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看清楚，这就是某些客家人吹嘘的洪杨发匪在我江南所做作为：
江宁李圭《思痛记》记咸丰六年他全家逃难和他本人被太平军掳获后的遭遇，要不是他也同时骂官军“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读去很可能以为他在造谣诬蔑糟蹋太平军。他一家有近二十位妇女被杀害，他和亲人被抓后，太平军将他们十三人的辫发连结一处：“不准动，动则杀却！”进屋后，“以长枪捣穿屋顶，全巷洞明，贼见箱只堆积几满，似欲呼他贼，又恐其分物，先拔短刀劈箱，翻腾金银物缠腰际，复拣成匹成段绸绉，以单夹衣作袱，令余众各负一包”。“一路尸骸衣物遍野，沟渠河荡中尤甚，被掳而狼狈行者，不绝于道，稍一趑趄，即身首异处。又有少年妇女，披发跣足，伛偻啜泣，贼或挈之随行，或缚于驴背上，或使被掳壮男，背负而走；多有乘间投路旁河渠死者，或哀号不已，怒而被杀者”。在囚室中，“忽数贼推门入，拖妇女去西首室内，遂隐隐有啜泣声，哀号声，不堪入耳”。为了杀鸡儆猴，太平军强迫他们看杀人：“拖一人至前，戮使众视。其人已倒地，贼握其辫发，就颈后砍之，一刀甫下，尚闻呼号声，二刀即不动，三刀头已断，仅连喉间软皮，割之使落，鲜血喷三尺外。……贼举首谓众曰：‘逃则照样’。说毕，向空掷下，提刀而去”。“过一大村落，屋毁尽净，临河大树以百计，树下各有死尸一二具，反缚树身，肢体焦黑无完肤，树亦无枝叶；盖贼及官军等掳人勒索不遂，则缚人于树，施焚如，酷毒一至于此”。“乔贼一日掳数人至，虑其逃逸，设毒计以警之，乃递刀与其同伴，使互相割耳，逼令自食。内一人不割，乔贼曰：‘汝不喜割渠耶？渠为汝何人？实告则赦汝。’其人曰：‘渠我叔也。’曰：‘汝不喜割渠，或喜杀其头。’乃召唤一人拽渠叔辫发使跪地，与刀令砍之，谓如不砍，即砍汝。复以他贼刀拟其颈，其人宁死不应。乔怒甚，立杀二人，更皆剖取其肝，即使同伴者捧入，炒熟分食众之（《太平天国》四，第468—480页）。这些残暴手段，真使人想到日本鬼子。
佚名《金陵被难记》说：
（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内城陷，八旗男女老幼皆被杀。十二三既，在大城内外及远近乡村，掳人当兵。农夫匠作及强力少年约数万，胁令上船往攻镇扬。……越日传言，进贡者免差，于是财帛猪羊米粮，贡者络绎不绝。孰知贼即以贡之轻重，分人之贫富，十四五日后，挨门扣户，括取财物，虽贫家升斗之粮，亦必搜尽。或将全家逐出，盘踞其屋。数日内，居民铺户，寂然一空。于是有举室自缢自溺自焚者，惨不忍言。
（《太平天国》四，第751页） 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叙述他家乡被太平军占领前前后后的经历甚详，不止一处说到以黄老虎为首的太平军扰民的事实：
（太平军头目）乃出令：六门把守，黎明黑旗队开刀，将城内人家挨户严搜，老男老女各置一处，少壮男人分派各馆当差，年轻妇女择大宅安处，当心看守，幼男幼女立即杀死。可口之物及金银珠宝值钱东西，一应解我，不许私藏一些，倘遇崛强者概杀勿论。妖头人家逢男开膛，逢女轮奸，抑或美貌如花者，不许擅行糟蹋，解我当面留为把酒取乐之用，违令者斩。……李逆上前道：“小弟昨日进城，路获一曾姓妖头，押他到家，讯供不吐，喝令开膛。入内搜着宝银几只，女人无见，其余东西不暇搬取，宝银现存弟处，少顷奉上。”
随后，黄、李又出告示吹了一通“封刀入城，秋毫无犯”后说，“尔等欲归家安业者，只须按图备办猪羊油盐等物，择一二确实之人，执旗前导，旗上大书‘纳贡’二字，后面缓敲锣鼓，抬着物件送进城来，我给予路凭；尔等归后，即行写明人数具册投呈，我即发给门牌，张挂门首，我兄弟见之不敢吵扰，尔等安居如旧，老幼男女高枕无忧。若然恃顽不睬，立即放出大队，踹为平地，鸡犬不留。我言及早，尔行勿迟，急切凛凛，毋违，特示”。恐吓之下，老百姓“备物书旗，纷纷进贡”。告示贴出后第二天，离城三十里的大镇梅里，当地的流氓正打算趁火打劫：
长毛已冲到天字号萧宅，哨马踹入北街，迳进信泰典当，管数者忙取坐簿跪献。长毛命领入首饰银房，见取不胜取，略取几件金器，喝令看守牢固，明日大队来取，将腰刀二把在门首槛上交插为记。
长毛走后，流氓喊：“城无官，镇无毛，此时不发财，还有何日？”抢掠之中，还放火烧镇，折腾了一天一夜。长毛同盗贼一起扰民，谁轻谁重，天晓得！诸如此类，还有：
沿海民宅被烧几个，而白宕桥马松泰店伙计张殿才等，见长毛近前，连忙走避；仅存松泰寡妻周氏，抱着幼子巧林看店。毛问北来多少妖兵，周氏曰：“我们女眷不知其细。”长毛遂望店中开着袋枪，只一响满店皆火，烈焰冲霄，沿烧邻屋，西段街上只剩赵二仙新宅及成衣司戴德明家两宅而已。
予堂兄德容，因归王姓之次女贵贞分娩，三日持糕糖往问，适贵贞被逼，力碎贼毛阴囊，贼毛大叫而死，后贼持枪突至，贵贞料不能免，跃河自尽。德容见女尸浮河，夺贼枪只一搠，拴住门旁柱上，拔出贼刀，连手十余刺，枭其首。群贼大至，力敌半响，卒以年逾六旬，单身力尽，被贼背揪其辫，刀刺入喉而死。
继室姚氏性畏风波，不肯北行，与子戍春年甫周岁，同住邻家。今得来信，姚氏被逼不辱，赴水已死，戍春邻妪暂抚，现欲渡南收殓抱儿到沙。
吾市家家打馆，落乡里许亦然，市前后杀死男女数十，腥臭难闻。毛馆所遗物件，被土匪一抢而空，并各家日用器皿亦然搬尽，只存屋壳。独死尸却无一认收者。
甚至可以一点小事就胡来：
见各家无可食之物，忿怒纵火，一镇俱毁，仅存一篁多庙。
（《太平天国》五，第357，359，369，370，388，391，392，393页） 太平军的劫掠，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军需，相当重要的因素却是他们（特别是当官的）想得到金银财宝之类浮财。太平军在永安和攻打长沙时，一再重申“不得再行私藏私带金宝，须尽缴天朝圣库”，可见即使在起事初期，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于是，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贼踞城中，搜括地窖，有悍贼积钱至万贯，将据而有焉。未几逆酋令之他往，仓卒不能赍运，别掘坎埋之，移尸覆其上，并杀掘坎者，惟一人逃去。后他贼至告之，遂瓜分所有，酬以数百千，其人至今存。（周长森《六合纪事》，《太平天国》五，第168页）
搜括财物，倾筐倒箧无论矣。凡复壁、承尘、瓦缝、墙隙，敲破撞坏，百孔千疮。花石之阴，砖版之底，亦复发掘无遗。而败簏破瓮，浅显埋藏者，转未窥瞰。间有陈年深窖，发掘多金，而主人曾不自知者。如此逐户搜寻，日必数次。忽闻贼酋续到，又必大索数日，彼去此来，纤毫无剩矣。（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太平天国》五，第274页）
城中富户逃出者，多窖金于地，往往泄漏为贼所得；而蔡吟涛家藏银三十万两悉被掘。于是按户勒捐之外，逼供藏窖，炮烙横施，日拆民庐，纷纷搜掘。（黄本铨《枭林小史》，《太平天国》六，第547页）
为了达到搜括的目的，有的太平军采用了“愈来愈酷”的刑罚。“贼与贼同队劫掠，各夺所夺，惟以先到手为强。或前行遇民团打仗，后者即乘间肆劫，饱获而归。或有非意之获，由间道潜行，惟恐相遇，对面竞呼兄弟，背面便以仇雠，魑魅伎俩，所不堪言。若引古语‘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比拟之，犹嫌文饰”。“破城半月后，虽榜示安民，严禁抢掠，而众贼不遵约束，若罔闻知”（《太平天国》五，第275页）。纪律完全败坏了。“奸淫之禁，伪示非不森严，而违令习为故常，至枭首游街，鸣锣示众，犹悯不畏法。……嗟乎！率禽兽以食人，而曰彼自为禽兽之行，果禽兽之罪乎？抑亦率禽兽者之罪乎？”(同上，第276、277页)潘钟瑞的结论是领导人应负主要责任：
难民看囊之钱，谓非所己有，而贼众抢劫之罪不问。严立奸淫之禁，而贼酋方广选女色。不许民间吸烟，见烟袋辄拗折毁弃，而众贼身畔各有短烟管；鸦片之禁尤酷，而搜夺烟膏及老枪等具，喜形于色。（同上，第284页）
曹大观《寇汀纪略》记太平军内讧后出走的石达开所部在福建汀州的情况。石达开军队的群众纪律仍然很差：
初八日，有冬官副丞相陈享容，年二十四，承宣黄绣全，年四十余，率党三万余，由宁来汀。刘远达及诸魁往东校场迎入城，毁神像，烧书籍，抛弃各先衙文卷粪秽中。奸民复籍大户姓名白于贼，凡富商大贾，显宦势豪，挟黄白之物走避远乡者，各为贼指其处。贼乃纠土匪千数百人，分路往迹之，名曰打粮；杀人者以血染其巾，谓之打先锋；财物狼藉，促所掳壮丁运入城。所得衣食与众共之；惟金银宝玩则归于主帅。若获蟒袍、补褂、朝珠、花翎等，则曰：“此妖头之物。”搜捕尤酷。如有窝匿隐瞒，必赤族屠之。又传令曰：“乡村进贡者免其纳税。”于是牛羊鸡鹜米豆薪油等物，输将恐后。然此贼欲壑未盈，彼贼复迫索如前数，辗转攫噬，不至赤贫不已；甚有夺妇女数十，贼轮奸至死者，受孕之妇，每剖腹视胎形男女。或向本贼主流涕诉之，则曰：“吾兄弟甚多，贤愚不一，难以遍察耳。”汀民于是深恨富镇不杀贼，贻患至此也。
是时长发盘踞府城，勒令曾炳文出乡募富室金，曾辞以耳聋，贼割其耳，逼其副室投缳死。经理钱局许开晨藏镪巨万，被贼席卷一空；并勒令许开富绅姓名，使各输赀充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左右司马伍长等名目）；上户出番镪二千圆，马四匹；中户出番镪一千圆，马二匹；下户出番镪五百圆，马一匹。劣衿市侩喜为乡官者，辄榜报条门首，逆党见之，不掠其室；其不输镪马之富绅，贼必羁囚之，拷掠无所不至。
（《太平天国》六，第811，812，814页） 在外国人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或评价。吴士礼《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有一节《人民之苦痛》，认为太平军辖境同清廷治下之境对比，前者的老百姓在太平军的破坏政策下过着苦难、贫穷、疾病、饥饿的生活，而清政府辖区则是河道上“船舶云集；耕耘得法的田直到江边，而整齐舒适之村落庄田分布于两岸，一一可覩”（《太平天国杂记》，第124—125页）。宁波怡和洋行负责人格林在致香港怡和洋行的信中说：“依我判断，这班叛党搞不出任何生意来，因为这儿的人对叛党极其害怕，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叛党在城里正在破坏所有的庙宇，把庙里一切留下来的值钱的物件抢走。”（转引《太平天国全史》第1943页）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一书中，有他根据外国人一本著作改写的《太平儿》一文，此文指出，“此时（1853年）太平军声誉日堕，军纪亦日坏”，可见这些未必都是“地主阶级”的偏见。
浙江太平（温岭）人叶蒸云写的《辛壬寇纪》：当地老百姓受不了太平军的折磨而造反之时，太平军大败，“七万人被杀几尽”。太平军军官“马铃、马凳皆用金，杀贼者获厚利矣。贼妾身边各有洋表，乡兵凿去其发条齿盘，取其壳为烟酒盒。其余器物甚多，有不识其名，不知所用者”，多有钱的太平军，多“严明”的军纪啊 | 
发表于 2008-6-7 12:23:59
显身卡
发表于 2008-6-7 12:24:47
发表于 2008-6-7 12: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