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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悟云历史层次文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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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7 04: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历史层次分析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 均变说与新语法学派假说

Jamez Hutton 在1785
年提出了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成为现代地质学的理论基石。均变论认为,目前地球的面貌是地质长期渐变的结果。远古所发生的地质
变化,也在现代发生。通过对现代地质变化的观察,可以推测地球历史。这个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现在是通往过去的一把钥匙”。
均变原则的最普通最有影响的公式明显地与渐变有关:地球的目前状态是长期以来腐蚀、沉积、变形和造山运动细小的持续的影响的结果,这些现象是我们随处可以观察到的。

语言学中均变论主要由William Whitney 提出,并且直接影响到新语法学派,新语法学派的主将Brugmann 说:William
Swight Whitney
对语言科学的各种贡献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可以作这样的叙述。解释史前语言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假定除了有史以来的语言变化中能够观察、评估的原因以外就
没有其他的原因。五千或一万年前产生语言变化的原因跟现在正在改变活的语言的原因没有什么大的不同(1867:1-2),(引自 Labov
1994[1])。
新语法学派假设认为,发生于一个语言中的音变,都是规则的语音渐变的过程,在语音条件C 下,所有的语音A 变成B,写成公式就是:
A—→B/C
这里要对两个问题作出解释:第一,为什么音变会是渐变的?第二,为什么音变会是规则的?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
下面是音变的示意图。

1
中,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组词读音位A,到了另一个时期,它变成了音位B。例如,中古的模韵字在上古读/a/,到了中古变成了/o/。这个变化不能在一个短
暂的时间内突然完成,今天晚上还读/a/的字,第二天早上突然变成了/o/,那当然是不可能的,这种突然变化会使人们之间不能正常交际。一个语言社团中的
音位A,实际上包含无数个音位变体,不同人的/a/并不一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发的/a/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音位/a/看作是一组音的集He。
在一个短时间内,一个音位只能有微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用图2 来说明。图2 中的A 音变作B 音的时候,A 的集He与B 的集He大部分是重合的,B
集中只有一个变体v 落在A 集之外,但是这个v 并不妨碍整个语言社团中的交际。因此,图1中A 向B的历史变化必定经过图3 中从A 到B
的无数个中间渐变过程。




图中可以看出,语音的变化就是音位的实际音值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必须是渐变的,如果音位A 一下子变成了B,像图1
那样,人们之间就无法交际。只有像图3
那样,通过许多渐变的中间过程,每个中间过程的大多数的音位变体相同,个别的音值不同不影响交际,这才有可能完成从A 音位到B 音位的变化。
我们再来讨论音变的规则性问题。



图4 中,A1 与A2 是某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不同音位,每个音位内都包含有若干词,这些词依靠A1与A2 的音位界限,互相之间有所区别,因而能够代表不同的词义。后来他们在另一个时期各变作音位B1 与B2。音值是变了,但是B1 与B2 之间的音位界限不能改变,如果A1 中的一个词不是变到B1,而是变到B2 去了,它就会与B2 中的某个词造成语义的冲突。所以,在音变的过程中,一个音位中的所有词都要抱成一个团,要变一起变,这就是音变的规则性。
对音变进程造成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人们发一个音的时候,各个发音器官会协同参加,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这种互相影响会引起语音的变化。当一个音传送到人的耳朵里,在某些情况下,听话人往往会把它听成另一个音,这也会造成音变。所以,许多音变是可以从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得到解释的。这些渐变的、
可以用发音与感知的原因加以解释的音变,我们把它们叫作自然音变(natural process)。


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从古到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古代与现代发生的自然音变也基本相同。历史语言学所讨论的音变,大多数就是这种渐变的自然音变
(natural process),它们都是可以用发音与感知的原因加以解释的,都可以用类似于公式(1)来描写。其中的C 相当于一个函数关系,A
相当于一个自变量,某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语言中,只要符合条件C,任何一个词中的A
都会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变成B。整个历史比较法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石上。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个语言的分化过程:



语言分化成L1与L2语言,L语言中的音P1 到L1语与L2语中分别变成了音P1与音P2。由于这

变化是规则的,所以会造成P1与P2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L1语中的P1对应于L语中的P2。两种语言中,如果只有少数几个词有某种语音对应
关系,它也许是偶然造成的。如果这种有对应关系的词是一大批的,那就不可能是一种偶然,而是反映了它们之间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如果P1与P2都具有一
个共同的语音特征F,那么这种F 更可能来自于共同的母语L,于是我们可以为L 中的P
构拟出语音特征F。这就是历史比较法构拟原始语的基本方法。请注意,历史比较法对所比较的两个语言并没有时间的限定,只要是有亲缘关系的两种语言,不管它
们各自处在什么历史阶段,都可以比较。图4 中的L1 语言与L222 语言如果都具有特征F,它们共同的节点在L,可以给L
构拟出共同的特征F。但是L12、L21不是它们的共同节点,就不能给这些历史阶段构拟特征F。

二 灾变说与语言借用
地质学上与均变说相对立的是灾变说(catastrophism),认为地球的面貌是突发事件造成的,例如造山运动、火山爆发、陨石的碰撞等等。语言学中与之相对应的是语言的外来因素的作用引起语言的变化,如移民、强势语言影响等等。
图4 所表示的历史比较法,必须有一个前提,每个节点的来源只能有一个,我们把这种演变模型叫作单源型演变。对图4 中任意两个点的语言进行比较,其共同特征总是可以上溯到一个共同的节点。如L21 与L222 比较,可以上溯到节点L2。L121 与L22 的比较可以上溯到共同节点L。但是,当一些语言学家把历史比较法运用于汉语周边方言的古音构拟的时候,就碰到了麻烦,原因是周边方言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周边方言不断地从中原强势方言借入,于是在节点L2 就出现了两个来源,一个来自L,另一个来自中原强势方言的借词。我们把L 叫作借入语言(方言),把C 叫作借出语言(方言),L₂叫借入点,C₂叫借出点。如果在L21 与L222 之间进行历史比较,它们的共同特征上溯到L2 的时候,就碰上两个来源的歧道,它们也许从更早的L 阶段演变而来,也可能从中原强势方言C 借用过来。L—L2—L22—L221代表着从方言L 到方言L₂₂₁的内部演变,我们把它叫作本体层(native stratum)。从另一个方言C 借入的层次,叫作外借层(loan strata)。历史层次分析的目的,就是去除外借层,只剩下本体层,为历史比较法的实施创造条件。但是从C 语言来看,从节点C₂借过去的词到L
去以后,与L 中的L2一起经历了L2—L22—L221的变化,可以看作是C 语言在C₂节点分化出去的一种方言,它与C 语言的其他节点一道可以用来构拟C₂、C₁、C。例如,从汉语借到日语去的汉音、吴音,可以看作是汉语的一种方言,高本汉就是利用它们来构拟汉语的中古音。对于借入语言L的历史比较来说,从什么时候借入并不太重要,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传入,借入层在作历史比较的时候总是要将它排除的。但是对于借出语言C来说,确定借出点的时间就十分重要,因为借出层是参与借出语言的历史比较的。图2中借出层的材料只能用来构拟C₂以前的语言特征。例如,汉音是唐代借到日语,它只能参与构拟唐以前的汉语,而不能用来构拟唐以后的汉语。所以,历史层次分析中,需要确定的只是外借层在借出语言中的年代。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确定一个精确的年代,我们只能用一些比较含糊的年代名称,如上古层、中古层等。有时候也用其他一些可以代替年代的名称,如ɑ 层次,表示这个音类在借出方言还是ɑ 的年代借出。


汉语的借用通常与汉字相关。汉字的超方言性,加上方言学界对中古音的认同,会使一个汉字脱离实际的语音归类。如“他”的现代读音tha,韵母明明读同麻韵二等,但是人们还是把它看作是歌韵一类。下面是上海话日母的层次模型。




海话日母的读音在中古的时候原为ȵ-,在上海话中一直没有变化。如“日脚”(日子)中的“日”现代读ȵiɪʔ。有某个强势方言,其日母通过
ȵ->ʎ->ʑ->ʐ-,已经变为声母ʐ-。在某个历史时期,上海话向这个方言借了一个词,例如“日本”,其中的“日”在这个方言中读
ʐʅ。上海话没有声母ʐ-,就用最接近的音z-去代替,把“日本”的“日”读作zəʔ。在上海话中,z-是邪母的读音,“日本”的“日”借入到上海以后就
跟着其他的邪母字一道变化。但是,“日”作为一个汉字,向来是作为日母对待的,于是在借入方看来,上海话的日母就有了ȵ-、z-两个层次。

三 文读与白读
文读是一种特殊的外借层。
在古代中国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形成了强势方言。例如,江浙一带的临安方言,两广一带的广信话,它们都是这些地区上层社会的通用语。在士人的心目中,这些权威方言才是正音。但是各方言区还不可能做到像现在学校那样用权威方言教学,他们只能用方言教学,如果发现自己方言中某个音类与强势方言相差过大,就改用自己方言中最接近强势方言的声音去替代它。例如,温州的“日”字原来读ne⁸<neʔ⁸。当时临安官话的“日”读作ziʔ(>zɐʔ),与温州话相距甚远,温州人就用温州音系中最接近的音ʒiʔ 来念它,在方言教学中,成了文读音,这个音后来变作现代温州话的zai⁸。
严格说来,文读是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强势方言时候的一种中介语,是经过自己方言的音系改造过的强势方言语音。现在方言区的学生,他们平时在用方言交谈的时候,碰到一些口语中没有的词语,如“激光、熵”,就会改用普通话。古代学堂也是一样的,老师教四书五经,书中一大批字在方言口语中是没有的。他们就求助于反切。有些老师在强势方言区受过教育,就把这些方言区的读音带进来,经过本地方言的改造成为文读音。中国的科举制度,士人总是要面向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教育就有一个雅语崇拜的情结,在教学中会大量地借入强势方音。上海话的“学”在口语中说ɦoʔ8,但是官话的读音与它差别很大,上海的士人觉得官话的读法才是正音,于是利用上海的音系造出一个与官话比较接近的读书音jiaʔ8。开始的时候“学”这个音在口语中是不存在的,只是用来读书。上海开埠以后,从西方传来许多新名词,如“文学”、“数学”。这些新名词首先出现在教育部门,读书人就用书音jiaʔ 来读其中的“学”。以后这些新名词传到社会,为社会所接受,“学”的jiaʔ 一音就成了文读音,与白读音ɦoʔ 相对立。读书人造出读书音来,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心目中的雅音与方言俗语区别开来,既然有雅音的存在,也就有俗语的存在,不可能全部的字都那么文雅,所以只能有部分字具有读书音。例如,上海话觉韵中“学乐”有读书音jiaʔ,“壳”就只有khoʔ7,却没有对应的读书音tɕhiaʔ7,因为“壳”字没有什么文雅可言。
除通过教学形成的文读音以外,还会有其他来源的文读音。戏剧语言为了表示艺术的高雅,唱词念白会与口语拉开距离。京剧中的旦、生用韵白就与北京口语不一样。温州瓯剧“刑部堂”说成jiŋ⁴²bu²¹daŋ²¹,与温州方言现代读音jaŋ⁴²bu²¹duɔ²¹相比,韵母更接近北方话。宗教也会形成一些特殊的文读音。我小时候在外婆旁边听她诵念《心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其中的“行”与“形”同音,这与温州方言匣母庚韵二等的读音不一样。可见把《心经》传到温州的一个古代高僧,他的方言中匣母庚韵一定已经与青韵合流。温州信徒们认为这个高僧念的才是标准的佛经,所以接受了这个音,而且一直保留至今。文读音甚至有不同的方言来源。我调查过的浙江苍南蛮话,文读系统完全是浙江平阳方言。苍南原属平阳县,农家的孩子只能到平阳读书,老师用平阳的温州话给他们讲课,形成了蛮话中的文读音。


文读不管通过哪种渠道形成,在本质上它们都是一种借词。借词的过程,实际上是向借入语言的学习过程,学着用借入语言的语音来读这个借词。从这个意义讲,文读实际上又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社会中介语。所以,文读的形成必定服从以下两条规则:
1 最大相似原则
2 最小改动原则
一 方面,当一个人向另一种语言借用一个词的时候,他是尽可能把读音发得跟目的语有最大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母语的干扰又使借词的读音与目的语有一定的差距, 这很像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中介语,不过第二语言习得的中介语具有个人性质,而文读系统是一种社会现象。许多个体在借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石化。如果借 词的读音与母语的读音不一样,就要改动母语中的读音,使它的读音与目的语充分相似。但是改动必须服从经济原则,只要不妨碍交流,改变程度越小越省力。最小 改动原则使借词尽可能采用该方言固有的声、韵、调。如温州从上海借入“卸”sjia5,语音形式必须经过一番改造:温州音系中a 前面不可能有长的介音i,所以介音i 变短或失去,整个音节改造成a。声调也改成了温州音系中的降调。上海的日母字接受普通话的形式,声母改成上海音系中固有的l-,而不是造出一个新的音位 zr-。但是,某些语言在借用过程中有时候也增加一个新的声母或韵母,如水语中原来没有音位/zi/,为了借用汉语带韵zi的词,增加了这个韵母,“思 想”读作sz sjang。但是这种借用的韵母并没有真正地成为这种语言音系的一部分,水语中的/zi/只出现于汉语的新借词,所以它的出现并没有打乱水语固有词的音系结构。
3 借用的单位是词
表面上看,文读只与字音相关,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文读只是一种特殊的借词,语言借用的单位只能是词,不能是 字。所以,当文读音传入一种方言的时候,它是与具体的词语相关联的。例如,上海话的“认识”在最新派说成ln6s7,与老派的读音相比,“识”字不 变,只是改动“认”字。似乎借用
的单位是字。实际上,最新派的日母字读l-只与词汇相关,它在“认识”一词中读l-,在“认得”ȵiŋ⁶tɐʔ⁷
一词中则读ȵ.
4 借用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节
方 言中文读与白读的区别往往只是声母、韵母或声调中的一个不同,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文白读区别的基本单位是声、韵、调而不是音节。因为文读是借词形成的,这 就会导致结论:语言借用的最小语音单位是声、韵、调。例如,“问”在温州话中文读vaŋ⁶,白读maŋ⁶,差别只在声母,似乎温州文读音借入的时候,只借 用了声母v-。实际上的情况是,现代温州的maŋ⁶来自于古代温州的mən⁶。在古代的一种强势方言中“问”则读vən⁶。古代温州人向这种强势方言借用 “问”的读音的时候,当然是把整个音节vən⁶都借过来,只不过与古代温州话的mən⁶相比,韵母相差不大而已。后来,在温州话中 vən⁶>vaŋ⁶成为文读音,mən⁶>maŋ⁶则成了白读音。如果仅从文、白两种形式相比,就会得出只借声母的结论。
借入方言与 被借方言的这种关系,为古方言的构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方法。例如,一个字在某方言D 中的读音为I₁F₁,它们所从借入的方言C 的读音为I₂F₂,I、F 分别代表声母与韵母。已经知道借入时代的C 方言读音为I₂₀F₂₀,那么在借入时代的D 方言的读音I₁₀F₁₀可以通过以下的关系得到构拟:
I₁₀>I₁,V₁₀>V₁
I₂₀>I₂,V₂₀>V₂
I₁₀≈I₂₀,F₁₀≈F₂₀,≈表示近似。


举上文讨论的“日”字为例。温州文读音的来源,最有可能来自古代的临安官话。现代文读音中温州zai,杭州zɐʔ。已知杭州话从古代的临安官话演变而来, 临安官话来自宋代的汴京官话。《皇极经世》中,“日”与止摄开口同韵,《蒙古字韵》中“日”的韵母为i,所以当时的汴京方言中“日”的读音可能是ɹi,或 者是ɹiʔ。对照现代杭州话的zɐʔ,古代临安官话中“日”可能是ziʔ,古代临安音系中没有ɹ,就用最接近的z 去接受北方来的中原官话ɹ。古代温州话文读“日”从临安官话借用而来。由此可以推测温州文读音zai 的韵母ai 来自-i。



古音构拟有历史比较法,有内部拟测法,历史层次分析提供了第三种方法。
文 白异读往往只出现在某些音类,在另一些音类不出现。例如,北部吴语声母在日母、微母会出现文白异读,而在帮、定、精就没有这种现象。韵母中豪韵没有文白异 读,而肴韵有文白异读,并且只出现在见系字。可以这样去解释文白异读在各声韵分配上的不平衡现象。在文读借入的年代,北部吴语的帮、定、精母以及豪韵与强 势方言的区别不大。但是微母吴语是m-,强势方言是v-;日母吴语是ȵ-,强势方言是ɹ-;肴韵见系吴语是-au,而强势方言是-iau。因为两者区别很 大,所以必须用不同于方言原有读音的文读音模仿强势方言的读音。
文白异读在一个方言中出现得越多,说明它们的古代读音与强势方言的差别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南部吴语比北部吴语文白异读多,闽语比吴语文白异读多的原因。
在有些方言中还可能出现多个文读,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到一个以上强势方言的影响,二是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强势方言的影响。

四 本体层

一 个语言的词汇,把外借层除去,剩下的就是本体层。我们研究一个语言的语音变化,主要就是研究本体层的自然音变。一个语言中的一个音变规则,可能影响到这个 音变所涉及的音类中的所有词,其变化结果就如新语法学派所言,没有例外。但是,语音空间毕竟是一个多维空间,同一音类的一组词,它们的语音变化除了语音因 素起作用以外,有时可能还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是有不同的影响方向。于是,这个音类中的各个词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速度,其变化就像下图所示。



上 图中的一个个人就像一个音变中的个别词。主跑道上的一群人,就是本体层。叉道跑进来的是外借层。本体层中,有些跑得特别快,叫超前层;有些落在后面,叫滞 后层。当中人数最多的一伙叫作主体层(main stratum)。例如,北京话的歌韵龈齿音大部分读-uo,是主体层,但是“他”因为是高频词,成了音变中的滞后层。它们都是音变链 a>ɔ>o>uo 中的一个阶段,当主体层发展到-uo 的时候,“他”的变化比较慢,还停留在-a 的阶段。上海话的麻韵唇音主体层为o,但是最新派已经发展到-u,成了超前层,它们都是麻韵在上海话链式音变a>o>u 中的一个阶段。本体层中超前层、主体层、滞后层,就是一个音变的词汇扩散过程,是同一个音变的不同阶段。


五 外借层与本体层的区分
为 了进行历史比较,必须把外借层与本体层区分开来,历史比较只能在本体层内部进行。但是有时候,当一个历史音类在一个方言中有几个读音的时候,我们很难分得 清楚,哪些是外借层,哪些是本体层中的超前层或滞后层。例如,上海话歌韵的主体层是-u,但是有几个字读-a,如“破”pha,“拖”tha(~鼻弟)。 这些读-a 的词到底是从其他方言借入的呢,还是本体层次中的不同层次?吴语中鱼韵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层次,一个层次不圆唇,一个层次圆唇。通常认为前者为白读,后者 为文读,也就是说,前者为吴语的本体层,后者从北方强势方言借入。但是,为什么不认为后者是本体层,前者只是一种音变的滞后层?



光是看一个历史音类在一个语言中的不同读音,有时很难断定这些读音的层次性质。所以,必须找到能够区别外借层与本体层的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提出下面几种判别方法。

(一) 词汇中有基本词与文化词。借词大多是文化词,而基本词汇,特别是核心词汇是难以借用的。有人统计,英语中76%左右的词不是古英语词,是借词。但是在基本 词汇中借词的比例只占10%左右,90%左右来自古英语(Thomason, Sarah Gray and Terence Kaufmann 1988)。如果一个层次全都不是基本词,它一定是外借层次。如上海话的日母有ȵ、z 两个层次,基本词都在前者,后者全是当时的非基本词。“人”读ȵ-,而在“人民”一词中读z-;“日”在“日脚(日子)”一词中读ȵ-,而在“日本”一词 中读z-。所以z-属于外借层,ȵ-是本体层。最新派中,日母向普通话借用又有了l-的读音,如“染布、富饶、打扰、绕圈子、土壤、绒毛、冗长、如果、大 儒、蠕动、汝、乳牛、柔道、揉一揉、然后、燃烧、责任、人民、忍受、缝纫、刀刃、认识、仍旧、日本、、假若、弱小、入口”。这些词全部不是基本词(顾钦 2004[9])。
一个层次所包含的词汇可能有三种:一是非基本词,包括文化词;一是基本词;一是既有非基本词又有基本词,我们暂时把它叫作通用词。如果一个方言中有甲乙两个层次,而且至少有一个层次包含通用词,我们把包含通用词的层次叫作甲层次,乙层次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情况1 情况2 情况3

通用词 通用词 通用词

非基本词 基本词 通用词
情况1 中的乙层次只包括非基本词,可以肯定它一定是外借层,上面讨论到的上海话日母的z-、l-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情况2 与情况3 则属于难以断定的一类。
此外,在基本词与非基本词之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即使基本词也有借用的可能。所以,光是凭一个层次中的基本词与非基本词,还不可能判断层次的性质,必须综合考虑其他的内容。
(二)层次中的字数分布

基 本词总是很稳固的,它在语言中有比较高的存活率。当然,一种方言向强势方言的不断借用,本体层有可能逐渐被外借层所取代。但是,如果观察邻近的整片方言, 那些比较保守的方言中,本体层还是很稳固地保留着。所以,本体层与外借层有一定的量上的分布。吴语中有几个音类的本体层与外借层比较明确,不妨举这几个音 类为例,观看两个层次的量上的分布。其中温州材料取自潘悟云(1999[2]),龙泉材料为潘悟云的田野调查,仙居材料取自戴昭铭(2003[3]),遂 昌材料取自曹志耘(2000[4]),其他材料取自钱乃荣(1992[5])。

日母
方言 外借层(读擦音)字数 本体层(读鼻音)字数
上海 43 38
绍兴 18 20
苏州 50 28
温州 75 31
黄岩 27 18
宁波 22 30
仙居 26 21
龙泉 9 51
遂昌 10 36

微母
方言 外借层(读唇齿音)字数 本体层(读双唇音)字数
上海 35 21
绍兴 20 14
苏州 34 19
温州 43 28
黄岩 19 7
宁波 26 11
仙居 24 13
龙泉 3 29
遂昌 5 25

肴韵见系
方言 外借层(读细音)字数 本体层(读洪音)字数
上海 28 22
绍兴 8 10
苏州 24 22
黄岩 7 13
宁波 24 20
仙居 0 22
温州 1 38
龙泉 1 24
遂昌 8 18

从上面几个音类看,北部吴语受北方强势方言的影响比较大,像上海这些方言中,外借层的字数已经超出了本体层,但是本体层还保持相当大的量。南部吴语所受的影响比较小,一些方言中本体层数量远远超过外借层。
鱼韵见系字有两种不同的层次的比例,分别读作开口与合口,一些专家倾向于把前者定为白读,后者定为文读,认为是从北方强势方言借用来的。

鱼韵
方言 读合口字数 读开口字数
上海 35 3
绍兴 11 1
苏州 30 5
温州 40 4
黄岩 11 1
宁波 23 4
仙居 21 3
龙泉 19 6
遂昌 16 6

但是,从两个层次的字数分布来看,与前面几种音类大不相同,读开口的层次字数很少,即使在比较保守的南部方言也是如此。这就令人怀疑,合口类到底是不是外借层。
(三)没有同链关系的不同层次,其中一个为外借层
本 体层中的滞后层、主体层、超前层,是自身音变造成的,所以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自然音变链。超前层、滞后层只是变化的速度比主体层快一点或慢一点而已,处于同 一条音变链的不同阶段。这种关系,我们把它叫作同链关系(relationship of same chain.)。例如,北京的歌韵字,汉代的时候读-ai,韵尾失落以后发生了后高化音变:ai>a>ɑ>ɔ>o。北京的主体层 已经发展到o(>ɤ),但是有几个词频很高的歌韵字,如“大、他、那”,变化速度要慢一点,还停留在a 的阶段,成为滞后层。


但是语言的借用并不是自然音变造成,如果两个层次之间没有同链关系,其中的一个只能是外借层。如上海日母的ȵ-与z-不在同一个自然音变链上,所以其中的一个z-只能是外借层。
(四)借词与语音条件无关
当 一个语言向另一个语言借词的时候,只是交际与文化的需要,与语音平面无关,不可能出现只借用软腭音,或只借用鼻化元音这种现象。所以,如果一个层次的读音 与语音条件相关,肯定不是外借层。在浙西南方言中,鱼韵有一个与麻韵同音的层次(除松阳、龙泉外,材料取自曹志耘 2000[4])

鱼韵
开化 常山 玉山 龙游 遂昌 云和 庆元 龙泉 松阳
猪 tɔ¹ tɑ¹ tɑ¹ tuɑ¹ tɑ¹ ɗo¹ tɔ¹ tuə¹
锄 zɔ² zɑ² zɑ² zuɑ² zɑ² zo² so² sɔ² suə²
梳 sɔ¹ sɑ¹ sɑ¹ suɑ¹ sɑ¹ sɔ¹ suə¹
麻韵 茶 dzɔ² dzɑ² dzɑ² dzuɑ² dzɑ² dzɑo² tso² tsɔ² dzuə
它与鱼韵的其它层次显然是不一样的,可比较:

开化 常山 玉山 龙游 遂昌 云和 庆元 龙泉 松阳
苎 die⁶ də⁴ də⁴ dzɿ² dʑie⁴ dʒy⁴ tɕyᵉ⁴ tɕy⁴ dzɿᵉ⁴
初 tshui¹ tshi¹ tsuᵊ¹ tshu¹ tshuɤ¹ tshu¹ tshɤ¹ tshᵊɯ¹ tshɯᵊ¹

这些方言中同一个音类有不同的读音,例如,同是遂昌的鱼韵生母,“梳”读sɑ¹,而“蔬”读suɤ¹,所以这两类音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层次。有些学者认为,前者为上古层次,被北方传来的中古层次覆盖了,剩下几个未覆盖的字读入麻韵。
但是,其中显然有语音条件在起作用:读入麻韵的层次只出现在知庄组。如果认为它们属于上古的原有层次,后来北方传入的文读音把它覆盖了,只剩下这么几个字还读麻韵,那么这种覆盖为什么有语音上的选择性呢?为什么它们只对知庄组的字网开一面呢?





 楼主| 发表于 2012-11-7 04:06:33 | 显示全部楼层
六 影响与借用
A 语言的语词借用到B 语言,自然可以视为一种影响。但是,影响并不等同于借用。
东南亚许多语言有声调系统。有声调语言 的地理分布大体上靠近汉语区。如境外的南亚语没有声调,而中国境内的南亚语开始出现声调;南岛语没有声调,其中的回辉语到海南以后,已经出现声调。可见, 这些语言中声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受汉语的影响。但是,这种声调的产生并不属于语言借用,而是这些语言自身的演变。理由很简单,这些语言的声调出现,都 是与一定的语音条件相关,语言借用是与语音条件无关的。例如,越南语的锐声与重声,来自于古代带喉塞尾-ʔ 的词,问声与跌声来自于古代带-s 的词(Haudricourt 1954)。傣语的声调也有与越南语相类似的语音条件(王敬骝1983[6])。缅语声调的
产生也与韵尾性质相关,如缅文的声调“:”在蒲甘碑文中都作-h尾(汪大年1988[7])。可见,这些语言声调的产生,都是一种内部音变,汉语的影响只是一种触发器,在汉语声调的触发下,催生了声调系统。
吴语中的浊音清化,显然受周围方言的影响,大部分的吴语都仍然保留浊阻音,但是靠近官话的金坛、南通,靠近赣语、闽语的龙泉、庆元都发生了清化,这只有语言 影响可以解释得通。但是浊音清化是一种语言的普遍现象,有发音生理的内部驱动。所以,就在吴语的中心地区,虽然不与其他已经发生过浊音清化的方言邻接,也 已经开始了清化的进程。我们发现,这种清化的过程是与语音条件相关的,首先发生清化的总是浊擦音。可见,浊音清化是吴语的内部音变,只不过在其他方言的影 响下,可以加速这种清化的进程。
各种语言总是处于互相影响之中,特别是现代社会有媒体的介入,各种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强势方言的影响。对于历 史语言学来说,重要的是分清内部音变与外部借用。至于内部音变,是不是受到外部语言的影响,有时候很难说得清楚。只要不是借用,即使是受到其他语言的影 响,也是一种内部的自然音变,同样可以对它们运用历史比较法。所以,对音变的讨论,要注重两个问题。第一,要分清楚两类影响:一是借用性质的影响;一是受 到外部语言影响的内部音变。第二,要讨论有哪些自然音变。
自然音变仅与人的发音器官和感知器有关,是人类语言发生音变的最基本原因。外部语言的影响,只是对自然音变的产生与否,以及变化的速度产生影响。
拉波夫 (1994[1]) 提出元音链移音变的三条通则:
1 长元音高化
2 短元音低化
3 后元音前化
其中长元音高化 一条几无反例。自然音变的动因是人类自己的语音器官造成的,它与外界的影响无关。例如,人类的口腔成一喇叭形,后部的活动范围小,前部的活动范围大。任何 一个语言中,前元音的数目不会少于后元音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后部语音空间小,后元音就会往前跑,以取得更大的活动范围。那么长元音为什么会高化呢?我们这 里所说的长元音有很宽泛的意义,当一个语言中元音没有长短对立,所有的元音都算是长元音。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条音变律。
一个语言社团中的所有音位 都是一个包含许多音位变体的统计分布,上图的音位/a/包含很多开口度不同的音位变体,一个音的音值只要在音位的范围之内,即使它的发音不到位,口腔张得 没有那么大,这个语言社团内的人总是会把它作为/a/来接受的。音位/a/是舌位最低的一个音,嘴巴张得越大,越费力气。既然嘴巴张得小一点,人家也能听 得懂,为了省力起见,就会出现发音不到位,也就是嘴巴张得要小一点。上图中的偏下的椭圆形是老一辈人的/a/的音位图。音变往往是在两代人之间发生,新一 代的人在学话的时候,他们发/a/这个音更倾向于发音不到位,其音位分布图如偏上的那个椭圆。这个椭圆中的音值大多落在老一辈人的/a/的范围之内,所以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读音与前辈不一样,但实际上有个别点可能在老一辈音位/a/的分布以外。后一辈人的音位/a/的分布图,可能会更高一点。于是,整个音 变就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变化,这就是世界各国的长元音都有如下的音变路线:
a>ɑ>ɔ>o>u
请注意,从a 到ɑ,似乎只是后化,不是高化。由于人的口腔发音,舌位是从前低到后高倾斜的,
所以后化总是与高化联系在一起。下面是英语中a 的共振峰数据(Alan Cruttenden 2001[8])。
女性 男性
F1 F2 F1 F2
a 822 1275 734 1117
ɑ 779 1181 687 1077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ɑ 的第一、二共振峰都比a 小,这说明ɑ 的舌位比a 后,比a 高。


中原地区的汉语方言一直是汉语的权威方言,不断地对周边地区方言产生影响,而它们自己则较少受其他方言的影响,其音 变可视为自然音变的典型例子。元孔齐《至正直记》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北京话虽有东北方言的层次,但是与洛阳话 比较,还可以看到两者的语音框架大体相同。因为大家对北京话比较熟悉,我们就举北京话作为例子来讨论。因为一等来自上古的长元音,正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所 以我们只讨论一等韵。上古歌、鱼、侯、幽部演变到中古的一等韵分别为歌、模、侯、豪韵,有如下的音变历史:



在 上古的韵母系统中,/a/是鱼部,它的长元音后来变作中古的模韵o。在高化过程中,a 留下一个空位,于是导致歌韵的韵尾失落,填补了鱼部所留下的/a/的空缺。模韵高化作o,则把原来这个位置的侯韵推向了u。但是原来读u 的是幽部豪韵,u 已经处于最高位置了,不能再高上去,只好出链,裂化作əu。但是歌韵的变化并没有停止,它还是遵循这条高化规则继续变化ɑ>o,这个时候麻韵失去介 音,正好填补了/a/的空缺。当歌韵从a 高化作o 的时候,把原来读o 的模韵推向了u,原来这个位置的侯韵只好裂化作əu,而豪韵则从原来的əu 变作au。əu 变作au 不只是推链造成,它也符合音变的一般规律。第一,中古əu 中的ə 是个短元音,它变作a 正符合短元音低化的原则。第二,əu 中的两个元音在音质上相距太小,加上ə 是短元音,əu 在听感上很容易混同于u,这于语音感知是不利的,变作au 以后,a 与后面的u 距离较大,不易听混。高本汉把这种音变叫作differentiation。我们在许多语言中都会看到这音变:
u>ᵊu>əu>au
英语的hous[haus]从古英语hus 变来,就是经过这条音变。下面发生在汉语中的音变,也都是高元音通过裂化出链以后,再经过短元音低化的变化:
i>ᵉi>ei>ai(如粤语的齐韵从上古的i 变作中古的ei,再变作现代的ai)
ɯ>ᵊɯ>əɯ>aɯ(在有些方言中变作ai,如咍韵从上古的ɯ 变作中古的əi,再变作现代的au)
下面我们将讨论到,这条自然音变也发生于吴语,从下表可以看到发生于上海音系的整个链式音变:

现阶段,上海话的麻韵已经发展到o,但是据顾钦(2004[9])调查,上海最新派的读音中有些-o 并向-u。这样,麻韵就造成了新的层次,有些读-o,有些读-u。从她所调查的材料看,上海的这个音变有两大特点。第一,常用词先变,也就是说变化的是基 本词汇;第二,唇音与软腭音先变,也就是说音变受语音条件制约。这两个特点都与借词的特点不符。此外,麻韵在普通话中读-a,上海周围的重要方言中也没有 读-u 的,所以上海话麻韵从-o 变-u 自然不是受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而是自身的音变。



七 真时(real time)与视时(apparent time)

以往的语言学家们认为,语音的变化是无法测量的,所以历史语言学自 然无法去观察语音的真时变化。但是,随着录音技术与语音实验仪器的出现,对音变的观察与测量已经成为可能。实验语音所得到的第一、第二共振峰反映舌位的高 低与前后。如果对一个语言社团进行长时间的追踪录音,对这些录音进行语音实验分析,实际上就能得到这个语言社团在这个时间里的语音的真时变化。

但 是,这种长时间的真时追踪,费时费力,甚至很难做到。拉波夫(Labov 1994[1])提出了一种用视时来逼近真时的方法。例如,现在80 岁的老人,出生于1929 年。一个人的语音系统一旦形成以后,通常会比较稳定,受其他人的影响比较小。如果对一组同年龄的人进行录音,同时取其共振峰的平均值,就可以消除个别发音 人的语音异常影响。假设把语音系统形成的时间定在20 岁前后,那么这些老人的语音就能近似地反映1949 年前后这个语言社团的语音面貌。我们分别按五年为一个年龄段,各个年龄的语音就能近似对应各个年代的语音面貌,视时图上各个年龄的语音变化,就能近似地反 映真时的语音变化。

视时图实际上是历时平面上的真时变化在共时平面上的投影。它很像机械制图中的三视图:

一个真实的事物,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可以得到不同的视图。拉波夫的视时图,只是真时变化的一种视图而已,我们完全可以把拉波夫的这种视时概念加以扩大,得到不同的视时图,利用不同的视时图,可以从多视角来近似复原真时的音变。



下面的视时例子,是真时音变在词频维度上的投影。词频越高,会对音变的速度起一个反作用,使高频词成为音变的滞后层。例如,北京的歌韵字,汉代的时候读 -ai,韵尾失落以后发生了后高化音变:ai>a>ɑ>ɔ>o。有几个词频很高的歌韵字,如“大、他、那”,并没有跟随其他的字 一道后高化,当其他歌韵字变作-ɔ 的时候,它们还停在-ɑ 的位置不变。这个时候,汉语音系中已经没有ɑ 的位置,它们就并入了语音最接近的麻韵-a。歌韵齿音在北京话中分化为o 与a,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真时变化在词频维度的投影。从词频维度上的o 与a,可以反映ɑ>ɔ>o 的真时变化。

一 个古音类,因为语音条件不同,会分化成不同的音。在古代的上海话中麻韵有相同的韵母,后来因为声母不同,分化为不同的读音。在现代上海话中,软腭音读a, 唇音、齿音与喉音读o,但是在Edkins(1853[10])的记录中,喉音还读作ɔ。它们的不同读音,构成声母维度上的视时图,可以看作是麻韵真时变 化a>ɔ>o 在声母维度的投影。从声母维度的麻韵视时图,同样可以得出麻韵的真时变化。


一个方言区内的一个古音类,如果发生了一个音变,各次方言的音变速度往往会不一样,每个方言的现代读音实际上都反映真时音变的一个阶段。下面是歌韵齿音在温州地区各县的读音:

温州地区乐清的音变速度最慢,还停留在o 的阶段,温州变化最快,已经变作əu 了。歌韵齿音现代温州话əu,平阳话u,乐清话o,构成了地理维度上的视时图,是真时音变o>u>əu 在地理维度上的共时投影。

从前几种视时图都可以得到时间的序列。例如,从发音人年龄维度,自然可以直接得到音变的时间先后。音变的速度与词频有关,所以从词频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知道哪类音属于音变 的滞后层。语音条件与音变的速度也有一定的关系,通过发音音理分析,也可以推测哪一种语音条件下音变的速度会更快。地理维度则不然,它并不能直接反映时间 的先后。但是,只要这些方言的读音是从同一个古代读音发展而来的,它们组成的视时图必然属于自然音变。我们只要把各地方言的读音按自然音变的顺序排列起 来,就可以近似反映真时变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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