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的特色

gojin

钱乃荣

　　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这是由上海独特点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独特机遇所决定的。原来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滩头，所谓“上海滩”是对它的最合适当称呼，它是远离府治的乡村僻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域的边缘。历史上苏州府和嘉兴府是两个大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松江府却比较落后，而上海地区又是在近海滩，所以就整个松江地域的方言来说在太湖片里发展是很缓慢地，上海方言更为古老。它保留着许多松江方言留给它的很古老的语音和词语。然而，上海又面临东海，碰上了特殊的机遇，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以后，成为一个自由发展的租界，有相当长时间的市民自治，使上海迅速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庞大移民和高速经济的冲刷，使上海话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语言。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话和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突飞猛进，上海话中的一些要素在短短的两三代人里就可以看到较重大的变化轨迹，这在国内的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点。

　　概括地说，上海话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　新旧交杂　语言跨越度远

　　上海虽然只有七百年的历史，但是松江地区的人类活动却又六千多年的历史，上海的初民从松江移来，加上上海地区历史上语言发展缓慢，原江南地区语言中不少古老的语音、词语一直保留至今。比如上海话里“锯子”读如“盖子”、“五虚六肿”中的“虚”读如“嗨”，这都是中古早期江东方言在今江南的遗留。上海话里的“角落”就是“角”、，“鸡壳落”中的“壳落”就是“壳”，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呢？这是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证明，即[kl]这个复辅音现还遗留于上海话里，有时读[kloʔ]，有时分成两个音节读作[koʔloʔ]，有时单辅音化读为[koʔ]。上古有[kl]这个复辅音还可在汉字的形声字里找到证据。如“格、胳”的声母现读[k]，“络、洛”的声母现读[l]。在老年人的老派语音中，“帮”、“端”的声母不是读[p]、[t]的，而是读一种伴有浓重鼻音的缩气浊音[’b]、[’d]，这种缩气音现在浙南庆元、仙居等山区才有，在壮侗语里还有这种音。壮族、侗族人都是古越人即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百越语音的缩气音作为一种语言底层还长久保留在上海话的主要声母中。这些例子说明上海语音里还保留着很古老的因素。近一点的例子，比如上海话里“龟、贵、鬼”白读都读[ʨy]，读如“举”，不读“桂”；“亏”[ʨhy](吃亏)读如“区”，又读如“奎”；“柜（柜台）、跪”[ʥy]都读如“距”；“围（围巾）”[y]读如“雨”，“喂（喂饭）、圩[y]”读如“迂”，不读如“为”、“委”。在乡村有的地方，“归去”（回去）还读如“居去”，“鲑鱼”还读如“举五”，“钟馗”读如“钟具”，这最后几个读音在太湖片吴语区里是保留最老的发音了。但是，语音的快速合并，上海话又是跑在最前面的，如“碗” “暗”不分，“官”、“干”不分；“圆”、“雨”不分，“权”、“具”不分，“出书”与“拆尿”不分，“石头”与“舌头”不分，这些都是上海话里首先发生的，走在其他吴语方言的前头。上海话的入声韵是吴语中保留最全的。在乡下老年人中，“客[khɑk]”、“掐[khæʔ]”、“刻[khʌk]”、“渴 [khœʔ]”、“磕[kheʔ]”、“壳[khɔk]”、“哭[khok]”都不同音，即有七个基本韵，发展到现在城区的青少年，合并到只余下二个了， “客＝掐＝刻＝渴＝磕[khɐʔ]、壳＝哭[khoʔ]”。上海话的韵母从19世纪中叶开埠时的62个，归并到20世纪末新派只有32个，就在四代人中完成，这种语音上的跨度也是其他方言中没有发生过的。上海城里语音的内部差异很大，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说着不同发展层次口音颇不相同的上海话，彼此常常觉察到差异，但也没感到有什么交际障碍。偶然发生理解错误也是有的。如有一个老上海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公共汽车上青年售票员把“乌鲁木齐路” 叫成“麦琪路”，因为“麦琪路”是原来殖民主义者取的旧路名。其实是他听错了，该售票员叫的是简称“木齐路”（双音节化倾向），那是新派语音[ᴀ]、 [o]开始接近，[ʑ]向[ʥ]（“齐”的声母）合并对结果（齐＝琪）。又有一次有人在报上批评越剧青年名演员赵志刚在领奖时说“今天我捞到奖了”，言语不够文明。其实赵志刚是说“我拿到了奖”，“拿”字的读音在年轻人口中已从[nᴇ]演变为[nɔ]，与“捞”字音[lɔ]相近。那位长者是听错了。现在 [nɔ]倒是恢复了上海话的旧音，1862年麦高温记“拿”的音就是[nɔ]。老派、新派不管哪一派，在上海都没法成为权威左右别人的说话了。

　　二　南北融会　语言宽容度高

　　上海成为商埠之后，全国各地的移民汇集上海，他们的语言势必对上海话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江浙人多，语言也和上海话相近，对上海话的影响最大。南北语言在上海交汇，在自由的交际中，不少词语在上海生根，融入上海话，使上海话里的同义词特别多。比如表示“合在一起”的副词有“一共、一总、总共、共总、统总、拢共、一共拢总、一齐、一齐辣海、一齐拢总、一齐拉起、一齐勒化、一塌括子、亨八冷打、国落三姆”等，其中“一共”、“总共”来自北方话共同语；“一齐、一齐辣海、一齐拉起、一齐勒化”则出自本土，现在在上海农村还在用，城里多已不说。“拢总、拢共”等多用于浙江籍人；“亨八冷打”来自闽粤语，“国落三姆”来自宁波腔的洋泾浜英语“allsum”，最初的读法是“和路三姆”；“一共拢总”曾在40－60年代的上海很常用，现在说“一共、共总、一共辣海、一塌括子”比较多。

　　常用词的多样化是上海话宽容度高的一种表现，它使生活在上海的外地人容易听懂近于家乡话的上海话。再举几个例子：在上海话里，“一定”有“一定、肯定、准定、一准、板、板定、定计、定规”等同义词；“大约”有“大约、大概、作兴、大约莫、大约莫作、大约光景、约莫光景”等；“忽然”有“忽然、突然、突然间、突然之间、忽声能、着生头、着末生头、着生头里、辣末生头”等。又如方位词“后头”有“后头、后底头、后底、后面、后面头、后头起、背后头、屁股头”；“外头”有“外势、外首、外头、外面、外面头、外底头”等。“慢慢地”有“慢慢叫、慢慢能、慢慢介、慢慢能介、慢慢能个”。在20世纪60 年代以后，上海话渐渐放弃不少自己方言中较土气的常用词，一些吴语中的通用形式取胜，如放弃“户荡”、“场化”而通用“地方”。

　　上海方言词中可以包容不少别的方言的用词。比如山东人来上海卖“大饼”，上海话词汇中就加上一个叫“大饼”的词，而且“大”不读“度”音而读如近山东音的“da”。又如苏北人在上海卖“油馓子”，上海人就在自己的语言里加了个“馓”字，读如“散”，苏北人把上海人叫“绞捩棒”的食物称为“脆麻花”，上海人也叫它“脆麻花”，就连“麻花”读音也跟作“mahua”，不读“moho”；广东人卖“鱼生粥”、“云吞面”，“鱼生”一词上海人叫“生鱼”的，原不读正偏式的“鱼生”，“云吞”与“馄饨”本是各地读音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写法，上海人都把它们照搬来用；在上海的宁波人把“百叶”叫“千张”；把“干菜”叫“菜干”，上海人也拿来就用。上海话可以吸收其他方言的第一级的常用词使用或取代自己的常用词，如吸收宁波话的“阿拉”替代了老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伲”，“高头”、“窗门”也大有取代“浪向”、“窗”之势，“老头”、“老太”的连读声调也用了宁波音。不是歧视或排斥、而是可以较随意地吸收来沪移民的生活用语，以至改造自己，这也充分说明上海人说话海纳百川的气魄。

　　三　领导标新　语言自由度强

　　上海市民领导标新的市民意识，造就了充满活力的上海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代里，上海经济飞速发展，从国外来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当时简直是一个出新事物，上海人就造它一个新名词，如“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影戏院、卡车、三轮车、足球、高尔夫球、俱乐部、博物馆、幼稚园、自来水、雪花膏、橡皮筋、拍纸薄”等等。随着书局报馆的兴起，很多音译或意译的外来词如“沙发、咖啡、啤酒、幽默、细胞”等也都通过在上海创办的书报杂志传播到全国各地进入共同语。民间用语也常常赶时髦，如上海最早通电车，有了“电车”一词，当时都是有轨道，紧接着上海人就把人脸部额上的皱纹叫“电车路”，又把步行称作“十一路电车”。上海自从有了交易所后，从“算盘”上引申扩用开来“开盘”和“收盘”两个词用于交易，定价格就成了定“盘子”、即有“明盘”、“暗盘”之别，于是欺生加码的客盘（对客边人即外地人）和“洋盘”（对外国人）应运而生。再发展，化了冤枉钱的外国人被称为“洋盘”，后来干脆把“外行不识货”、“上当不察觉”的“阿木灵”都叫成“洋盘”。这种灵活造词和用词的发散性思维，不能不说是在上海这个海派社会的氛围里造就的。

　　上海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面向海外，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上海话对于外来词是积极引进的。在20世纪初曾领风气之先，引进了大量的日语词语，又造出了一大批音译词，以至有的类后缀也自外语中来，如“瘪三、红头阿三”的“三”，“小刁码子、三光码子”的“码子（moulds）”。又如称某人“老克拉”，“克拉”是“经典classics”中来的，称“办法、窍门”的“挖而势”是“ways”，还一度产生了闻名全球队“洋泾浜语”。现在在青年中说上海话时夹杂洋话词语的现象也时而可见。这种“拿来主义”的习惯使上海话总是走在新潮里，利于推动社会现代化。

　　上海市民使用语词还表现出其不同使用对象的层次性，在同义的词语或语句面前，各说各话而互不干涉，在老百姓中，说话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权威的用法，不讲究规范性。有说新的“飞机浪吊大闸蟹——悬空八只脚”，也有说旧的“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有说“酷”的，也有说“嗲”说“灵”的，传统和新潮并举，俚俗和正规同行。

　　中国南北方言在语法上也有许多分歧，这里用那里不用的，在上海话里却可以和平共处。如可以用点头或摇头代替答问道“是非问句”，在汉语里大致有四种形式：1，V吗；2，V不V；3，V不；4，可V（“V”为动词）。在许多比较单纯的方言中，往往只用其中一种来提问。如苏州话只用“可V”式，杭州话、绍兴话只用“V不V”式，宜兴话只用“V不”式，嘉兴话只用“V吗”式。但是，在上海方言中，这四种形式及其混合式都可以自由说。如“侬是学生伐？” “侬是勿是学生？”“侬阿是学生？”“侬是学生勿啦？”及“侬阿是学生伐？”“侬是学生阿是伐？”“侬是学生，是勿是？”甚至英语的反意问句的形式如“侬勿是学生，是伐？”上海人也用。所以到上海来的外地人，不论他是何地人，问的话是哪种形式，在上海都能交际，上海人都听得懂。于是，正像人们在上海搞经济活动很润滑那样，问话也很自由，上海话也在此种纷繁交际的环境下养成了宽大的自由度。

　　汉语中一种常用的带兼语形式的“V1+人+物+V2”句子，其语序原来在上海话里只有一至两种表达形式。后来，在各地移民方言的影响下，也变得很自由，只要在语义上不造成歧义，下面六种说法都可以：“买好小菜拨伊吃”、“买拨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好小菜吃”、“买好小菜伊吃”、“好小菜买拨伊吃”、“好小菜买伊吃”。由此可见在上海话中语言的组装能力之强和上海话容纳各地说话习惯的灵活性。

　　四　统散并举　语言变通度大

　　许多上海人现在都会操双语，如又会说上海话，又会所其原家乡话。像有些原籍苏北的上海人在自己的社区里说苏北话，而与别的人或在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说上海话。如今，多少上海人都会说普通话。这种根据说话的不同场合或不同对象，可以不断地转换双语或多语的现象，在上海社会交际中已司空见惯。这就为不同语言间的杂交和互相吸收长处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环境。上海的语言环境能分能合，人们在不同场合中组装着不同层面的上海话。跟祖父母说老派的，跟老朋友说俚俗的，跟年轻新朋友说新潮的，跟老师同事说“正宗规范”的，在会议上说书面化的，跟白领说带洋词语的，跟股民说带行情流行语的，在正式场合、媒体话筒前就说普通话。久住上海的不少上海人说带有许多上海话词语或语音特点的“上海普通话”，如“这部片子好看得来”、“我弄不来的”、“你去不啦”、“这里有个洞洞眼”、“他不大开心，我倒老笃定的”，连公共汽车的报站器中把“车儿拐弯了，请拉住扶手”说成“车辆要转弯，扶手请拉好”。还有什么“体育场调头”、“开门请当心”等都是普通话的上海变体，更别说“zh、ch、sh、r”和“z、c、s、l”不分了；不久前才来上海的外地人又说着刚学到不多的带上海词语的“普通上海话”，如“赶明儿咱们去南京路白相！”但大家都可以听懂可以交流。上海话就在此开放的环境中变革着，变得更有生气，在必要处更简化更公约数化，在一些特别场合又更有区别更细腻，有统一，有分散，形成了一种有丰富层次的社会方言。

弗是吴人

又见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