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和《心中永远年轻的复兴公园》、《小乐惠在八仙桥》、《海派淮海路》、《上海旧书店》等文章都收于我的散文集《上海风情》（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在8月上海书展上推出。此外，在8月上海书展上还有我的《糖纸头——海派文化的童年情结》（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和《实用上海话词语手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新出。欢迎有兴趣者去购买，谢谢。
过去上海市中心多数居民都住在弄堂里，弄堂的形式除了在原租界上最早出现的“石库门”弄堂之外，后来又造了“新式里弄”、“公寓里弄”，有的一座座整幢的“小花园洋房”，也分布在较宽的弄堂里，档次一个比一个高。如许多新式里弄，卫生间里有抽水马桶浴缸，灶披间里有煤气装置，还曾有暖气或冷热水龙头，有的有前后天井，前门的天井里可以种花种树。而“石库门”弄堂往往要倒马桶，生煤炉。那些条件很差的穷人跻身之地，许多人形象地称之“滚地龙”，就没有弄堂了。
弄堂实在是中西融合在上海创新的、便利的居住建筑形式。在一整块街区里，有时是几条横弄堂由一条较大的直弄堂贯穿，两头出口通向马路。居民被一排一排地分布居住在一起，弄堂的墙壁相连处较多，既有安全感，又构成一个内环境，弄堂内往往成为一个小的社区，一个弄堂里的孩子常常在一起结伴玩耍，大人也忙时不见闲时见，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有几分熟识，有的长住已久的老人还可以叙述这条里弄里的各户陈事，如数家珍。有的弄堂还有这个弄堂特有的风气，大弄堂口有个公用电话亭，有个卖零碎常用品的“烟纸店”，有的还有一个小理发室。更有人情味的是，弄堂口就直角连接着马路，沿马路一连开满了各种非常实用的生活用品小店，商店及其货品适者自然分布。那些居民需要的店铺，许多是做小本生意的，如果在烧小菜中临时酱油、盐或糖用完了，奔出弄堂竟可以马上买回来接着将菜烧下去。
不像北京许多地方，商店离开居住楼很远，工人新村是成排成堆大面积建设，有的在里面一点的家庭，要走到马路上需要十分一刻钟时间，走到有集中的店铺处更有很长一段路，所以不得不每家人家必备一辆自行车，晚上绑在楼梯旁。据说，刚解放时北京要大量造居住房，是用上海那样的模式还是苏联的模式，有过争论，当然是苏联模式取胜。
而上海的两条横马路之间的街区，就是与巴黎、伦敦市内的大小是差不多的，里弄就藏在繁华的街道之间。
几条相近弄堂就形成了一个行政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在刚解放时就开始成立。50年代初，居委会活动比较活跃，宣传婚姻法、妇女解放，有奖储蓄，组织里弄识字班、扫除文盲，镇压反革命，组织每周六的学习读报。我记得我们里弄是居委会主任自己用上海话读的，一到时间就摇铃请大家到她的家里客堂坐下来参加学习，那时闲居的家庭妇女多，所以愿出来为大家做事的人也多，大家叫她们为“某大姐”。还有里弄黑板报，有的还有报栏。每周一次弄堂大扫除，冲水扫地，里弄干部一起出来带头劳动。到1956年以后事情更多，因为常常有突击运动，如除四害集中抓蚊子，药老鼠，除臭虫，打麻雀，消灭蟑螂，帮助孤老打扫卫生，等等。当时也集思广益搞活动，活动花样也够多，一到节日如“五一”和“十一”，弄堂口就挂灯笼结彩带，各处弄堂都有，也有点比赛谁节日气氛浓的味道。社区这时有各种演出，社区里当时有一些活跃分子，或者学得一技之长的，出来表演，如变戏法，唱沪剧越剧。有一次借用学校搭台演戏，戏法变起来，唱整场的《碧落黄泉》、《楼台会》等，我当时都是等着节日来到，挤在大人堆里坐在长凳上看戏，第一次听到沪剧这么好听，见到戏法那么好看，从小弄出兴趣来的，都是在社区组织节日活动的缘故。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的社区活动还有一人将弄堂里的一些积极分子的姓名穿插到一段庆祝国庆的文章里，第二天还用毛笔抄了出来，请大家猜出来，可领奖，可见50年代时，弄堂居民的互相熟悉程度。组织活动卖力的干部会得到上级奖状，他们也看得很重。诗人邵洵美的夫人是盛宣怀的孙女也算得名媛，也担任过居委干部，还得过奖状。后来就不对了，由于渐渐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许多过去或家庭历史有点“问题”的人都被换下，那些过去的穷人当上了干部，有的其实并没有什么能力，但很会开展阶级分析。1962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因困难申请减免费，复旦的人很负责地到我居委去调查，回来找我谈话说：这次不能给你减免，你们里弄干部说你母亲要去排队买黄豆芽。黄豆芽是我从小最喜欢吃的小菜，价钱并不比猪肉贵，也许这位干部是认为政治上不对头才如此说的。
居委干部也常常挨家挨户检查卫生，查有没有蟑螂。拉开抽屉，看到的都是宣传画片，封面翻烂了的连环图画，工作手册，那些泛属或易被误指为“资产阶级香风臭气”之类的东东，如过去的电影明星画报、旧社会留下的“黄色唱片”，都早已藏之夭夭了。禁牌时期，里弄干部到各家去看看谁家过年还缺少年货，有否困难，正好碰上退休老妈妈围着方桌，桌上摊着绒毯，在轻幽幽地筑方城，一位老太太打破僵局，对干部笑笑说：我们在“学习144号文件”（其牌共有144张也）！
弄堂是海派世相的载体，很难一眼洞穿。
弄堂里最有生态的是孩子们的弄堂游戏。我从小会做的各种童年游戏，都是在弄堂中学会的。那时，弄堂里小孩很多。因循各家的家教不一样，有一堆被称为“野蛮小鬼”的孩子，也有文雅小囡的一圈，各有分布；有的是两条弄堂不一样，大家自去合意的地方去合群。有的大弄堂还有孩子王，很有义气，带领一帮人，帮助有困难的孩子家做家事，有时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调皮捣蛋，增添麻烦。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弄堂里就是小八腊子的世界。
小的孩子有“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蒲桃四斤壳”的游戏，大点的孩子有踢毽子、跳绳等，男的踢小橡皮球，官兵捉强盗，女的跳橡皮筋、造房子，男女孩子一起玩的有“马铃打”、“司到扑（stop）”，这两个都是来自西方的游戏。还有下象棋、五子棋、围棋和陆战棋，打扑克的。有时搁起铺板四方大战玩得痛快淋漓，晚饭也不要吃了。男孩还常见打弹子和刮香烟牌子，这两样都会弄得两手墨黜黑，母亲是不允许我加入玩的。一旦下雨，就唱着“落雨喽，打样喽，小八腊子开会喽！”逃到有威信的孩子家里，继续换种内容玩下去到尽兴。那时各种花样的游戏棋康乐棋很多，在小桌上图纸一摊就可以玩起来，有些棋子如蛇梯棋等也是开埠后从西方传来的。有些活动是有时间性的，时行什么，大家都玩什么，一到秋天，有的小鬼头就翻墙拆砖打着手电捉蟋蟀，有在路灯下围着斗蟋蟀的。条条弄堂大同小异，一起斗得起劲。
童年的记忆弥足珍贵，而大部分的快乐都在弄堂里度过，多条弄堂曲折宽窄不同又四通八达，是大追逃的“官兵捉强盗”或做躲藏游戏的“躲野猫猫”的最佳处，断头的弄堂又是踢“小橡皮球”的球场，放学尚未回家，把两个书包左右一放，就是一个球门。有一次一个球飞来，正中我家后门上的一块玻璃窗，砸得粉碎。
大孩子有在弄堂溜冰的，我就常穿着溜冰鞋在弄堂里溜来溜去，所以后来到农村去走湿泥田埂，掌握平衡很好，不会被乡下孩子嘲笑“扒蹋一跤，烂泥吃饱！”
夏天暑假里，4点钟洗完澡起就开始下棋等类游戏了，一到晚上，大家都从屋里走出到弄堂里乘风凉，在弄堂路灯下一堆一堆的人，另是一番风景。白天桌上游戏多，晚上则围坐游戏多，有边唱儿歌边玩各种游戏的，输了要“打千千万万记，现在辰光来不及”的，有猜谜的，有大人来给我们讲“红手绿手”或鬼故事的，吓得不敢摸黑回去睡觉。也有谈心的，轧朋友谈恋爱的。后来在刚有黑白电视机时，一般的家庭都买不起，大家就提着小凳到断头的弄堂里去排排坐一起看电视，也甚热闹。时间晚了乘凉还不过瘾的，便躺在竹榻上一觉睡到天明。
孩子们也有到地方较宽敞的同学家做小先生活动的，二三小孩办家家的，捉迷藏的，玩障碍游戏的。一度学校还提倡“学习小组”，临近同学一起做功课，成绩好的可以帮助差的。后来叫做“向阳院”。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向阳院”集体活动在“下只角”开展得比较好，在市中心的弄堂里不太容易持续，可能上只角更多的是独立意识、自由结合、三五成群。
1958年“大炼钢铁”，弄堂铁门统统拆除。铁门一拆，原来不连的大弄堂便可从这一条穿到那一条。我每天去中学上课，就可以从南昌路上的一条弄堂进一连穿几条弄堂，一穿出就到了淮海路最热闹处，似乎路近了好多，又看到几条弄堂的不一样的生态和景色，有不同的风格和等级。不断转弯抄近路，可观察各家的绿化，晾些什么衣服，也是件乐事。王安忆在一篇散文中写到过，她家那条弄堂，都是规规矩矩的小孩，隔壁那条大弄堂就是一帮野蛮小鬼，58年墙头一拆，家长就怕孩子跑得无影无踪，被人家带坏了。有的弄堂口，会有一两个穿着“小脚裤管花衬衫”的“小阿飞”站着，有的未考取高中或大学又没有工作被安排的“不幸者”，不愿意去外地做工，就吊在弄堂里逛来逛去，被称为“社会青年”，闲着就容易学坏。后来里弄里办起了“生产组”，他们被安排进“生产组”做些零活，每月领18元钱，也可以养活自己。有的生活困难的家庭，可以被照顾，弄点小生活做做，如“拆纱头”、“扎鞋底”、“结线袜”、“绣花边”，黏贴万金油的纸袋等，赚一点零碎铜鈿。
弄堂还是女人的世界。上班回家，大家经常在家门口与邻居闲聊搭讪，互相都熟悉对方的性格和为人。弄堂往往也是上海女人的活动天堂。上海女人崇尚“家政”，在“买汏烧”方面做得十分精致，反复讨论研究实验，当一门学问来处理，“邻舍隔壁”、“姊妹道里”常常在弄堂或灶头间里互相推介切磋示范。许多叫“某家姆妈”的，都是“全职太太”，在内是“玉皇大帝”，对外是“公关部长”，是里外的“一把手”。更有一些“大家闺秀”，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她们都很崇尚礼仪，懂得传统，懂得夫妻相敬如宾，懂得与各方人物交际，是丈夫的贤内助，言语温和，举止文雅，着装得体，常带微笑，彬彬有礼。是她们带动了弄堂的大气。许多女孩从小学会在绒线衫上绣十字花，会“挑花绣花”，在“绒线生活”上交流式样。一角钱一团线用钢针可以自己勾袜子和织出各种花头，既节省又能美化自己。当然喜欢“戳壁脚”的女人也有，张家长李家短的说人家坏话；也有那种“百有份”的人，大家称之“百搭”，样样事情都来轧一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人大家都会鄙视她。“上路”和“识相”才是上海人行为的准则，“拎得清”和“有腔调”是弄堂里人人最欣赏的品质。弄堂里的邻居之间互助修马桶、排电线、做沙发、印照片……评说家常杂事，传播小道新闻，传呼电话间也往往成为互通弄堂新闻的交谈场所，什么资本家开始落实政策了，插队落户青年什么条件可回沪了，什么单位开始加工资啦，都从这间小房子里传出。
弄堂门口有小书摊，是孩子喜欢看书交流的地方。弄堂旁边的“柴爿小吃担”只要你需要叫一客，就会在几分钟内将一碗鲜味可口的馄饨送到你门上来。突然停电了，马上可以到弄堂口的烟纸店里买支蜡烛来。冬天，老年人在弄堂口边谈家常边晒太阳，晒被子晾衣服；夏天里，吊井水冰西瓜。断头的弄堂还是学生背书温课的好所在。那个看管弄堂、管理垃圾车的工人，还在弄堂尽头一边开垦一小块泥地，种上药草，为居民治小病。在弄堂幽静之时，远处如果飘来方便居民的悦耳的叫卖声，那是最沁心的小调了。
代表一个城市的魅力的，是它的街区生活，而往往不是那些皇家、宗教建筑和机关中心。那些代代相传的市俗民风，就在上海弄堂的深处。
弄堂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有同性异性的深交，有着真正的性格合群的朋友，互相熟悉家庭底细和习性。几个出窠兄弟，几个结拜姐妹，一起拉琴唱戏曲，弹吉他，结伴同去一浴室，一起去看戏听书，通宵去买电影票，买《上影画报》，买明星照片、歌片，换年历片，传连环画，一本小书在弄堂里传来传去传到封面掉落封底磨破。
过年了，弄堂里家家户户热气腾腾，十分拥挤不过，有时亲戚团聚也只好各家轮班，今天你家亲朋来，明天我家拜年去，房间也可让出来给邻居摆圆台，椅子酒杯也可借过去聚餐。这就是弄堂中的邻里关系。最令人感动的是，在副食品和消费品供应很紧张，样样需要排长队的日子里，为了全家，为了“阿拉老头子”，为了“两个小出老”，弄堂里的妇女个个是起早摸黑打冲锋的勇士。谁买到了什么好菜，就家家邻居都通知一下；这次是你帮我带什么菜，下次我帮你去排队，有时在队伍中多放一只篮头、照看一只凳子。我母亲第一次中风突然摔倒，就是被在旁的邻居一把拉住，立即送院抢救脱险；我的太太阑尾炎突发也是我的邻居推着自行车送往医院。遇到“文革”患难时，连一向养尊处优的资本家太太，也会“独当一面”，挺身排除万难，在邻居们的帮助关心下不慌不忙度难关。即使在“红色恐怖”一个下午可以洗劫一空的抄家日子里，当“红卫兵”用大卡车装满一车“财物”开到弄堂口的时候，弄堂口的一个老皮匠会跳起身来张开两手栏住了车子：“你们不作兴的！天气冷了叫人家怎么过冬？”“革命小将”被他的行为感动，从车上扔下一只箱子。他进屋叫出儿子一起把箱子抬到被抄家者的天井门口放下。
啊！这就是上海的弄堂，这就是上海的市民。
上海弄堂是商业社会带来的，与农业社会文化不同。上海滩本来开放的，它的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它的住户不分贵贱不分职业，在弄堂里没有上级下级，只要能付清房钱都可入住，是各管各的松散自由人。在上海可以说各种语言和方言，语言多元，文化多元。犹如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弄堂从英租界开始造起，体现了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一样，连上海的衣食住行及其名称也都带着点外来元素。从英租界开始造的大路通行载人马车的“马路”开始，上海就在马路两边编上号码，建造了一个个弄堂，使用与“road 、lane、house”音近的“路、弄、号”，取代了过去上海和上海之外的城镇通用的“街、巷、宅”的后缀。上海的弄堂是中西融合的，上海弄堂的文化是典型的海派文化。
上海这个国际性的都市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抱团成堆和居住，官员归官员，学者归学者，按团体认同；各管各的上海人，是以上海文化来认同的，而唯一维系上海人身份的标志，那就是上海话了。这是一种文化认同，我赞成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中的分析。
上海人高度认同上海话。因为只有上海话才是这块地域的族群文化的维系纽带，认同基础。上海话中有上海的市俗民风、都市文明，积淀着上海人的生活习惯，上海人行为、处事的宗旨，凝聚着工作作风、休闲情趣、弄堂情结、生活秩序和游戏规则，还有上海人的习性：识相、上路、活络、煞根、会白相、门槛精、派头大、上台面、桥归桥、勿领盆、拎得清，等等。
上海人在外地相逢，一开口说上海话，不论等级，不论身份，都会很快以共同认同的上海文化而合群，带到那边去的一个个“小上海”，即使在上海人都走光了后还存在，这就是从弄堂里走出来的上海人的魅力所在。
所以上海人那么念念不忘弄堂，上海人那么重视传承上海话！ |
发表于 2011-8-18 19: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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