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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爱华
关于苗族神话与日本神话的异同与渊源关系，已有不少中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我在此不再赘述。本文想从民族学角度对苗族与日本的起源神话进行探讨，分析它们所反映的人与神起源的原始宇宙观念、先民的思维特征等的异同，并具体考论这些异同所反映的民族性的异同。
起源神话是人类在未开化阶段对天地开辟、万物生成及人类起源所做的丰富想象和幼稚解释，它在世界各民族的童年都曾经产生过，反映了远古人民的不自觉的艺术思维和对天地宇宙的原始观念。但这种神话又明显受到各民族历史文化条件的制约，并对各民族历史文化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所研究的日本神话以成书于711年的《古事记》为依据，苗族神话则选自《苗族古歌》，这本书收录了全国苗族最大聚居区、黔东南清水江流域一带以吟唱方式保存下来的古诗歌。
一、 开天辟地
万物源起之前世间的面貌，据《苗族古歌》（开天辟地）篇所记，云雾生下两种巨鸟科啼和乐啼，他们生出天上和地下，“天是白色泥”，“象个大撮箕”，“地是黑色泥”，“象个大晒席”，天地刚生下时，“相迭在一起，筷子戳不进，耗子住不下”。后来从东方来的剖帕用斧砍开天地，巨人往吾“用口大天锅”，将天与地煮圆，接着臂力强的巨人把公与样公“把天拍三拍，把地捏三捏”，天地才变宽，但天与地仍未分开。府方又把天地顶开，养优造山，头上长角的修狃又造江河……。苗族先民认为巨人、神的出生早于天地的生成，天地初生时相迭在一起，后来在诸神努力之下，才变宽分开。而这些先于天地诞生的诸神中有巨人、有半人半兽的巨大动物、巨鸟、甚至还有不知形状的云、雾。在这些古歌中，云雾、鸟兽都得以具有人类的思考能力与言行能力，反映了苗族先民在创造神话之初的万物有灵信仰，潜明兹还推测这组神话很可能是母系制初期的产物。[1]其中对天地初成状态的叙述，反映了当时苗民已具备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开始思考高于现实生活的抽象的天地形成问题。历史上苗族有过几次大的迁徙，黔东南的苗族，据燕宝在《苗族族源探》[2]一文中考证，就是“叛入南海”（这里的“南海”可能指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的“古三苗”之一。战国时为吴国国民，吴被越灭后，一部分逃到日本，其余的大部分辗转来到黔东南居住至今。从《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由雄公帮助大家迁徙可以看出，他们最后迁到黔东南时，正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那么，可以推定叙事早于《跋山涉水》的其他故事，其发生背景，应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天地之初，据《古事记》记载：“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三神作造化之首，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日本认为天地万物的原初状态“无名、无为、无形”，天地初分时，生成于高天原的三神是：天之御中主神，其次是高御产巢日神，其次是神产巢日神。此三神是独神，且是隐身之神。当时“世界尚幼稚，如浮脂，如海参，漂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化为神，为宇摩志阿斯诃备比古迟神，其次是天之常立神。此二神亦是独神，且是隐身之神。以上五神为别天神。其次又生成十二神，并称神世五代。
开辟神话是《古事记》中最复杂、又最完整的部分。最初出现造化三神，然后是芦芽状物，其次是别天神的独神。虽然只是各神的产生，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但我们从中知道：从远古的混沌中产生了原始的三位创造神，通过他们的活动，宇宙逐渐形成。但不多的文字中出现了水母、芦芽等均为与水密切相关之物，从中可以感受到远古渔猎生活气息。
神话中以三、五、七形式将诸神分类的做法，经白鸟库吉等学者考证，是受中国的奇数为贵思想的影响；至于国之常立神居于天之中央为主宰神的情节，高木敏雄等学者认为受中国天帝思想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也有可能是直接模仿中国而来的。后来三神的出现与造化三神的出现并无直接关系，很可能是取自别处的材料。[3]也就是说，《古事记》的神话，是几个不同原始资料的拼盘。《日本书纪》关于天地开辟的记载，如“古天地未剖，混沌如鸡子”，其文字叙述已被不少学者证明出自《淮南子》、《三五历记》等，但其内核却是本土神话的原貌。将国土漂浮之状形容成鱼游于水上，这种做法也反映了渔民的思维习惯。
关于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松前健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天皇的氏族神，他们与天之御中主神一起合为隐身三神。这种“三尊三清”思想很可能是受七世纪中后期传入日本的中国天文遁甲等星辰思想、道教信仰等的影响而形成。上田正昭在《国家诞生神话》一文中指出，这种三神一组的思想是“始于七世纪后半叶，从文武到元明的这一时期日本宫廷的最主要信仰”[4]的产物。因此从《古事记》的开辟神话中，可以看出从天地始分的三神到芦芽物生成的神，再到神世七代，其实是不同体系的神组合而成，并以三、五、七形式分类。
两个民族都认为天地初生时，混沌未分。这种由混沌生天地的神话类型，仅见于中亚，或晚期自东方传来的观点[5]。苗族还认为巨人、神兽、云雾、巨鸟等的诞生早于天地。至于云雾，是否就是日本所认为的“无名、无为、无形”的天地原始状态，因证据不足，而难以下结论。但云雾生下的是科啼与乐啼两种巨鸟，而后才由这两只巨鸟生下天地，而不是如日本神话所记，天地自然分开，随后出现一芦芽状物，化为神。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起源神话产生的先后顺序，即先出现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的神话，待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才开始创造将具体生活抽象化的天地开辟神话等。因而，从文字描述等看，很可能诞生于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并且要早于日本的天地开辟神话。至于日本神话中的芦芽状物究竟为何物，因年代久远，今天已无从得知。经有关学者考证，天地分离的神话及洪水神话等最初诞生于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在大陆外来移民的蜂拥而至下，开始了水稻农耕和金属文化等。
从文字叙述等看，由于苗族古歌是自古人民口头流传下来的，因而其描述更为具体形象，但存在着逻辑混乱、故事前后重复的现象；而日本的记载已明显偏于抽象，从“乾坤”、“阴阳”等词也可看出受到中国哲学观念的影响。这与两者的保存方式不无关系。《古事记》撰于711年，正值日本大化革新之后，学习中国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修史事业也成为提到历代天皇的议事日程之上。天武天皇诏令舍人稗田阿礼“诵习帝皇日继，及先代旧辞”，以“撰录帝记，讨核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至711年，太安麻吕受元明天皇之命，将稗田阿礼所诵记内容“子细采摭”，[6]录成三卷，712年呈给天皇。因此，从撰书目的来看，《古事记》所载的起源神话，由于年代久远，与统治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故而保持了较多的原貌。当然，在天皇制确立、日本统一国家逐步形成巩固的背景下，为了确立天皇的地位，受当时中国哲学思想及天皇政治思想的影响，该书将日本古代氏族神话（以天皇系氏族神话为主）提升到民族神话、国家神话的地位，进行了符合当时天皇利益的改编。
苗族因为没有文字，流传至今的古歌都是通过口头相传而来的。因而在时代上不明确，而且在后世传承中，搀杂了一些后来社会的东西。故事中也较少有尊卑、等级概念，而在日本神话中，出现了主神，众神一出生就有了地位分工的不同。
二、人的起源
苗族认为人类祖先是姜央，这其实也是苗族的民族始祖。古歌唱道：“姜央生最早，姜央算最老，他来把天开，他来把地造，造山生野菜，造水生浮藻，造坡生蚱蜢，造井生刚蝌，造狗来撵山，造鸡来报晓，造牛来拉犁，造田来种稻，才生下你我，做活养老小。”在姜央之前，天地已成，神人们先后造好了山、江河，已整土以开田，击石以取火。此后姜央才生，他生后，“造狗来撵山，造鸡来报晓，造牛来拉犁，造田来种稻”，此后才生下人类。故事到此，我们已可以看出苗族很早就是一个农耕民族，该神话也是农耕类型的神话。从内容来看，这些故事也都出现于远古贫富差距尚未出现、农耕定居生活刚开始之时。
天地既成，因“撑天用蒿枝，支地五倍树，撑天天摇晃，支地地不稳，天是常常垮，地是时时崩”[7]，于是宝公与雄公、且公与当公四人商量用金造金柱以撑天，用银造银柱以支住地。
宝公与雄公、且公与当公又在天上诸女子的相助之下，用金子铸金太阳，用银子造银月亮，共造了日月十二双。由于十二双日月早上同时出，晚上同时照，使得田地干旱，民不聊生，为此，桑扎用弓箭射下十一双日月，剩下的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躲到天岩里藏起来。日月逃走后，“天地黑茫茫，活路不能做，牛羊没法放，回家走错门，睡觉上错床”[8]，生活十分不便，大家又商量喊太阳和月亮出来。最后公鸡成功地喊出太阳和月亮，从此，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可以说，至此，天地万物皆备，人类诞生伊始，就开始了有田、有牛的农耕生活。而这证明了该神话产生于农耕文化中。
在《枫木歌》中，神人榜香找到种子，然后驱动神兽修狃犁遍天下，种上种子，直到池塘边。后因池中有人养了鱼，被野鹤偷吃，理老判枫树败诉，枫树被砍倒。倒了的枫树，各个部分变成了不同的东西，其中枫树干和枫树心生了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意），妹榜妹留又生了十二个蛋。从蛋内孵出了始祖姜央和雷公、龙、虎、等。大家分了家，姜央在地上，雷公在天上。雷公与姜央不和，互相争斗，《洪水滔天》中，两人的争斗最终演变成雷公降大雨，姜央与相两、相芒兄妹携带植物种子及动物家禽等，藏在一个葫芦作成的船里，得以幸存。漫天洪水过后，两兄妹播撒各种种子，大地重焕生机。大地上只剩两兄妹，无法与他人配对繁衍。两人经神多次劝告，最终结为夫妻。但第一个孩子是圆滚滚、无耳无鼻的怪物，两人就向神请教，神建议他们将怪物砍为多份，撒在各地。结果一落地就变成了孩子，两人砍竹焚草，孩子终于耳能听，嘴能言，成为正常的人。人类的繁衍由此开始。此处，苗民的枫树信仰也得以充分体现。
日本的《古事记》中，对于日本民族的起源，记载如下：隐身神的神世五代后，又生成九神，其中最后二神是伊耶那岐和妹妹伊耶那美。天神命令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二神，去造一个漂浮着的国土，赐给一枝天之琼矛。二神站在天之浮桥上，放下琼矛去，骨碌骨碌地搅动海水。然后提起琼矛，从矛头滴下的海水积累而成为一岛，即淤能碁吕岛。这就是日本岛的形成。
其次是日本民族的诞生：然后二神降到岛上，建立天之御柱，造成八寻殿。伊耶那岐与其妹伊耶那美两人行仪式结婚，生子水蛭子。该子无腿无臂，为一肉球。两人将他置于芦舟中随水流去。其次又生淡岛。因所生子皆为怪物，两人便去请教天神。天神命占卜之后，告诉两人说，是因两人仪式时颠倒了男先女后的秩序，所以才生出怪胎，让两人重新举行仪式。
这次，两人会合而先后生八岛。这八岛就是最初所生的国土，也是日本被称为大八岛国的源由。后又生六岛。国土既生毕，又生诸神。
伊耶那美生火神时被炙烧而死，此后伊耶那岐自己生了诸神，其中最后所得天照大神、月读命及建速须佐之男命三神为贵子。天照大神与月读命依父神命令各治理太阳与月亮，只有建速须佐之男命不去治理国土，为人任性，哭闹不休，被其父驱逐至今日本淡海的多贺地方。建速须佐之男命仍不安于位，在姐姐天照大神处任性妄为，天照大神怒而关闭天之石屋的门，隐藏在里面。顿时天地黑暗，灾祸孳生。
于是八百万众神聚集商议对策，最后定计，在高天原举行舞蹈活动，欢声吸引天照大神，欲稍开天之岩户看个究竟。被隐藏的神乘机拉了出来，天地复又明亮起来。众神将速须佐之男命驱逐出去。天地重见光明。
速须佐之男命被逐后，在出云国颇有一番作为，其后代大国主神在苇原的中国建造国土。天照大神命众神平定之后，天孙降临该国土开始正式的统治。
关于苗族神话中兄妹结婚、日本神话中二神结婚的神话，其实是兄妹为了繁衍人类子孙，而建立家庭的始祖型的神话，与东南亚、朝鲜半岛的兄妹逃出洪水，为了繁衍子孙而结婚的神话属于同一类型。而这种神话，一般为人类或民族氏族起源传说。
苗族神话中出现的太阳，反映了苗族先民的太阳信仰；日本神话中对天照大神的赞誉和其在高天原的最高位置，也反映了日本的太阳崇拜，这是农业民族常有的特征。张光直认为“天生十日”于战国后期就已出现。日本绳文时代中期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农耕村落文化，水稻、旱稻等谷物的栽培与狩猎成为生活的中心，以此为背景，该时期产生了天照大神，特别是发生于高天原的岩户神话。在苗族神话中洪水并非天地初成时的状态，而是后来姜央与雷公争斗时，雷公降大雨引起的。同样的洪水神话，在日本则采用了不同的表达，认为地上原来是大海，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奉神命造日本列岛，地上才出现陆地。是否可以将神话看作历史，在学者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无疑问的，如理查德·利基在《人类的起源》认为，“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让非人的动物甚至自然物和自然力（如山和河）也具有似人的动机和情感。这种拟人化的倾向自然来自出现意识的背景。意识是通过在一个人自己的感情中进行模仿来了解他人行为的社会工具。把这些同样的动机转嫁到世界上非人的但是无论任何是重要的事物是简单而自然的延伸”[9]，即神话不是人们空闲之余遐想出的虚无缥缈的无根梦话，而是在产生之时，或根据某一历史事件，或是凭空杜撰出的事件，来说明当时的文化或代表当时的观念。
苗族神话中动物生的蛋中，孵出始祖姜央和雷公、龙、虎等。人类学认为，图腾制度为各民族必经的阶段，苗族的这一神话即反映了这种信仰。在现存苗族中最原始的生苗中，也流传着相似的神话。卡西尔认为人的生命意识最初是一种生物共同体意识，“早在人认识到自身是由于某种特殊能力而与自然界区别开，由于特殊的价值优越性从自然整体中挑选出来的独立物种之前，他曾以为自己是生命总体链条中一环，在这链条中，每一种个别生物和事物都与总体有着神秘的关系，因而，持续不断的转化，一物变形为另一物，看来就不只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是生命本身的‘天然’形式”。[10]苗族神话中，生命的出现，最初是传说中的巨人、神兽等，反映了人类早期习惯于将自我投射到自然界中，并从中找到某一与自己生存联系紧密的动物，从中确定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作法。
日本神话中，关于天地具体形成等，十分简略。这可能是由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一部分被后人遗忘，也有可能是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神话形成年代较晚。天照大神在殿中织衣的记载及大气津比卖神被杀后，身体各部分生出蚕、麦、稻、粟、大豆、小豆等神话，说明日本神话的形成不仅经过了渔猎采集社会，还伴随着农耕社会的形成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反映了农业民族神话的一些特征。根据目前考古及文献记载，从大陆传来的水稻农耕，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取代日本列岛原有的以狩猎、捕捞、采拾等为主要形式的自然经济，而遍及日本列岛。其时正值弥生时代。伴随着水稻农耕等技术，还有卜骨习俗、金属器皿等的传入，当时，纺织技术也较前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后汉书·倭传》载：“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因而，日本的起源神话的形成时期很可能是在弥生时代。比较日本和苗族的神话内容，虽然两者都反映的是农耕文化，但日本开辟神话所反映的社会，其发展状态比苗族神话所反映的要先进。
日本神话认为天地初成即诞生了神，神的后代创造出日本岛，神的子孙从天而降统治日本岛。日本对人的起源采取的是“神灵创造说”，处处强调了神人的关系。同一神话母题，两个民族采取了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对不同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产生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可以说，远古神话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仅从日本的创世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中，我们就找到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宣扬的天皇“万世一系”、及“八紘一宇”等观念的历史根源。因此，对起源神话的研究，绝不仅仅是纯文学性的研究，还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历史等的最深层的研究，对其民族之根源的挖掘和探索。
三、神话与民族性
苗族神话中与日本神话中都出现了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血婚制，而两个民族在讲述兄妹结婚故事时，其态度却很不同。苗民将其作为乱伦来讲，兄妹不肯，在多次劝告之下，为了繁衍人类，才无奈而结为夫妻；而在日本神话中，天地开辟后，兄妹是作为神仙出现的，两人在大海中造了日本列岛，为了传代，又很自然地结合，生了诸神统治天地。对于两人的结合，叙述者仅强调了“男先女后”的象征男尊女卑的观念，对于兄妹结婚却并不认为有何不妥。这可以从《古事记》成书于律令制社会来理解，在律令制下，日本男尊女卑观念早已确立，因而很有可能叙述者受社会观念影响而对神话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改。除去“男先女后”观念，对于这种类型的“兄妹婚”，钟敬文认为较接近于神话形成时期的原始形态。[11]苗族的洪水后兄妹结婚的故事，在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相当普遍。它应该产生于血缘婚还在流行的时期，在后代长期传承中，受新的社会文化如族外婚、封建时代“同姓不婚”等的影响，而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样子。
因而苗族神话中，更多地体现了伦理观念。如从开天辟地之初，神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人类做出各种贡献。而日本神话中，兄妹结婚就没有障碍，完全没有出现相两、相芒兄妹那样的伦理观念。此外，关于神的个性，雷公暴虐又愚笨，而苗族祖先姜央机智，处处为人类着想，除此两人外，其他神个性不太鲜明。日本神话中，在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之前的各神个性也不鲜明，但到了这两个神时，其个性逐渐凸现。伊耶那美因生火神阴部被炙而死，住于黄泉国。伊耶那岐十分伤心，怒而斩子。后想念亡妻，而赴黄泉国见妻子。没有听亡妻的吩咐，贸然点火后竟发现妻子在黄泉国中变得其丑无比，惊怖而逃回。最后伊耶那美亲自追来，伊耶那岐取千引石堵塞黄泉比泉坂。神话中对男女身体描绘毫不避讳，往往采取直述方式。而且伊耶那岐等神的个性十分生动形象，虽然负有各种使命，却与常人一样有优缺点。如伊耶那岐命儿子建速须佐之男命去治理海原，建速须佐之男命为人任性，哭闹不休，不肯去。其父怒而将其驱逐出去。建速须佐之男命仍不安于位，在姐姐天照大神处任性妄为，闯出不少祸来，天照大神怒而关闭天之石屋的门，隐藏在里面。建速须佐之男命后来被八百万众神驱逐出高天原后，在日本列岛为人民除去害人的大蛇。像这样性格刻画鲜明多样的神，在日本神话中，还有不少。这种神也受到日本人民的爱戴，对他们的祭祀活动自古未断。
两种神话系统的这种差异，可以从两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特征中寻找原因。公元前3世纪前后，移民集体大举东渡，带去了大陆先进的水稻农耕和金属工具，使处于长期滞停于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特征的原始社会的日本，跳跃性地进入了金石并用的弥生时代，此后，日本开始将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继续积极学习大陆先进的制度文化，东汉时，日本就已进入汉王朝册封体制，曾遣使赴东汉都城朝贡。5世纪时期，登上东亚的国际舞台，继续汲取大陆文化。从日本历史发展的这一积极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特征，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并不固守自己的原有文化传统。而苗族，《山海经》郭璞注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从苗族的迁徙史歌来看，历史上由于战败，他们后来又屡次南迁，最后迁到贵州高原。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苗族对自己文化等传统的坚守，不肯轻易屈服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统治的一种固执性。
谢选骏在《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中，认为处于内陆的文化状态里，处于一群形态相去不远的文化包围、渗透、阻隔之中，很难得到航海民族这种源自生存处境的磨砺而广采博取的个性和知识。内陆民族在固守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比航海民族更坚决，但他们的传统本身，则容易趋于定式、凝固。两个民族的神话都具有解释自然、改造自然等特点，但苗族神话的伦理性明显强于日本神话，重道德及职责，轻个人性格；而日本神话中的个性扩张与希腊神话等相似，人情味更浓。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苗族神话与日本神话所反映的不同的民族性。
目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两个民族的神话中来研究日本与苗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因为资料、证据等的不足，笔者很难对两者的承继等关系做推测。而只能根据现有材料，对这两个民族的起源神话进行分析比较，以探讨他们神话的发展与变迁，及在民族性上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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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考潜明兹著《中国神话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2] 《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
[3]《天地开辟と国生み神话の构造》（总论），松前健，有精堂，第4—5页。
[4] 转引自《天地开辟と国生み神话の构造》（总论），松前健，有精堂，第10页。
[5] HOLMBERG，UNO Finno-Ugric,Siberian.In:The Mythology of All Races(G.J.A.MacCulloch
Ed.)P.330.Boston,M.Jones.1927。转引自张光直《中国创世神话之分析与古史研究》，收于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6] 以上引文均据《古事记》序。
[7] 《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8] 同上，第112—113页。
[9]《人类的起源》，吴汝康等译，第120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0] 恩斯特·卡西尔著《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11] 请参考钟敬文《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对这类神话中二三问题的考察，并以之就商于伊藤清司、大林太良两教授》，收于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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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25 19: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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