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经济学者说：江南是财赋

吴人

　江南，无疑是近世以来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
　　“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记》，曾述及传说中的舜死后，“葬于江南九疑”；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说，江南因地广人稀，其经济生活的基本方式是“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而且又是一个地卑下湿、“丈夫早夭”的险地。这里所言的“江南”，实在太浮泛了，主要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当然，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江南还包括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

　　江南较有规模的人为经济开发，其实在春秋时代就已开始。当时存在的分裂王朝和地区政权，给江南的民生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原因呢？从3世纪以来，中国的南北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分裂状态。江南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拓展自身的实力，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加紧经济开发。东汉以后，南方的大土地所有制保持着直线上升之势。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使大批北方人民流迁南方，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当地的生产力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冶铁业，在3世纪以后大大地发展起来了。更为可贵的是，江南不像北方那样长期饱受战争的摧残和各族人民内迁的扰乱，这里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是较为平静式的。从此，江南开始从司马迁描绘的令人畏惧之地，逐渐变为人们向往的天堂。

　　但江南的明确概念，晚至唐代才算形成。贞观元年(627年)，根据自然山川形势，唐王朝将全国分为十个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又被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3个部分；后来，江南东道又被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4个观察使辖区。其中的浙西，完全吻合了以后人们对于江南的印象，包括今天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常州的全部及镇江、杭州的各一部分。那时，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的繁盛富庶，已然十分显著。白居易曾有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他讲的是江南的优美风光。韩愈则不同，他深刻地认识到，唐王朝的赋税重地已在江南，全国赋税比重“江南居十之八九”，不过其范围是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

　　北宋政府为了财政的管理方便，全国以“路”为区域，每个路设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的财赋。至道三年(997)，天下被分为15路。唐代的江南东道在此时被分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东路已与后世俗称的江南地区基本无涉；两浙路则包容了以后江南的核心地域，相当于今天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当时人说，太湖平原的苏州、常州、湖州、秀州(即嘉兴)，是宋王朝的粮仓，所以还有所谓“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江南社会经济地位在全国的奠定，南宋应当说是一大关键时期。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大量移民南迁，包括众多的富商大贾、文人墨客、官僚士大夫以及皇亲宗族，都避居江南。这些都给江南的发展带来了绝佳的社会政治条件，而且在南宋以后，江南的农业仍得到了持续发展。

　　至迟在明代，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诸府地区，已经形成为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以五府乃至七府(加上镇江、杭州)并称该地区。因此，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的，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

　　江南是鱼米之乡，也是丝绸之府。栽桑养蚕比粮食生产在农家经营中占据了更多的比重。湖州府在明清时期几乎已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辽阔，广种桑麻，桑麻收入甚高。当时人就说苏州、嘉兴的城乡民众，大多以纺织为生。而松江、太仓地区的致富依靠，主要是元代以来兴盛的棉织业。在经济生活繁荣的前提下，社会风俗变得相当奢华，甚至有“家家效缙绅之饰，人人修命妇之容”的说法。

　　苏、松、常、嘉、湖五府地区，在明清两代被列入了“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且备受国家依重。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也承认：“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到清代前期，上海人叶梦珠又有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上海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个府的赋税额就高于浙江一省。

　　尽管清代前期的“江南”，在官方政书中大多指的是当时行政区划中的江南省，即今天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是，经济意义上的“江南”，则越来越明确地转指长江以南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

　　总之，江南长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区域，千余年来的发展使得江南形成了人文、自然诸方面具有共同特性的区域，其核心就是人们熟知的太湖平原。

钱塘知府

今天第一次听说有国外返桦势利要把拆那四分五裂，尤其是把浙江弄成“吴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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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就無此股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