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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语与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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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1 16:05: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Basatio 于 2008-12-21 19:29 编辑

希伯来语与以色列国

钟志清

《万象》二〇〇八年十月


    犹太民族要建造一个家园,没有共同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必须要有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经历了一个从死亡到复兴的过程。它的复兴甚至比重建以色列家园还要独特。国家可以重建,但是创造一种语言非常困难。
                                                                                                                                 ——阿摩司·奥兹
                                                                                                   二〇〇七年九月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


    如今访问以色列的人,恐怕难以想象人们在那里使用的希伯来语经历了怎样艰难的过程,才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活力。从历史上看,自公元前五八六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火烧圣殿,掳去大批王公贵族、军队、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男女歌唱家,酿成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后,古代犹太民族所使用的古希伯来语便逐渐衰微。到公元一三五年,巴尔·科赫巴领导的反对罗马人统治的武装起义被最后镇压下去,犹太人再度被赶出家园,开始散居世界各地。在漫长的流亡过程中,犹太人日渐采用居住国的语言进行交流,并从十世纪开始,创立了以希伯来语、德语、波兰语和斯拉夫语为基础的意第绪语,用于犹太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交流。希伯来语只被用来研习《圣经》《塔木德》等古代经典,举行宗教仪式或祈祷,当然,也有个别学者用希伯来语进行书信往来,乃至宗教题材的诗歌创作,在这种情况下,希伯来语逐渐失去了口头交际功能,被视为一门“死的”语言。

    但是,与某些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生命力的古典语言如拉丁语不同的是,希伯来语在现代社会里奇迹般地得到复兴,并且成为以色列国家的官方语言。大体上看,希伯来语的复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十八世纪末期以来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欧洲的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使用希伯来语进行书面交流;其二是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希伯来语逐渐又成为犹太民族的口头交流语言。

    十八世纪末期,欧洲的犹太知识分子“马斯基里姆”由于受到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响应德国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一七二九~一七八六)及其门生的倡导,首先在德国发起了犹太启蒙运动,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哈斯卡拉”(Haskala),亦被称为希伯来启蒙运动。其宗旨在于,让囚禁在“隔都”(Ghetto,指犹太人居住的隔离区)的犹太学生在研习宗教文化之际,在思想视野受到《塔木德》的禁锢与压抑之时,接受一些世俗文化与科学教育,甚至学一些欧洲语言,以便犹太人走出“隔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

    教育的目的在于启蒙思想:用知识战胜愚昧,用理性战胜迷信,用现代文明之光驱走中世纪的黑暗。但是,究竟用何种语言向犹太人进行启蒙教育,确实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对一部分早期犹太启蒙运动倡导者来说,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从本质上看具有两极对立性:一方面试图冲破“隔都”的禁锢,把犹太人改造为真正的欧洲人,实现同化;另一方面,又希望犹太人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在他们看来,意第绪语虽然是当时犹太人的口头交流语言,但那不过是德语的“俚语”,丝毫也不典雅,与圣经希伯来语相形见绌,且加剧了犹太人与世隔绝的生活。德语虽然是通往现代文明的中介,但它毕竟不是犹太民族的语言。而希伯来语则是能够体现古代民族辉煌的语言,能够在他们与古代先祖所居住的土地间建立起一种关联的语言。

    “马斯基里姆”所倡导的希伯来语是圣经希伯来语,原因除希伯来语圣经与古代希伯来历史和家园具有关联,语言本身纯粹神圣外,也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当时欧洲非犹太世界尊重圣经时期的犹太人却蔑视其后代的思想。门德尔松身体力行,把希伯来语的《摩西五经》《诗篇》《雅歌》《传道书》等翻译成德文,并撰写了希伯来语注释,以此为大批犹太人架设了一条通往德国文化的桥梁,逐步融入世俗文化、文学、哲学和科学的广阔天地。显然,早期的犹太启蒙思想家是把希伯来语当成媒介,借此接触欧洲,向犹太人传播欧洲文化,进而实现同化的目的;但同时,又对《圣经》和希伯来语言充满炽爱。从这个意义上看,复兴希伯来语既是现代犹太人迈向现代化进程的标志和手段,也是保持古老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而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先行官。

    犹太人在欧洲的流亡经历,恰巧在某些方面印证了德国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一七四四~一八〇三)的见解:“两族人类起初因地理与气候上的特质而分别起来;后来各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一种适当的语言、文学、教育、习尚、风俗;因此它们便各成为一个完备的民族,具有一种‘民间性格’,一种‘民族魂’和一种真实的民族文化后,个人便以他们的民族‘性格’为特征;这种性格是很有永久性的,所以在他们迁居他国数代之后,它还没有消灭。”对于犹太人来说,在这种没有消逝的民主性格中,包括了信仰同一个上帝,保持对锡安山脚下先祖曾经生活过的那片故土的怀恋,孜孜研修《圣经》《塔木德》《密西拿》等古老经卷,恪守“安息日”与“割礼”等传统犹太节日与礼仪,总是面故乡而祷,唱颂“明年耶路撒冷”。在所履行的一系列与宗教有关的神圣活动中,只使用希伯来语。随着门德尔松的门徒于一七八三年创办第一份希伯来语杂志《采集者》(Me'asef),希伯来语真正成为文学工具,开始用于创作现代散文、诗歌和戏剧,门德尔松好友、素有现代希伯来诗歌之父之称的维斯利倡导包括基础科学、数学、历史、地理和德语在内的世俗教育,尽管遭到拉比和民众的攻击,但是为启蒙运动倡导者奠定了基本的教育模式。

    充满悖论的是,《采集者》并没有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太大成功,相反,某些融入世俗文化的人放弃了对希伯来语的兴趣,对历史、科学、德文比较热中,并想通过改宗等手段为德国文化所认同。门德尔松去世不久,德国犹太人与德国文化融为一体,实现了他的一个心愿;但他试图保持本民族文化的愿望却付诸东流。在门德尔松去世不到一个世纪里,他所有直系亲属纷纷改宗,背离了犹太教。但是,这些改宗者又没有被他所痴心向往的欧洲文化接受,一旦具备了某种政治、社会、文化,他们会在反犹声浪中遭到欧洲社会的无情抛弃。因此,早期启蒙思想家试图借助希伯来语引导犹太人走出“隔都”,融入欧洲文明,实现民族自身现代化的主张,遭到后来许多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的无情攻击,认为这是对犹太世界的毁坏。同时,在早期希伯来语的复兴过程中,语言本身的局限很快便凸现出来。尽管圣经希伯来语优美典雅,但词汇量小,只适用于与圣经相关的内容表达,使用范围相当局限,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学科的需要。

    现代希伯来语真正得以复兴,成为后来的犹太国家语言,并创作出反映新兴民族意识的民族世俗文学是在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国家建设的系列进程中完成的。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自治,民族统一、民族认同等观念深入人心。西班牙、俄罗斯和德国反抗拿破仑,塞尔维亚和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波兰反抗沙皇帝国,比利时独立,拉丁美洲各省成功脱离西班牙帝国,建立系列拉美独立国家。即使当时的这些反抗和起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民族主义的成分是有争议的,但无疑对十九世纪的犹太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犹太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概念。身为犹太民族主义复兴者的摩西·赫斯(Moses Hess,一八一二~一八七五)同样又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在《罗马和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中,摩西·赫斯主张犹太人应当为争取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特别的种族”。提出返回故土,即巴勒斯坦的犹太国的主张,并且首次为未来犹太国家的性质提出了明确想法。

    诚然,这些犹太民族主义复兴者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曾不同程度地学习、使用希伯来语,有的甚至欲推广这门语言,但是未曾憧憬将希伯来语定为即将建立的新兴犹太国的语言,甚至想借鉴瑞士等国家的经验保持多语共生的局面。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一八六〇~一九〇四)在《犹太国》一书中指出:“我们想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会有不少困难。我们互相之间无法用希伯来语交谈。我们当中有谁掌握了足够的希伯来语,能靠说这种语言去买一张火车票?这样的事情是做不到的。然而,困难却是很容易被克服的。每个人都能保持他可以自由思考的语言。瑞士为多种语言共存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在新国家中将保持我们现在这里的这种情况,我们将永远保持对我们被驱赶离开的诞生之地的深切怀念。”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将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是信仰,而不是语言,隔离区语言在他们看来蹩脚而发育不全,因此不会强制性地把某种对一般交往最有用的语言作为民族语言。

    但是,理论上看,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语言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至关重要,堪称民族的支点与标志之一,在塑造民族身份、民族性格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赫尔德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曾经指出,每个民族“有它自己的文化,例如它的语言”。在民族主义理论家安德森眼中,“这个绝妙的纯属欧洲的和语言的私有财产权结合的民族概念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有广泛的影响力,并且,在一个较狭窄的范围内对后来关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论化也发挥了相当的影响作用”。举欧洲的经验为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对芬兰语和芬兰的过去“逐渐觉醒的”兴趣,逐渐由方言显现出来。当时刚萌发的芬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群,大多是由作家、教师、教士和律师等处理文字的人构成。民俗研究同民间史诗的重新发现与拼凑成篇,以及文法书写与字典的出版,促成了推动芬兰文学(即印刷)语言标准化的期刊的出现;为维护标准化芬兰语的生存发展,民族主义者遂提出更强烈的政治要求。在和丹麦使用同一种书写语言(尽管发音完全不同)的挪威,民族主义则是随着伊瓦·阿森的挪威语文法(一八四八)和字典(一八五〇)的出版而出现的。(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二〇〇五,72页。)而在语言标准化与民族主义化的过程中,印刷语言则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

    相形之下,希伯来语从复兴到被确立为以色列国家语言有其独特之处,经历的是从印刷语言发展为口头语言,最终被确认为民族书面语言的复杂过程。最早的希伯来语印刷业始于十五世纪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希伯来语图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出版物之一。随着犹太启蒙运动从柏林东渐到加利西亚和俄国等地,到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最早的现代希伯来语长篇小说,即亚伯拉罕·玛普(Abraham Mapu,一八〇八~一八六七)的《锡安之恋》。诗歌、文学批评、翻译文学等其他体裁的作品也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大量的希伯来语期刊和书籍,其中一些由非犹太人资助出版。尤其是“书贩门德勒”(Mendele Mokher Sefarim)把自己的长篇小说《便雅悯三世的旅行》从意第绪语翻译成了希伯来语,在翻译过程中把圣经希伯来语加以改良,创立了新的希伯来语文体。而在当时的希伯来现代文学中,已经融进了那个时代正在勃兴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比如,描写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追叙圣经时代的辉煌,以唤起一股民族主义热情;诗歌创作表达了一代代流亡者的愤怒与绝望;文学批评团体执着地追求精神与文化复兴。文学与思想齐头并进,相互支撑与滋养,具有强烈的载道色彩。

    希伯来语口语化的过程是在犹太民族主义与复国主义的语境之下由本-耶胡达倡导,实施并实现的。本-耶胡达不仅天资聪颖,而且思想超前,对希伯来文拥有火般热情,并且深受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吸引。本-耶胡达一八五八年出生在立陶宛的一个村庄,与同龄的犹太孩子一样,三岁便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托拉》,又过几年便学习《密西拿》和《塔木德》,十三岁后被送到附近小镇上的一所经学院学习宗教。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犹太启蒙思想,并得知希伯来语可以被用来表达世俗思想,阅读《锡安之恋》等新文学作品,与同学用圣经希伯来语交谈,体味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感受。家人得知此事后,便把他从镇上召回,让他到当地的经学院学习。本-耶胡达一方面公开阅读传统的正统派文学,但是暗地里继续学习希伯来语语法,阅读世俗文学。后来,他又去到格鲁博基城,在那里的犹太会堂结识了一位家境殷实的启蒙犹太人施罗莫·约拿斯,约拿斯亲切地把耶胡达请到家中,让女儿德沃拉(本-耶胡达的第一任夫人)教他俄语、法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耶胡达并经常阅读希伯来文期刊《黎明》(Hashakhar),里面反映东欧启蒙运动发展情况的内容令其深受感动。一八七四年,本-耶胡达又到德国求学,在一位年轻启蒙主义者的引领下,接触到俄国的革命运动。在那一阶段,他的思想一度陷于虚无。但是,在阅读《黎明》杂志时,那热爱希伯来语的余火,尽管已经在虚无主义的土灰中开始变得苍白,但没有殆尽,完全可以在微风的吹拂下复燃。

    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之间的俄土战争犹如“一阵不同寻常的风”,点燃了本-耶胡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反叛土耳其,借助俄国势力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赢得解放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在他看来无可非议,因此犹太民族主义也无可非议。一年之后,本-耶胡达在《黎明》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希伯来语文章《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A Weighty Question,也可翻译作An Important Question,一八七九)。他在文章中追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认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重要标志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真正起因在于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但在这篇文章里,他更多地维护的是民族的政治属性,而不是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价值,并没有清晰地提出复兴希伯来语的主张。不过很快,他便意识到,犹太人不仅要拥有土地,而且要拥有一门民族语言。显然,这片土地便是巴勒斯坦,这门语言便是希伯来语。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先驱赫茨尔也未曾奢望在即将建立的犹太国里把希伯来语定为国语,因此本-耶胡达的想法被视为梦想和幻象,非常不现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多数犹太作家进行创作时既使用意第绪语,也使用希伯来语,有时将两种语言交替使用。意第绪语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能动语言,具有丰富的民间习语;希伯来语可提供感人的文字经典,但与时下周围的世界关联甚少。即使希伯来语可以适用于文学创作,表达哲学理念,但也难以找到足够的词汇来适应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希伯来语现代化问题因而变得至关重要了。十九世纪的犹太人中是否有人真正能讲希伯来语值得怀疑。而且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来自世界各地,他们讲意第绪语、拉低诺语和阿拉伯语,若想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母语去使用并非熟练的希伯来语绝非易事。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影响,加上欧洲反犹主义浪潮的加剧,尤其是在一八八一年俄国发生“集体屠杀”后,大批犹太移民从东欧移居到巴勒斯坦,居住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区。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一门统一的语言进行交流与进行贸易往来。东方犹太讲拉迪诺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有时甚至讲波斯语,但是不能讲欧洲犹太人的语言;欧洲犹太人讲意第绪语、波兰语、俄语、匈牙利语,有时讲德语,但是不能讲东方犹太人的语言。这两大人群是无法交流的。要进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做生意,来谈话,进行买卖。即便他们当时讲的是祈祷书中的希伯来语,但希伯来语作为东方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交流的语言,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了生命。

    也正是在一八八一年,本-耶胡达和妻子来到巴勒斯坦。他抱定复兴希伯来语言的信念,不仅在家里讲希伯来语,走到大街上碰到任何孩子都讲希伯来语。但很快,他便意识到自己的希伯来语远远达不到进行流畅交流的水平,于是便借助手势表情达意,而后发明一个相应的希伯来语词汇。在这样一个只用磕磕绊绊希伯来语进行交流的家庭里,本-耶胡达的儿子,即后来的伊塔玛·本-阿维在一八八二年出生。由于身边的语言环境含混不清,伊塔玛直到四岁才会说话。但是,他发出的第一个词竟然是希伯来语单词,于是乎伊塔玛·本-阿维被视为第一个以现代希伯来语为母语的孩子。其他犹太家庭也开始仿效本-耶胡达在家里讲希伯来语。当然,本-耶胡达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社会领袖。他在“集体屠杀”之前到了巴勒斯坦,严格地说他是“移民”,而不是“难民”。在他看来,移居巴勒斯坦可以长久解决犹太人的生存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本-耶胡达也应该被算在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之列。

    的确,巴勒斯坦犹太人需要希伯来语进行交流不仅是交流的需要,而且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理念的需要。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来自讲意第绪语的东欧世界,但在他们眼中,意第绪语代表着犹太人在欧洲的流亡体验,因而从未想过把意第绪语当成巴勒斯坦犹太人使用的国语。相反,选择希伯来语就等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观念上确定一种崭新而真实的民族身份。启蒙思想家试图在流散地复兴希伯来语只是在现代社会里保持犹太人民族身份的权宜之计,无法改变犹太人被同化的命运。而在犹太民族国家复兴希伯来语既可以保证民族生存,又可以保存民族文化。而在语言世俗化的过程中,犹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得以进一步确认。一八九〇年,巴勒斯坦成立了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即以色列建国以后经过议会立法更名的希伯来语言学院,意在复活日常生活用语,并对语言现代化进行裁定。本-耶胡达是希伯来语委会的奠基人之一。从一九一〇年开始,本-耶胡达在该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出版《古代和现代希伯来语大辞典》,里面不仅收入古词,而且并入新词,使得希伯来语能够更好地表达传统与现代价值。这项工作直至本-耶胡达去世之后还在继续。复兴语言的运动由少数精英们的自发活动,越来越变得组织化,渐趋成为整个以色列国家建国框架中的一部分。一九一一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十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代表们用希伯来语作为会议语言,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希伯来文化,希伯来语由是成为犹太民族的官方代言语。

    在复兴希伯来语的过程中,本-耶胡达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教育家们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自一九〇四年第二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一些希伯来语教育家、教师开始置身于复兴希伯来语言的工作中,并就采取何种教育进行教学而展开论争。一八九八年,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语幼儿园,一九〇六年又建立了第一所希伯来语中学,此乃复兴希伯来语进程中的革命性阶段,最终导致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在海法工学院究竟使用德语还是使用希伯来语进行教学的语言之争。其结果,希伯来语战胜德语,成为以色列第一所国家级大学的教学语言。一九二二年,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决定把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英语一同定为官方语言。希伯来语之所以战胜德语和意第绪语,成为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的官方语言,当然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意第绪语犹太世界崩溃有关。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巴勒斯坦新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十九世纪末,巴勒斯坦已经有大约五万犹太人,到一九〇七年第二次阿里亚移民浪潮开始之际有大约七万五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地有大约八万五千犹太人,但是战争造成人口数量减至六万五千人。一九二二年再次形成第三次阿里亚移民浪潮,以伊舒夫著称的犹太社区再度增大。到一九三〇年,已经有大约十六万五千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些移民多来自东欧和俄国,希伯来语基础教育也变得日益重要了。教育的目的不是一个单纯传授语言的过程,而是传授思想的过程。从事希伯来语教育的工作者,同时也是教育家,这样的教师“有义务教授民族主义、爱祖国、爱人民、爱自己的语言”。

    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在履行民族教育使命时采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把树立本土人的理念贯穿在日常生活中,犹太孩子在举行成人礼、宣誓仪式、尊重民族“先贤”、参加节日仪式、植树的过程中了解到本土人应该对国家、对民族、对土地承担什么义务。教育系统当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效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所指。早期犹太定居点和以色列学校把犹太历史课当成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更有意思的是,课程的名字不叫犹太历史,而是叫做以色列民族史。当时在文坛大显身手的希伯来语作家和艺术家,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本土以色列新人思想的传播者,许多作品被教育家们放到民族主义的语境下阅读,强调作家与民族复兴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联系,强调社会主义与拓荒者精神,同时否认大流散时期的价值,目的在于张扬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为即将建立的犹太国家做意识形态的铺垫。

    现代希伯来语发轫于十八世纪的欧洲犹太启蒙运动,乃犹太启蒙思想家试图保持民族传统并走向现代化进程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后来成为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组成部分。现代希伯来语,严格地说,指在欧洲勃兴、发展并在巴勒斯坦完善起来的希伯来语,既不同于圣经时代的古典希伯来语,也不同于流散地的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语。它既可以用于口头交流,又能够成为创作载体。它不仅是连接古今犹太人的纽带,而且服务于民族,传达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和先驱者价值,在塑造新型民族身份过程中担负着重要使命,造就着一批批以色列国家的建设者。

(文章原有图片若干,此处略。)
发表于 2008-12-21 18:40: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万能的主耶和华显你的神迹吧,用你的右手把长江以南,钱江以北的土地挖出来移到太平洋去吧
发表于 2008-12-21 18:47:16 | 显示全部楼层
富春-钱塘江是南北流的好不好
发表于 2008-12-21 20:24:52 | 显示全部楼层
折來折去流的吧
发表于 2008-12-21 20:3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扭来扭去流的
发表于 2008-12-21 21:00:15 | 显示全部楼层
移到太平洋不如移到斯堪的纳维亚旁边。。。。。
发表于 2008-12-21 21:05:19 | 显示全部楼层
好的,诸位要被移走的兄弟们走好
发表于 2008-12-22 17:59:14 | 显示全部楼层
要移也移多点,只要保证这块地皮上吴语人口占优势就可以了
发表于 2008-12-22 20:25:52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有看到zh維基說, 和希伯來語的復活成功相對的案例是愛爾蘭語復活失敗.
我一直想不通, 這是什麼意思.
发表于 2008-12-22 20:56:45 | 显示全部楼层
爱尔兰语确实很搞,爱尔兰独立后以国语之尊逐步衰落。。。。足见光有政治地位也是没用的。。。被精英阶层抛弃的农民语言。。。
发表于 2009-1-3 22:01:04 | 显示全部楼层
全靠万能的耶和华保护
发表于 2009-1-4 11:02:48 | 显示全部楼层
爱尔兰语确实很搞,爱尔兰独立后以国语之尊逐步衰落。。。。足见光有政治地位也是没用的。。。被精英阶层抛弃的农民语言。。。
吴人 发表于 2008-12-22 20:56
可以成立农民托拉斯,提高农民经济地位
发表于 2009-1-4 12:05:27 | 显示全部楼层
爱尔兰语确实很搞,爱尔兰独立后以国语之尊逐步衰落。。。。足见光有政治地位也是没用的。。。被精英阶层抛弃的农民语言。。。
吴人 发表于 2008-12-22 20:56



闹独立那时候爱尔兰人(不单独精英)已经都在说英语了
盖尔语本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政治符号罢了
独立到手么更加弃如鄙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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