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黑
我写了篇《名牌老店朱鸿兴》在去年的《苏州杂志》第四期刊出后,我弟就来电话说,你文章写错了,朱春鹤是有女儿的。同时又接到表哥的电话,也说朱春鹤有女儿的。我只能说大概那时我正在外地读书,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很是抱歉。不久就接到两封信,一封是朱春鹤的大女儿朱云珍从西安寄来的,一封是朱的小女儿朱炜从本市寄来的。两信以客气的言语,不约而同纠正我的错误,一无责怪,相反还告诉我一些当时吃油腻饭的陋规是不让女孩去店堂的,她们小时候路过朱鸿兴时,也是从马路对面远远离开的。她们也告诉我,后来资产阶级子女受歧视的情况,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甚至隐名埋姓,不敢提朱鸿兴三字等等,还讲了些朱鸿兴三字里含有的血泪斑斑的事情,因而有了这样的续记。
朱鸿兴开设的年份,应该是1938年,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姨夫赵培德开设的自在庐古玩店就在护龙街吉由巷北、贴南隔壁是爿糖果摊的模样,即后来朱鸿兴店面位置。1937年11月日本兵侵入苏州,我们都逃难去乡间,直到翌年春节后才返苏,自在庐古玩店被日本人抢光,相邻的糖果摊也没有了,是空房,属对面轿子店某姓的产业。现在有些记载说是1940年前后朱鸿兴开业的,而据朱春鹤大女儿朱云珍说,1937年父亲开店,翌年1938年她出生,店业兴旺,因而家庭视她为掌上明珠的。我想,1937年日本兵打进苏州,根本没有市面,不可能开店的,而且我见到的这店面是糖果摊。估计应是1938年夏,才开业而卖大馒头的。
朱春鹤所以要开店,这与其婚姻大有关系。朱春鹤妻叫谭崇英,他们是同学关系而相爱结成夫妻的,其中还有段反封建的故事哩。谭崇英要嫁给朱春鹤,却受到谭家长辈们的极力反对,而谭崇英却极力反抗,终于成婚。因而心里憋着一股气,一定要独立成家造就事业,光耀祖宗。于是在时局稍停当些时,将母亲给她的嫁妆细软出卖,让朱春鹤投资开设朱鸿兴。原来谭崇英出身名门,父亲谭维德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谭母叫张惠民,曾念过新法学堂,与其父结合时,也曾遭到张家兄长的反对。张家前清时做官的,兄弟几人当时都有官衔,有的习文,有的在邮局工作,但对妹张惠民与谭维德接受新思想,上街剪辫子,并参加国民革命等,都为他们所不容,曾将其妹张惠民关在后花园毒打,不让其成婚。最后由张惠民的老祖母偷偷将其释放,并赠一船嫁妆护送出张家,与谭维德结合而流落他乡。武昌起义失败后,谭维德坐牢,张惠民悉心照料。后由冯玉祥相助将谭维德救出监狱,消沉在家,致力于竹石雕刻,以后又成为雕刻名手。我的宿好尢玉淇老先生于90年代初曾为谭维德一手雕刻技艺写过文章。谭维德于抗战时曾带兵抗日、浴血战场。而谭崇英的反封建的故事还有点家渊影响,真有点遗传因子在内,以至形成了她自己的性格,这对于朱鸿兴的事业是有其作用的。
前文提到1948年金圆券贬值,朱春鹤到处轧头寸,举债度日,不知他如何渡过这一难关的。现在有了下文。主要债主的姓名叫高聘之,是朱鸿兴的吃客,住在护龙街大石头巷东口的石库门里,与朱春鹤住处相近,过从甚密,遂成知交。高家是望族,培养七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高聘之此时靠家产过日,热心慷慨,人称″高痴子″,常以自己的钱财,散发给穷苦人。后得知朱春鹤在金圆券贬值而有困难时,竟为朱鸿兴举债,先向在上海从事纺织业的大儿子借了一笔钱,自己也拿出一笔钱,还向邻居如教师家属陆师母等(涉及人数也多)借债。1948年秋冬借的债,还还借借,竟拖到1950年春,而解放初期经济尚未恢复,朱春鹤一时无力归还。而高聘之承担借主,难以向亲人友朋等人交代,竟寻觅到鸦片烟斗里的烟屑,浸水而服毒自杀,并留下遗嘱,嘱子女不准向朱春鹤逼债。高聘之张扬侠义精神,竟有此悲惨壮举,在那时候的社会里也确实难得。而高聘之在苏的儿子高晋杰,后任市六中校长,也确实没有向朱春鹤再提过这笔债务。高聘之平时很喜欢朱春鹤的大女儿朱云珍。高聘之自裁前的一天,还特地去看望朱云珍。那是个阴雨蒙蒙的天气,高先生带了一把黑布伞,一早就去朱家,跟朱云珍说:″高伯伯要出趟远门,不能经常来看你了,但我还会来看你的,你不要怕啊!″当初十多岁的朱云珍不解其意,只是嗯嗯应答而已。翌日高聘之自裁噩耗传来,朱春鹤马上赶去吊唁,极悲伤。朱云珍才知这是高伯伯最后的告别和爱抚。直到今天朱云珍已是耆老之人,还深刻记得起高伯伯的原话。今朱云珍来信说一定要我写写好人高爷爷,但又不知其姓名。经过辗转询问打听,线索断了再续,总算最后还找到了高晋杰(早在九十年代患高血压亡故)的夫人,环保学院退休教师陈慧龄,才证实了这段故事。
高聘之做了好人,虽然精神可嘉,朱鸿兴的门面照样撑着,但内部已经亏空异常,直到解放后,高聘之常与朱春鹤在柜台旁商量债务。这时期劳资已有纠纷,某些人怀疑高聘之为朱春鹤抽逃资金。高聘之也听到些风言风语,最后决定自裁,这里也有点因素。摆脱干系,一了百了,还个清白。高老先生谢世时,年仅55岁。到了1952年又有五反运动,运动中闹出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说朱春鹤藏有金铸菩萨一尊。朱春鹤为此吃着些苦头。但职工曾见朱春鹤实在发不出工资时,将自己皮袍变卖而发工资的,而且幸亏有高聘之宅内邻居、朱鸿兴职工毛宁,深知高老先生为朱鸿兴举债而自杀的情节,曾说过一句实话:高老先生是个好人。因而众职工相信这一说法,朱春鹤才在运动中逐渐解围的。公私合营后,朱春鹤夫妇与职工一样工作。没几年又放弃定息,以后朱的三个儿子都有肾病而早殇,朱春鹤年老有病,却无劳保,拖不了多久也就去世了。一连串的遭遇,在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有说不尽的苦楚。
现在朱家的两个女儿,也已子孙满堂,有所作为,生活情况尚好。朱云珍来信说:朱鸿兴这块招牌,不但是她父母、也是许多人的心血把它浇铸成名牌的。这里应该包括高聘之以及他们的儿辈,和朱鸿兴许多职工的撑帮。最近我友遇到当年的长子响堂、沈祥生,说起有人写朱鸿兴文章还提到你时,沈祥生说朱春鹤的确善待职工,为创牌子而宁出高薪的。沈说我是1954年进朱鸿兴的,朱春鹤给我开工资每月90万元(旧币),而当时一般的店员仅30、40万元也在养家糊口。他讲起此事,还在怀念这样一位小老板哩!至于前文提到的金鱼眼响堂,名叫顾勇泉,他的妻子本在朱春鹤家帮佣,他们成婚时,谭崇英像出嫁女儿那样对待的。
朱春鹤是枫桥人,枫镇大面出在枫桥,不知他是否是传人。希冀有熟悉此情况者续写枫镇大肉面的故事。去年夏,我曾在体育场路的一面馆吃过枫镇大肉面,确实不差,有点传统的味道。
朱鸿兴除浇头面出名外,其实还有一种名件:小笼汤包,皮薄馅足有汤汁而不破,咸甜适中,外加一碗蛋皮清汤。这是苏州人喜爱的点心。当初是十件称一客的,而现在是六件一客的,像是小馒头哉,哪里是小笼汤包。朱鸿兴的汤包是皮薄如纸,几乎透明,用手指一推,可见汤在皮内晃动。老吃客还有吃汤包秘诀说:″轻轻提,快快移,先开孔,再吸汤,后吃皮。″如不照这口诀,一口咬去,往往汤汁溅得你一脸,甚至溅及旁人,那就抱歉得很了。过去苏州评弹艺人说《钱笃笤求雨》,描写钱的生活,早晨到面馆里叫客小笼汤包,吃掉四只,再将六只汤包只吃皮,然后取出六只肉圆,又添了碗蛋皮汤,带回家去,中饭时就将六只小肉圆,再加些线粉在蛋皮汤里一落,就能酒足饭饱,称得上″小民天天醉″了。评弹艺人的取材,我相信就是艺人自己的生活体验。现在朱鸿兴招牌全城很多。我这人也怪,为了考察其质量,特去几处朱鸿兴尝尝味道,而且只尝焖肉大面,我以为这是名牌代表产品,即使远地方跑不动,就打听亲友吃客的反映,得出结论是有差别,质量并不统一。想来这究竟不像肯德基,统一配方,统一制作,统一经营。这种连锁店打出名牌真是硬邦邦的。期望苏州朱鸿兴也能做到这种程度。
质量自然还包括服务。现在感到服务落后倒很主要的。试想现在还处在使用粮票时期的服务--自我服务。带了拎包、什物、雨伞或者抱着孩子,老人倚着手杖,一律凭票去窗口自取一碗面。这似乎太不近情理了。当然有人会说肯德基不是每人一客各自取的吗?那是孩子们喜欢的饮食啊,苏州人的饮食还应有苏州特色,从容些、宽松而舒服些,不是更能吸引顾客吗?也许这里还包含着苏州文化的内涵哩!不知有关主管部门听得进这个意见否?
要保持名牌特色,应该懂得些经济学。我们这一代受时代局限,只懂些政治经济学的皮毛,现代经济有多种经济学,多得不可胜数。但经济学中有一理论称“短板原理”,说的是几块长短不齐的木板圈成木桶,它的容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其他木板再长也没有用。想来朱鸿兴虽是名牌,但那一块木板短了一截,它的名牌效应,也只能短去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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