，如果九姓渔民的祖先原是一些士大夫，那么重视子孙文化教育该是理所当然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九姓渔民的文化层次远远低于岸上农民。进入民国后，政府强令他们陆居，并接受普通人的教育，遗憾的是效果并不太好，如民国兰溪县府呈文说他们“虽经历年通俗教育之透导，而收效殊难，盖积痼已深，自拔匪易”，衢县县府呈文则说：“县属九姓之劣根性，即在重迷信，嗜烟(系香烟水旱烟)酒赌博，不肯向学者实居多数。”①“亡宋遗黎避世说”称他们只好卖唱度日，实际上，九姓渔民男子主要从事水上运输及捕鱼，只有女子才卖唱兼卖淫。总之，“亡宋遗黎避世说”既无文献可证，又完全不符合情理，因此，这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抑或是九姓渔民为了抬高自己出身而编撰出来的自欺欺人之说吧。



二  有关九姓渔民的基本问题探讨



    以上笔者论述了清中叶以来广泛流传的九姓渔民来源传说的不可信。那么，九姓渔民到底从哪里来呢?在论述该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澄清有关九姓渔民的一些基本问题，下面试对其民族性、姓氏、年代简略作一探讨。

    1．九姓渔民并非普通汉族渔民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九姓渔民是不是普通水上渔民?

    明清时在钱塘江流域也有许多以打鱼、运输为生的其他渔民。万历《兰溪县志》在谈到该县四民中的农民时说：

兰溪之民为业不一，要亦不出乎农工商贾之类耳。业于农者，或田而稼，或圃而蔬，或水而渔，或山而樵，或操舟于河，或灰石于山，或为版筑，或为佣工，各食其力，无所惰焉。②



当时在兰溪，撑船的、打鱼的等等，都属四民之列的农者一类，并不是贱民。戴槃在《九姓渔船考》一文中也说“又有船名芦鸟，系义乌人所业，形制宽敞，同于茭白，惟无窗棂，殆不欲自同于九姓船也。”钱塘江上芦鸟船的业主，虽然也从事水上运输，但不属贱民，他们不愿与九姓渔民为伍。戴槃在《禀请奏裁建德县渔课由》中又说：“严属建德县九姓之渔课，则与各县渔人所完之税大不相同。”③戴槃所说的“各县渔人”当指各县的普通汉族渔民。九姓渔民所负担的渔课，与普通渔课大不相同，这也显示出九姓渔民这支渔民群体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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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童振藻《钱江九姓渔户考》八《教育》。

②[明]章懋纂修《兰溪县志》(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卷1《户口》。

    ③收在戴槃《严陵记略》一书中。



道光《建德县志》卷21“杂记”说他们“以水为家，居民不与为婚”。陆上汉人不愿与九姓渔民通婚姻，虽然这可能与视九姓渔民下贱有关，但更为主要的，也许是风俗、观念、生活方式的不一致所造成的。民国《建德县志》卷3“风俗”说：“普通士夫之外，别有渔户及畲客二种，其俗与地著稍异，县人均外视之，然一为胜国遗黎，一为天家骄婿。”在此，编撰者把渔户与畲族并列，显然是把九姓渔民视为与汉人不同的一支少数民族。该志还记载了九姓渔民与岸上人不同的习俗，其婚礼“娶时两船为一处，置新妇于盆，由女船舁至男船，便成佳礼焉”，大多数渔户“无所谓丧礼”。可见，九姓渔民的礼俗与当地普通岸上人确是有所区别的。童振藻认为：“九姓渔户，就现在所处之境遇视之，自系弱小民族之一流。”①姜卿云所编的《浙江新志》及余绍宋所编的《重修浙江通志稿》也都把九姓渔民列为“特珠民族”一类。②总之，民国时期，浙江当地人多认为九姓渔民并非是普通汉族渔民，而是属少数民族之类的一种特殊水居群体。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明代有关江西九姓渔户的记载，王守仁《行江西按察司编审九姓渔户牌》说：

数内杨子桥等九姓渔户，又该知县王轼引赴军门投首，各执称被胁，情有可矜，当该本院量行责治，仍发本官带回安抚外。今访得前项渔户，尚有隐匿未报，及已服官而乘势为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亦有渔户以打鱼为由，因而劫杀人财，虽尝缉捕禁约，而官吏因循，禁防废弛，合就通行查处。③



从中可知，明中期时江西境内分布着九姓渔户。除了他们之外，也有其他“渔户”从事抢劫、杀人等违法活动。由此可知明代江西的渔民由“九姓渔户”和“渔户”组成，渔户当指普通汉人渔民，与之相对，九姓渔户则指一支来源与普通渔户有异的渔民群体，即江西九姓渔户也是一支有别于普通汉人渔民的群体。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九姓渔民是区别于汉族的一个特殊水居族群。数百年来，岸上普通汉人歧视他们，似与此有一定关联性。

    2．九姓渔民并非只有九姓

    道光《建德县志》卷21“杂记”说“九姓渔户：陈、钱、林、袁、孙、叶、许、李、何”，凡谈及浙江九姓渔民的文献几无例外地称其有九个姓氏，让人觉得似乎九姓渔民就是由此而得名的。但若把有关资料联系起来分析，其实情并非如此。

    首先，清代福建人林昌彝所著的《射鹰楼诗话》(咸丰元年刊本)卷8称“船户凡九姓，如孙何钱赵等九姓也”。林昌彝虽称九姓渔民是九姓，但他所例举的孙、何、钱皆见于九姓，唯独“赵”姓却并不在上述九个姓之中。另外，民国兰溪县长余名铨在呈报兰溪县内九姓渔民姓氏人口时，除列有上述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等九姓外，还有江、唐、胡、徐、施、季、潘、鲁、方、张、王、吴、越、金、黄、郎、郑等姓氏④，即兰溪县九姓渔民并不止九个姓氏。

    其次，从王守仁《行江西按察司编审九姓渔户牌》中的“数内杨子桥等九姓渔户”记载可知，江西九姓渔民中有杨姓，而通常所说的浙江九姓渔户中却并没有杨姓。除杨姓外，傅衣凌认为江西九姓渔户还有吴姓、林姓，其中吴姓同样未见于所谓的浙江九姓渔户。既然都称“九姓渔户”，那么他们本当是同一族群。何以“九姓”的姓会互不相同呢?傅先生对此作出了巧妙的解释，“九姓并不指九个姓氏，犹如古代的百越之类，而为一种古代氏姓名称的残留。并且中国古人记数素有喜用三九的习惯，作为一种多数的通名，而不一定都是完整的九个”。由此可以断定，“九姓渔民”之来由，并非是因为只有九个姓氏。    总之，结合江西与浙江在九姓渔民姓氏上的差异以及林昌彝例举的赵姓，加上兰溪县长余名铨呈报的其他九姓渔民姓氏，笔者认为九姓渔民并非只有九姓。

    3．九姓渔民明代之前应已存在

    近年来已有学者认为浙江九姓渔民明代以前应已产生，但他们并没有展开过具体有力的论证⑤。

    明万历初严州府同知龚天申为加强当地社会治安，提出了四条措施，其中第三条“编置援应”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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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童振藻：《钱江九姓渔户考》十一《结论》。

    ②姜卿云编《浙江新志》第7章《浙江省之社会》，杭州正中局，1936年；余绍宋主编《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4册《民族》“九姓渔船”。

    ③[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31上。

④转引自童振藻：《钱江九姓渔户考》四《姓氏》。

⑤方向：《富春江上的九姓渔户》，第165—168页；曹志耘：《浙江九姓渔民》，第78页；赖青寿：《九姓渔户》，第17—21页。



渔人生长波涛之中，兼谙地方要领，逐埠巡河，昼夜不息，率皆丁壮，尽可为兵，况所居埠头，远者十余里，近者四五里，稍有警报，声息相闻，一苇可航，救援立至。今查建德县内上下三港渔船约四五百只，编定号数，某甲住某埠，某乙住某埠，如甲埠失事，则甲当之，乙埠失事，则乙当之，仍于某轮拨二只，给以本府印信长牌一面，责于本港境内同水兵一体巡逻。①



该项提案后来得到了实施。戴架在《九姓渔船考》中说九姓渔民“原编伏仁义礼智信捕七字号”，而龚天申所定措施中有“编定号数”一事；方楘如载九姓渔民“为舟师所隶之”，而龚天申措施中有令渔人与水兵一体巡逻一项。从戴槃、方楘如笔下的九姓渔民和龚天申措施里的“渔人”一样具有编号、隶属于水师等特征来看，龚天申所说的“渔人”当指九姓渔民。而就在万历年间，仅建德县境内各埠头就有九姓渔船四五百只来看，这支水上渔民群体由来应在明之前。其来由，可能连当时的人也已弄不清了。

    从前引戴槃《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为良碑记》中可知，九姓渔课始于明洪武年间。查阅严州府有关方志可知，严州府渔课确实于明代出现②。按一般规律，应先有九姓渔户，而后才会有其渔课，而不会是先有其渔课，后有九姓渔户或在有九姓渔民的同时便有渔课。作为严州知府戴槃可能会看到渔课档案，因而能肯定地说“始于洪武年间”。但对九姓渔船何时出现，他却说“不知所自始”。从这一事实也可看出，九姓渔民在明代之前可能已在严州一带活动，只是历代朝廷没有对他们征收渔课而已。

    而若按方楘如所载传说来分析，九姓渔民原为陈友谅水军，陈友谅失败后，他们迁移到了今钱塘江水系。陈友谅系渔民出身，他所组织的义军，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军队。从其有关活动来看，水军是其军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时所谓的水军，大概不过是把各地渔民组织在一起而已，不可能是一支专门的训练有素的战斗队伍。如果说九姓渔民曾是陈友谅水军的一部分是事实的话，可以说元末陈友谅起事之前，九姓渔民就已存在。其水居、从事运输、捕鱼等便是其自身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

    另外，从历代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也可以捕捉到有关九姓渔民的信息。众所周知，九姓渔民妇女的重要职业之一就是在船上侍候客人兼卖淫。元末明初汪广洋的《淳安棹歌》诗云：“淳安县前江水平，越女唱歌兰叶青。山禽只管唤春雨，不道愁人不愿听。”③诗中的“越女”生活在渔船上，大概是在卖唱，这类似于清代在钱塘江船上卖唱的九姓渔民妇女的行为。另外，万历《严州府志》还收录有汪广洋的《滩行五首》，其诗云：

花底住鸣鞭，晓行滩上船。上流风较稳，百丈不须牵。上峡滩水急，下峡滩水清。邻船夜相语，明日到严陵。闻道沙溪酒，春来如密香。买将千百斛，取醉到东阳。滩上水平沙，梭舟荡落花。吴侬不相识，对面浣春纱。三百六十滩，相逢相见湾。舟师怜远客，数问几时还。④



诗中浣纱的“吴侬”，当是一随船女子，大概就相当于清中期后的九姓渔船上的“同年嫂”、“同年妹”之类。民国《建德县志》在述及九姓渔民来源时曾说，“闻之父老，建德伎船唐已有之，与友谅原不相涉”⑤，并引唐代睦州(明清严州府)分水县人施肩吾的《古曲》诗为证，该诗分为如下三节：

    (1)可怜江北女，惯唱江南曲。摇荡木兰舟，双凫不成浴。(2)郎为几上香，妾为篝下灰。归时相暖热，去后生尘埃。(3)夜裁鸳鸯绮，朝织蒲萄绫。欲试一片心，待缝三尺水。⑥

施肩吾的诗可能为同一女子，即“江北女”而作。从该诗所描绘的景象来看，“江北女”可能是个卖唱兼卖淫的女子，与清代的“同年嫂”、“同年妹”相一致。从“江北女”这一称呼来看，该女子可能来自长江以北，她所唱的是江南曲，可以推测她虽来自江北，但在江南已生活多年，也许是被卖到江南来的。藉此我们可以推测，实际上唐代钱塘江水面上已有一支水上卖唱卖淫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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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明]杨守仁等修万历《严州府志》卷21《城守江防夫议》。

    ②由明吕昌期修、俞炳然纂万历《续修严州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卷8“课程”条可知，明代以前不见渔课，明时“鱼课钞三百四锭四贯二百七十文”，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③[明]汪广洋：《风池呤稿》卷10。

④万历《严州府志》卷20汪广洋；《滩行五首》。

⑤民国《建德县志》卷15《拾遗》。

    ⑥万历《严州府志》卷20《艺文》[唐]施肩吾：《古曲》。《全唐诗》卷26也收录有此诗。



总之，虽然明确提及浙江九姓渔民的史料不见于清代之前，但综合上述种种迹象，笔者认为九姓渔民在钱塘江上的历史应早于明洪武年间。



三  九姓渔民来源分析



    由上述论证可知，九姓渔民并非因其有九个姓氏而得名，也即其由来并无九个姓这种特殊性。其在严州的出现也早于明初，似乎历来就有，并也是一支有别于普通汉人的特殊船民群体，这自然让人想起旧时在福建、广东、广西的沿海及江河上，广泛分布着的另一支特殊的船民群体——疍民。他们原本并非汉族①，同时也被岸上人视作贱民，并不准登陆居住。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会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呢?目前为止，对与此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搜寻似已走入穷途末路了，仅靠史学的考证显然已不能完全解开这一谜团的了。在此情形下，笔者认为适当地运用一些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有关的历史文献相结合，也许对这一问题能作出较合理的解答。

    首先，我们对两者进行一下排列比较。

    居住方式与活动区域：旧时，疍民世代居住在船上，船是他们的“住宅”，九姓渔民同样也以船为家，并且两者都选择了当地较有航运价值的水域，如广东疍民主要分布于珠江中下游、韩江中下游等地，福建疍民则分布在以漳州、泉州、福州为中心的沿江、沿海地带，浙江九姓渔民分布在钱塘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疍民因生活需要会经常转移水居地点，比如浙江温州疍民就来往于福州与温州之间。九姓渔民虽以建德为中心，但其活动范围却遍及钱塘江上中下游，溯河而上可达江山、常山、兰溪、金华，顺流而下可达杭州城外，即他们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谋生手段：疍民的职业，男子以捕鱼、运输货物为生，女子兼卖淫，有的则专以卖淫为业。同样，从“九姓渔户”这一名称来看，他们也并不是什么官妓，而是渔民，戴槃《九姓渔船考》说九姓渔民“以渔为生，改而业船”，也就是说九姓渔民最初职业是打鱼，后来才发展起水上运输业。而九姓渔民妇女则在船上侍奉客人并卖淫。

    所操方言：疍民所操语言基本上同于当地岸上人，大体上广东、广西一带疍民多操广州话，而福建疍民则多讲闽南语、潮汕蛋民多用潮汕话。九姓渔民语言也同于当地岸上人，他们多操严州口音。

    婚丧风俗：从通婚范围来看，疍民和九姓渔民完全相同，如广东潮州韩江上的疍民共有七姓，他们相互通婚，而九姓渔民也只能在九姓之内自相婚配。广东疍民的结婚仪式都在船上举行，婚娶时，由男家船靠近女家船，把新娘接过去成婚②。婚仪上，双方都要斗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③。明清时期，九姓渔民嫁娶同样也在船上举行，由男家船靠近女家船，保持三尺距离，新娘端坐木盆中，由女家船浮至男家船，便成婚礼④。婚仪上，男女双方也都要请本方人唱歌并和对方的歌手斗歌。而在葬仪方面，广东蛋民葬仪较简单，一般尸体在搁放一天后便下葬；同样九姓渔户也不如岸上人复杂，人死后，把尸体移入船头，盖上烧纸，约搁半天即放入棺内，过一天，让亲人再见一面，就封棺。而岸上再穷的汉人也要比疍民或九姓渔民来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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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虽没有把疍民作为一支少数民族而加以确认，但从有关学者的研究可知，疍民原本应该属于一支不同于当地汉族的少数民族。可参见陈碧生：《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起源、特征及是否少数民族诸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及张寿祺、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先民“蛋家”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

    ②陈序经：《疍民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57页。

    ③[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第485页。

    ④《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



与官府的关系：明清时，闽粤一带疍民都要向当地政府交纳渔课，而浙江的九姓渔民也要向建德县衙门交纳渔课。另外明初时，广东地区的部分疍民被编为水师的一部分，“籍广东疍民万人为水军”，并于有关地方设置河泊所管理疍民①；而方楘如《百五岁老妪》中说，浙江九姓渔户与水师也有“隶属”关系。

    贱业：清代疍民和九姓渔民都被陆上汉人视为贱民的原因，除了他们来源与岸上普通人有异外，还与他们特殊的职业有关，道光《建德县志》卷21“杂记”的编者按语说：“建邑渔户，係与例载浙江各属之堕民丐户及广东之蛋户等，均不得与齐民齿，以其操业猥贱也。”疍民、九姓渔民所从事的运输、捕鱼自然不能算贱业，真正算得上贱业的，大概是船上妇女所从事的娼业。《清稗类钞》载：“潮州嘉应曲部中，半皆蜑户女郎……生女，则视貌之妍媸，或自留抚蓄，或卖之邻舟，父母兄弟，仍时相过问。稍长，辄句眉敷纷，押管调丝，盖习俗相沿，有不能不为娼之势”②；而戴槃《九姓渔船考》则说九姓渔民“其家属随船，皆习丝弦大小曲”，即九姓渔民女子从小就要练习弹唱。在调教女子练习弹唱并从事妓业方面，九姓渔民与潮州、嘉应疍民如出一辙。另外，清杭州人施鸿保在福建时，见到福州附近有女子于船上卖淫情况，他说：

南台有一种船，其篷以板为之。前后有门，左右有窗，中有床榻几案，妙妓三五，随以应客，第往还于洪塘水口间，名曰躺船。凡迎送官吏及富商大贾皆雇之，红灯绿酒，脆竹清丝，选梦征歌，销魂荡魄，不啻粤之绿篷、浙之红亭也。③



施鸿保所载的“躺船”，实际上就是当地疍民所经营的水上运输船。也就是说，福建疍民在当地从事水上运输，而船上妇女兼营卖淫。福州躺船与广东绿篷自然是指停泊在闽江和珠江上疍民的画舫，而浙江红亭则指钱塘江上九姓渔民中从事卖淫的画舫。作者在文中能把这三者相提并论，显然是因其在形式和内容上极为相似而引发的联想。无独有偶，清代山西人徐继畲也作了一首《三江竹枝词》，同时描述了闽江、珠江、浙江(钱塘江)上的三种画舫④，可见施鸿保的联想也绝非偶然。再者，过去珠江或闽江上卖淫女并非都是疍民妇，她们中许多人本是岸上的普通百姓，因生活所迫而被卖入妓船的，而九姓渔民的卖淫女被称为“同年嫂”或“同年妹”，戴槃说“船有同年嫂、同年妹之称，其实嫂妹皆雇桐庐严州人为之，世人误桐严为同年，故有此称。”⑤由此可知，九姓渔船上的卖淫女中的许多人也是来自于岸上的普通人。

    民族学识别民族的基准点概括起来往往有三个：一、共同语言；二、共同地域；三、共同社会经济文化类型。而从以上的排比中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一、在作为识别民族最明显最先使用的标志——语言这一点上，九姓渔民确与疍民所操方言不同，但语言本身是长期历史过程的产物，同一民族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的例子并非罕见，比如瑶族。更何况，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两者的语言在对外界的反应上，却有着如出一辙的反应，即都操当地岸上人的方言。二、共同地域的条件在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初是绝对必要的，而民族一旦形成，其重要性便相对减弱了，而常常为共同的生态环境、生存背景所替代，而九姓渔民与疍民在这两点上也相当一致，即都象游牧民族一样流动在当地具有航运价值的水域上。三、在社会经济文化类型这一点上，两者无论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受歧视及与官府的社会关系上，还是大至嫁娶丧葬的风俗习惯，小至两者妇女都有在日常生活里哼小调的嗜好的细节上，以及都崇拜保佑航运的水神却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诸方面，也都极为相似。以上分析让人不能不对九姓渔民与蛋民之间的关系作深刻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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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第8章第3节“疍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②《清稗类钞》娼妓类《潮嘉之妓》。

    ③[清]施鸿保撰《闽杂记》卷8，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

    ④[清]徐继畲：《徐继畲集》诗集卷上《三江竹枝词》，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第750页。

    ⑤戴槃：《九姓渔船考》。



其次，九姓渔民和疍民一样，历来都严格实行族群内部通婚，这自然造成两者的姓氏都具有继承性和稳定性。过去广东潮州疍民只有麦、濮、苏、吴、何、顾、曾七姓，而九姓渔民也多称只有九个姓氏，即潮州疍民和浙江九姓渔民姓氏都较集中，但两者却共有何姓。1934年岭南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调查了广东三水县的疍民，其中也有与九姓渔民相同的陈、何、钱、李、林、叶等姓①。1940年海南三亚市的疍民中也有陈、叶、李、林等姓②。因此，就姓氏而论，说九姓渔民与疍民有一定的渊源，也是很自然的。

    最后，据近人调查，蛋民以广东最多，福建次之，浙江最少。浙江境内蛋民主要分布在温州瓯江上。温州以北，据民国《象山县志》卷十六载，其沿海石浦港一带也有蛋民分布，象山以北，疍民则似已无。而与蛋民分布区相紧邻的江西全省及浙江钱塘江流域，恰好是明清时期九姓渔民的分布区。另外，就早期文献记载来看，疍民也并非为广东、广西、福建等省所特有。如晋常琚《华阳国志》说巴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儴、夷、蛋之蛮”③，可知当时四川也有疍民分布，《隋书·地理志》说“长沙郡，又杂有夷疍”④，则知湖南等地也有疍民。只是到了宋代以后，有关疍民的记载才多限于福建、广东和广西。从这种片言只语的记载中，我们又可知江西、浙江、湖南、四川等长江中下游省份历史上可能都曾是疍民的分布区。明清时期，有关长江中下游省份的疍民记载没有了，但在江西却出现了九姓渔民的记载，入清后浙江又出现了大量有关九姓渔民的记载。另一方面，明清时期九姓渔民分布的江西、浙江两地，先秦时期也都在百越分布范围之内，而据研究，疍民最早又是源于先秦百越，因此从闽粤浙疍民及九姓渔民的地理分布范围及分布的历史时期来看，九姓渔民来源于疍民也完全可能。那么为什么宋代后文献只提及福建、广东、广西疍民呢?这可能是长江中下游的疍民接受“汉化”较早，大多数已被融入当地汉族之中，如广东蛋民就是这样渐渐为汉人所同化的⑤，而九姓渔民可能便是疍民的遗留族群，但其汉化程度也已与普通岸上人差异不大了。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我国各民族大多经历了长期流动、分合的复杂过程，形成了目前的大分散、小聚居的交错杂居状态，这是民族学界的共识，因此，无论从民族学还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探讨，都不难得出九姓渔民是历史时期疍民后裔的结论，这也正印证了前辈傅衣凌先生的观点，即九姓渔民是越族的后裔，因为疍民源于百越，而九姓渔民源于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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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伍税麟著：《三水蛋民调查》，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第41辑，二《疍民的姓氏》，第6页。

    ②见曾昭璇：《海南省人类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诸问题》转引金关丈夫：《海南岛民俗片断》，《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③[晋]常璩：《华阳国志》卷1。

④《隋书》卷31。

⑤张寿棋、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先民“疍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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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据近人调查，蛋民以广东最多，福建次之，浙江最少。浙江境内蛋民主要分布在温州瓯江上。温州以北，据民国《象山县志》卷十六载，其沿海石浦港一带也有蛋民分布，象山以北，疍民则似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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