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

吴人

圣经翻译在基督信仰传布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传教士们脚踪所到之地，当地语言的圣经译本也相继出现，带领基督教信仰在那里扎根和结果。追溯中国教会历史就可清楚看到传教士译圣经对福音传布影响极大。从唐朝景教、元朝的孟德高维诺和也里可温，以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直到近代基督新教入华，每一时期的教会和入华的传教者都将圣经翻译列为福音传布的重要工程。基督新教中，马礼逊与米怜，一开始就将圣经翻译作为重要任务，此后从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再到方言译本（Colloquial Version）[1]，每一版本圣经都倾注了传教士们的心血。



温州方言圣经的问世是传教士心血的结晶。它促进了基督信仰的传布和基督教教徒对信仰的了解和认识。时光流逝，这段历史虽然似乎被淡忘，但它却为当代温州基督教打下了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温州方言圣经的历史做一简要回顾，使读者对此宝贵史迹有初步认识。



一、温州方言圣经的翻译者苏慧廉简介

温州方言圣经由英国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2]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 1861-1935）牧师最早翻译。苏慧廉牧师出生在英国约克郡哈利法克城(Halifax, Yorkshire)。1882年冬来温州传教，直到1907年离温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为止，在温州传教历时25年之久。在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苏氏对温州的宗教、文化、医疗等领域都有颇深的影响。



苏慧廉牧师是一位布道家，据温州偕我会1905年报告，苏氏任温州教区长期间，共建立150间教会，受餐信徒2144人，慕道友5711人。[3]，并建造以城西堂为代表的五间著名西式教堂。为促进医疗布道，苏氏将西方医术引介到中国，在不断努力下，于1897年建成“定理医院”，[4]1906年正式将定理医院改建为“白累德医院”。他是一位教育家，分别在1887年创立艺文小学，1897年开办艺文中学，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一批批有用的人才[5]。在语言学方面，苏氏是一位翻译家。苏氏深知传教事业的成功与圣经翻译有密切关系，为使温州普罗大众都能阅读圣经，1893年回英国度假期间完成以罗马拼音翻译的四福音与使徒行传，定名为“CHAÒ-CHÏ YI-SÛ CHI-TUH SANG IAH SÌNG SHÏ：Sy FUH-IANG TÀ Sy-DU E-DJÜE”(温州方言，即“救主耶稣基督新约圣书：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并于1894年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发行。取得重大成效之后，又在1903年翻译了全部新约圣经，并由大英海外圣经公会出版。苏氏除热衷于传教使命之外，还涉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堪称为汉学专家[6]。他于1907年受聘为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1920年至1935年任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其间曾于1926年至1927年被英国政府派为英中庚款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早在温州传教期间（1906），苏氏就已将《论语》译为英文，名为《论语：孔子与其弟子及其他人的谈话》(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7]。他编撰了《中国佛教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一书，在伦敦出版。苏氏还是一位作家，除以上重要作品外，苏氏特意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自传写了专著，名为《A Mission in China》，还为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专门写了传记[8]。



二、翻译温州方言圣经的动因

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困难之一就是语言。当传教士们来到方言语种繁多的江南地带时，语言的障碍就犹为明显。苏慧廉和他的先驱们（包括偕我会的李华庆牧师和内地会的曹雅直牧师）来到温州之初，就需要开始学习语言。苏慧廉在刚来温州半年之后，就显出自己语言方面的特长。在1883年6月，他找到一篇用宁波方言写成的讲章，自己在词句上的删减和改写，就在一天晚上向三十多位基督徒讲道。讲完之后，他问大家是否听懂，他们都笑着回答：“oh tung-djah ba”（温州方言：都懂了）。[9]



苏慧廉学会用温州方言讲道之后，下一目标就是翻译方言圣经。什么原因使他盟发这一奇想并付诸实践的呢？其初衷就是为福音的传布。苏慧廉说：“传教士可以没有许多应得的东西，但他绝不可以没有一部为他的人民的语言而翻译、记载着主基督生命和教训的作品。不然，他的传道只有表面效果，永不能持久。”[10]为使自己传道的工作达到永久的效果，他几乎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他将自己翻译温州方言圣经与英国威克里夫和丁道尔相比较，说：“自从我开始力图为两百万温州人民像以前威克里夫和丁道尔为四百万英国人那样（翻译圣经）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11]



虽然当时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中文圣经译本问世，如文理译本、浅文理译本，但这些译本只是那些文人学士才能看懂。就连官话译本，也只是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读懂的。对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温州大众来说，他们交流的唯一方式就是温州方言。苏慧廉陈述自己用温州方言翻译圣经的初衷时，列举了几个常见的普通话与温州方言作对比。例如许多常用字：官话的“他们”温州话的字面读法是“ta-mang”，方言是“gi-da-ko”（直白译为：渠大家）；“那里”字面读法是“na-li”，方言是“boa-ta”（直白：旁单）或“nya-uh-doa”（直白：狃宕）；“什么”的字面读法是“zang-mo”，方言则是“ga-nyie”（直白：何乜）；“怎么”字面为“tsang-mo”，方言是“tsz-na”（直白：訾那）；“不”字面为“pai”，方言是“fu”（直白：否）；“没有”字面是“mo-yao”，方言则是“n-nao”（冇）。再例如句子“那个东西拿来”，书面读法是：“na-ko tung-si na-lai”，温州人则说成“he-kai mu-z tso-li”（直白：许个物事捉来）。当时中国教会官话圣经已是最为流通的汉文，毕竟与温州方言有很大不同，如苏氏所说：“官话本是人们能得到的唯一本子，牧师在上朗读，除了那些有圣经的人以外，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算是读得声如洪钟或锵锵然如铜钹，还是不得其义的。”[12]



三、温州方言圣经翻译的历程

确定福音传布的需要，温州方言圣经的翻译是势在必行。苏氏就要选择用什么文字翻译方言圣经。在苏氏之前，已经有许多其他方言圣经翻译成功[13]。传教士们一般会采用两种翻译方法，即汉字翻译和罗马字拼音。苏慧廉最初也曾打算用汉字翻译，他说：“最初我尝试将四福音翻译为方言时的打算是宁愿就地取材，而不愿介绍一个纯属外国的拉丁化系统。但经过一次次失败之后，我便意识到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许多方言土语没有文字，结果每页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需要自己创造新字，或转借方言别字的专门发音或意义。”[14]贾立言牧师在其<中文圣经译本小史>中说：“用罗马拼音可有两项原因：第一，有些方言，有音无字，所以不能写出，这样《圣经》的翻译就显得极其困难，甚至绝不可能。其次，即使有字体可以写出，人民识字的能力也很低薄，所以有许多人以为若用罗马拼音，那么在数星期之内即可习得，单是这个优点已足使许多人决意采用这个方法了。”[15]苏氏也为自己选用罗马字拼音的理由作了说明：“教育一个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小孩子读写罗马字系统，比复杂麻烦的方块字更为容易。……事实证明这个系统(罗马字拼音)简单易行，一个男孩或女孩需要几年才能读写的文字在几个月内即可学会。许多青年需要大量阅读课本的，只要一个星期学习了初级(罗马字拼音)课本后，回到牧师那里，就能啃出他的新约圣经了。”[16]



苏慧廉在确定用罗马字拼音翻译方言圣经的方针之后，就将此计划分为两个步骤。在正式翻译圣经之前，他先编纂了一本罗马拼音的入门书和一本赞美诗集。显然，苏慧廉的第一个步骤不但行得通而且很奏效，在其妻子苏路熙（Lucy Soothill）论述中曾提到：苏慧廉所创立的温州话拼音系统很容易学习，甚至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可以轻易掌握。她讲了一个颇为形象的故事：在苏慧廉的罗马拼音入门书和赞美诗集写好的十年后，他的同工海和德从英国来到温州传教。在学会听、讲温州方言之前，他就先学习用苏氏编的赞美诗集唱诗。当他将一首诗歌唱完之后，旁边的中国人大为诧异问：“这是怎么回事？海先生还不会说中文就已经会唱了？”[17]



苏氏开始着手翻译圣经的具体时间，在他本人和夫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不过从苏氏翻译方言圣经的底本来看，是在1889年后启动的。苏氏以《杨格非官话译本》[18]为底本，将圣经从官话语言用拉丁文拼写为温州方言。《杨格非官话译本》于1889年完成，在汉口出版。此译本是应大英圣书公会及苏格兰圣经公会的联合请求，目的是出一本“能以成为中国说国语之处的公认的译本”[19]，而它的面世成为“第一部被全国广泛采用的白话文圣经译本”。[20]据苏慧廉所说，此译本对1890年传教士大会后着手的官话圣经翻译有很大的影响。[21]苏慧廉因为此译本影响大，就以此为蓝本，首先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翻译出来，并在1893年告假回英国期间交付大英圣书公会印行。在取得重大成功之后，苏氏又继续翻译新约其他卷目[22]，并于1903年完成。大英海外圣经公会接受了这个译本，出资于1904年出版[23]。苏慧廉说：“在把圣经翻译成温州话的繁忙劳作时期，充满了启迪、富足和灵感，我生命中没有哪个阶段能与之相比；有一点我深信：不管别人能从中受益多少，译者自己是最主要的受益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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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贾立言（A.J.Garnier）牧师将新教圣经译本分为四个部分：文理译本（High Wen Li Version）、浅文理译本（Easy Wen Li Version，Sample Wenli Version）、官话译本（Mandarin Version）和方言译本（Colloquial Version）。参氏著，<中文圣经译本小史>，《新约圣经流传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页87-146。

[2] 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1857）为英国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之一派，于1857年建立。1907年偕我会与同宗的圣道会（Methodist New Connexion）、美道会（Bible Christians）合并称为“圣道公会”（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K.）。1932年，英国圣道公会又与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联合，称为“英国循道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 U.K.）。

偕我会于1878年派李华庆牧师（R. Inkermann Exley另译李应克）来温州建立教会，1881年李华庆牧师病逝，偕我会派苏慧廉牧师接替工作。文国伟著，《循道卫理入神州》，（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1995年初版），页10-12，14-15，59-60。

[3]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页463。

[4]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87-88。

[5] 艺文中学新校舍于1903年竣工，竣工典礼中温州著名文学大师孙诒让和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到场演讲祝贺。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92-93。

[6]苏慧廉是继理雅各后牛津大学的第二位汉学教授。

[7] W.E.Soothill，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Fukuin Printing Company, Ld., Yokohama，1910.

[8]《李提摩太传》（Timothy Richard of China）中文版于1924年由广学会出版。

[9]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1.

[10]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4.

[11]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2]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3] 在温州话译本之前，已有方言译本为：上海话(1847)，厦门话(1852)，福州话(1852)，宁波话(1852)，客家话(1860)，广州话(1862)，金华话(1866)，汕头话(1875)，杭州话(1879)，苏州话(1880)，台州话(1880)，邵武话(1891)，海南话(1891)，兴化话(1892)。参《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华续行委员会特委会编，1922年），页1037-1038。

[14]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200。

[15] 贾立言著，<中文圣经译本小史>，《新约圣经流传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页137。

[16]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9.

[17]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p33. 书中“Mr. Sea”应该就是海和德牧师（James W.Heywood），当地中国人习惯称他为“海牧师”或“海先生”，苏路熙根据惯称直译为英文Mr. Sea。海和德于1891年来温州协助苏慧廉工作，并于1907-1927年任圣道公会温州教区教区长。有关海和德事迹可参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10月初版），页462。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6。

[18] 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又译“杨笃信”，英国新教伦敦会来华传教士，1855年来华，在上海及各地传教，后在湖北、湖南传教建堂，曾翻译《浅文理译本》于1885年出版，并独自完成官话圣经的翻译。参海恩波著，《道在中国——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0年9月），页95，104-105。

[19]贾立言著，<中文圣经译本小史>，《新约圣经流传史略》，(香港：拾珍出版社，1999年7月)，页131。

[20] 赵维本著，《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12月），页25。

[21]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0.

[22] The New Testament, in Romanized form in the Wenchow speech (Shanghai: Brit.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4).

[23]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6.

[24] A Mission in China,206.

文章引用自：http://blog.sina.com.cn/elishachen

吴人

四、翻译温州方言圣经的困难

虽然苏慧廉很早就显出其语言方面的特长，然而真正要翻译出一本地道的温州方言圣经实非易事。在苏氏的回忆中，罗列了许多专用名词的运用问题，如“神”与“上帝”的选择、洗礼和浸礼的区别、约翰福音第一章中“道”与“言”的运用等等，但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温州地道方言的翻译上。[1]



尽管他以《杨格非官话译本》为蓝本，但将它翻译为温州普通群众一听就能明白的“土语”就需要下一定的功夫。苏氏首先要选择的是“劳力中国话”还是“有教养的中国话”[2]。两者的语言习惯是大不相同的，若按书面语言读出来，地道的温州人还是难以明白。笔者曾经拿圣经中某一段落叫几位老太太读（她们原本是文盲，能读的几个字是在教会的识字班里学会的），读完之后就问她们是否明白所读的意思，她们直摇头。等笔者用土话讲解一次之后，她们才明白。苏慧廉牧师在翻译时特别注意“劳力中国话”的运用，目的是让所有目不识丁的人都能读懂。比如：苦力们称“父亲”为ah-pa（阿爸），称“母亲”为n-na（直白意思为：喂奶的人）。而在受过教育的人口里，他们就会用“vu”（父）和“mu”（母）来称呼。受过教育人说“盲”字为“hah-nga”（瞎眼），但在口语里说成是“moh-doa-ge”(目瞠人)。“夫”和“妻”书面语音为“fu ”和“ts’i”。口语“夫”称为“nö-tsz”（男子）或“nö-tsz-k’ah”（男子客）；“妻”称为“löe-üe-nyang”（“老媪”即老时安慰者）或“löe-üe-nyang-k’ah”（老媪人客，old peace man quest）。关于日和月，书面可称为“zaih”（日）和“nyüeh”（月），但在土语里则称日为“nyieh-diu vaih”（热头[陀]佛）和“t’a-yie vaih”（太阳佛，即“太阳”）；月则转变为“nyüeh-koa vaih”（月光佛）或“t’a iang”（太阴）。



五、温州方言圣经文本的对照举例

从以上例子，可以判断苏慧廉对温州方言的精通程度，不只是按《杨格非官话译本》转化为温州方言，而是先掌握地道的温州土语，再将土语用罗马拼音标注出来。可以设想，当苏慧廉将他的经文翻译出来时，必先将经文按罗马拼音读给温州本地人听，在得到“目不识丁”的劳力阶层听懂和认可之后才算成功。



现在，试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五节为例子，对照《和合本》、《杨格非官话译本》和《温州话译本》，找出不同版本行文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体会《温州话译本》中独特的温州语言的韵味：

从三个版本的对照可见：第一、《温州话译本》具有典型的温州土语色彩。《和合本》第五节的“黑暗却不接受光”，《杨》本译为“黑暗却不认识他”，《温》本译为“黑暗却觉否着渠”（“觉否着”意为感觉不到）。方言翻译与《杨》本更为接近。文中还有另外地道温州土话的表达，如“生命”译为“‘Oh-mìng”（活命），“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道）造的”译为“n-naó ih-ch‘í fú-z k‘öè Gi só zöé-ge”（冇一样否是靠渠所造嘅）；“黑暗却不接受（认识）光（他）”译为“heh-ò ch‘ah koh-fú-djah Gi”（黑暗却觉否着渠）。这些温州土语的表达，适用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表达，与书面的表达相去甚远。苏慧廉若直接翻译官话，势必造成很多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藉着”和“认识”在土话中基本上以“靠”和“觉否着”（感觉不到）来表达。当苏氏将官话文字用土白话拼出来后，不识字的温州基督徒只要学会罗马字拼音就可以阅读并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道”就是上帝；一切被造的，都是靠着“道”而造成的；“道”是人活命的根本；不过可惜当光照在黑暗当中时，黑暗却感觉不到他。



第二、我们发现苏氏除了以《杨格非官话译本》为蓝本，以罗马字拼音将圣经翻译为温州土话外，他还可能参照了当时流行的希腊文译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五节可见，温州话译本多处的翻译接近于三十年后出版的《和合本》[3]。如：《和合本》第三节中“藉着他造的”，《杨》本译为“藉着道造的”，《温》本则译为“靠渠所造嘅”；《和合本》第四节中“生命在他里头”，《杨》译为“生命在道中”，《温》则译为“生命是在于渠”。



六、温州方言圣经的流传

温州方言译本的流传和对温州教会影响现有的历史文献和口传资料都不充足。加上现代温州基督徒对温州方言圣经的要求减少，方言圣经已被淡忘。若有人在教会中问起有关温州话圣经的事，也是无人知晓。唯有温州教会已故历史学者支华欣牧师生前时时关注它的流传并寻访着它的下落。笔者2004年底采访这位执着的学者时，他说：“文革后，我十几年从事温州教会历史的搜集和编写工作，最为可惜的是至今未能找到温州话圣经。”



虽然现存资料十分贫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三份资料窥观看出温州方言圣经流传及影响。首先是苏慧廉著作《A Mission in China》记载，1903年落成的偕我会艺文中学里，拉丁文《新约》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之一[4]。相信此课程持续至1925年艺文中学停办。其次是苏慧廉妻子苏路熙有关海和德牧师到温州之初唱温州话赞美诗学习土语的记载[5]，相信海和德以及后期众多来温传教士（包括内地会和循道公会）都得益于苏慧廉的伟大成就。最后是《上路洋教会简史》中粗略记载的一段话说：“那时，花园巷总会（内地会）办有崇真小学、育德女子学校，教育质量甚高，为了和外国牧师便于交流，设有拉丁文课，学生能用拉丁字母拼写温州话，本会袁勤先生、吴丽芳都有以拉丁字母拼写文字的能力，为汉字拉丁文化开了先河，可惜当时的书本、校刊，现在已找不到它的遗迹。”[6]虽然本段记载的是内地会中有关拉丁文学习的史实，但温州内地会的温州方言拉丁拼音课程也应该是由苏慧廉创立的。据介绍，本段文字中的袁勤和吴丽芳都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负责教会圣工。因此，他们在小学学习拉丁文的时间应该更早。



可以作一保守估计，罗马拼音系统的创立和温州方言圣经在创立和翻译的最初三十年里的影响是极大的。不管是来温传教士、教会学校学生，还是温州本地信徒，都受益于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官话和合本》的问世，以及“五卅惨案”之后艺文中学的停办，《温州话译本》就逐渐被人忽略，甚至无人问津。



综上所述，尽管温州方言圣经似乎已消逝在历史之中，但它的面世至少有三方面的历史作用：第一、它是来温州传教士最初学习方言的入门课程；第二、它为温州教会信徒在圣经真道上的扎根开启了方便之门；第三、它为后世学者研究温州方言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2007年3月18日星期日

2007年5月18日修改

2007年9月天风上半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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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200-205.

[2] “劳力中国话”和“有教养的中国话”是苏慧廉的用词。“劳力中国话”是普通百姓的日常语言工具，可以说是最地道的土话。“有教养的中国话”则是有知识的人所用的书面语。

[3] 《和合本》于1919年出版，比《杨格非官话译本》迟三十年，比苏氏翻译的温州话译本也迟了二十五年。

[4] W.E.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1907）,pp193.

[5] Lucy Soothill, A Passport to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31）,pp33.

[6] 上路洋教会现在永嘉县境内，隶属温州内地会，于1888年建立。资料内容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拉丁文课程的开设应该与“外国牧师便于交流”无关。不过资料显示拉丁拼音学习的史实是很宝贵的。摘自《上路洋教会简史》，未定稿，页2。

文章引用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519ed01000c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