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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赶散与泰州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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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3 11:0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边走边唱    来源:泰州记忆   

洪武赶散”之说,一度在苏北流传甚广。《(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引凌兰孙《凌氏谱》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夏兆《泰县氏族略》认为“吾邑氏族由苏迁泰者十之八九”,并描绘说,朱元璋与张士诚作战,命常遇春攻泰州,同时决高家堰水淹,“是时泰州既遭焚杀之殃,复受沉沦之祸,居民非死则徙尔。明太祖乃下诏移苏郡之人以实泰邑。此今之泰人所为多由苏迁泰者也。”

《(民国)泰县志稿》卷二十五在解释民谣“杨家庄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中“火”、“我”二字押韵时说,现今的泰州话是洪武赶散后才形成的: “泰县方言‘我’字读成鼻音若‘引’,则明洪武迁苏民于泰以后转变而成之音也。此‘我’字独作官音与‘火’押,则此谣谚之起必在明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有论文称“苏州移民在泰州、兴化一带影响最大,因此今泰州话有些地区在亲属称呼和人称代词上有许多和苏州话一致的地方。”那么,“洪武赶散”真相如何?它对泰州等苏北方言的影响究竟怎样呢?

元末经过十多年混战,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建国大明。为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出于打击北元和群雄残存势力、抑制江南豪强地主、填实京师、开发边疆等考虑,朱元璋立国不久就实行了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范围波及全国,苏州等江南是移民的重点地区之一。如洪武三年(1370年)移苏州等五府无田产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洪武七年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洪武二十二年迁苏州等府无田者赴滁州、和州等处就耕,洪武二十四年移江南各地富民五千三百馀户填实京师。然而关于将苏州百姓移徙至淮扬二郡,无论《明史》、《明实录》还是明清地方志以及笔记等等,却没有记载。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一文说,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的说法“是根据苏北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编造的,也是根据朱元璋在攻下平江后有迁豪强屯种凤阳记载而穿凿成的。”可以这么说,如果将“洪武赶散”作为明初由政府组织的强制移民活动的代称,它与泰州等苏北各地没有多少关系。

不过,明洪武时政府没有强制移徙江南百姓来苏北,不等于苏北没有江南移民。为了加快经济的恢复,朱元璋在强制移民的同时还“给政策”。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自发的移民,是明初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曹树基在研究苏北地区部分现存族谱后推测,扬州、淮安两府至少接收移民57万人,其中扬州的江都、宝应、泰兴、泰州、高邮、兴化六县,外来移民至少在32万以上。元末群雄之一的张士诚是泰州人,苏北作为他的根据地,受多年战争的蹂躏,到了明初早已残破不堪。泰州的情况,明代的记载未曾见到,清康熙时张符骧在《吴王张士诚传》中曰:“予海陵人,为王起兵旧地,至今三百馀年,城南隅一带烟火稀少。长老为予言,此常平章血刃处也。”(《依归草》卷一)从泰州城内很多街市旧址,直至民国时期仍然荒废为园圃来看,泰州在元末肯定遭到了战争的巨创,到明初已成为适宜移民的“宽乡”了。可惜由于缺乏记载,迁入泰州的移民的详情现在无法考索。姑且取扬州六县移民32万的平均数,估算明初迁至泰州的移民为5.3万人,其中苏州等江南来的移民有多少呢?根据《(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稿》、《(民国)泰县志稿》、夏兆《泰县氏族略》、陆铨《泰县著述考》以及现在能见到的公私所藏谱谍,可知明洪武时或统称明初迁入泰州的氏族有15支,其中来自苏州8支,湖州1支,宜兴1 支,福建2支,静海、泗州、蒙古各1支。以此作为抽样,估计明初来自江南的移民占到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二,换算成人数,就是3.5万人。其实在洪武之前,泰州已有不少江南来的移民了。现在已知元代尤其是元末,迁入泰州的氏族有9支,其中来自苏州3支,嘉兴1支,金坛1支,广德、太原、池州、吉水各1支,江南来的移民超过半数。

在今天的方言地图上,泰州话属官话系统的江淮方言,苏州说吴语,二者差别很大。明代苏州人杨循吉(1458—1546年)所著《吴中故语》“太傅收城”条,称张士诚母亲讲话操“淮音”,可见元末泰州话与苏州话也明显不同。明初泰州人口约15万,说吴语的移民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又分散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而且,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不占优势的,他们带来的吴语,与当地土著说的江淮方言相比,显然是弱势方言。这种情况下,吴语不可能对泰州话原有的语音结构等产生强烈的冲击。《(民国)泰县志稿》对“我”、“火”押韵的解释并不正确。南距今泰州市区仅仅20华里的刁铺等地,“我”、“火” 等音并非“官音”,说“杨家庄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十分押韵,很可能宋元时期泰州话的情况也是如此,后来才失落韵母,即所谓“读成鼻音若‘引’”。现在江淮方言泰如片的海安、泰兴、如皋、南通这些保存韵母的方言,“我”与“火”固然押韵,兴化方言没有韵母,“我”、“火”也仍然押韵,只有大丰、东台、姜堰与泰州一样,“我”失落了韵母才不押韵。这韵母失落的时间确有可能在明清时期,但与苏州等江南移民不相干,苏州方言的“我”并非没有韵母,与 “火”也是押韵的。认为江淮方言语音系统中与吴语相同或相似的特点是苏州移民吴语的影响,同样不正确。顾黔《通泰方言音韵研究》构拟的早期通泰方言(即包括泰州话在内的江淮方言泰如片)的韵母系统,特点之一就是单元音丰富。泰州话乃至江淮方言现在的语音特点是由来已久的。看到与吴语有若干相同相似,就归结为明初的移民的影响,未免简单化了。

江南移民的吴语没有使泰州等地的江淮方言发生根本改变,并非没有造成影响。人数较少的说吴语的移民和人数较多的说江淮方言的土著在一起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方言,肯定会因接触而相互交融。在强势的江淮方言包围之中,移民的后裔放弃了吴语,同时江淮方言也吸纳吴语的若干成分。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比较严密,没有特别的缘故不大容易接受外来的干扰,词汇是开放性的,吸收新成分不会使原先的体系造成大的变动,江淮方言对吴语的吸纳主要当在词汇方面。吴语的一些词语,以及因词语带来的个别语音特点和词语用法上的特殊之处,慢慢融入原先的江淮方言中,增加了它本来就有的吴语的色彩。但要说清楚现在泰州等地的江淮方言词汇中,哪些是明初江南移民带来的,十分困难。现有的江淮方言,与吴语共同的词语相当多。钱乃荣《北部吴语的特征词》列出苏州等北部吴语普遍使用、其他地区少见或不见的词语163条,其中泰州话也说的竟有8l条,几近一半。特征词是最有方言特色的深层的词语,泰州等方言有这么多北部吴语的特征词,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分析原因,大约有三条。一,江淮之间在西晋永嘉之前也说吴语,永嘉南渡后逐渐形成了江淮方言,才成为江淮方言的“势力范围”,泰州话等有吴语的底层。二,元代以来,不断有江南人口迁入。比如说,明洪武以后,自建文至清末,泰州来自吴语区的氏族,有谱谍可稽的即22支,占迁入氏族的38%(同一时期来自非吴语区的有36支),其中苏州14支,无锡3支,宜兴、钱塘、宁波、鄞县、於潜各1支,他们说的吴语同样也渗透到泰州话之中。三,泰州是苏北腹地通往江南的交通要道,人员往来频繁,一旦江南有事,百姓还北渡避难。如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方腊起事,江南百姓就逃往江淮,李纲形容当时的情况是“衣冠北渡旅淮甸,扶老携幼纷纵横。”(李纲《梁溪集》卷十五《自海陵泛江归梁溪作》)吴语在与江淮方言的密切接触中,肯定会留下痕迹。泰州方言自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地受吴语或大或小的影响,现在众多的与吴语共同的词语,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其中既有吴语的底层,也有各个时期的借词。我以为,在江淮方言与吴语的比较研究尚未展开之前,不宜贸然指认哪些是借词以及借入的时间。

江南移民的吴语对泰州等地的江淮方言的影响,是移民对苏北地区文化影响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影响涉及的面广而且深远。例如,对泰州的历史文化起过很大作用的望族,如明代的朱、储、田、方,明末清初的宫、陈、俞、缪,清代中后期的程、仲、高、支、管、卢、王、沈等,大多有移民的背景,其中朱(苏州)、储 (宜兴)、俞(苏州)、缪(嘉兴)、仲(苏州)、高(无锡)、管(苏州)、卢(苏州)、王(苏州)、沈(苏州)自江南迁入。这些望族多数起于陇亩,经过好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步发展起来。江南的生产水平历来高于苏北,移民对苏北的经济开发,肯定作用巨大。全面探讨江南等地的移民对泰州等苏北地区的各种影响,应该成为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发表于 2008-2-6 23:12:33 | 显示全部楼层
扬州人就有“去苏州”的说法,一般指课堂上睡大觉
陌陌人  发表于 2010-10-19 22:16:03
牵强附会,很大部分都是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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