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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古已有之。扬雄编《方言》，是收集各“国”的方言，既如此说，就该有一种与方言相对的语言，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共同语或官话。换个角度讲，扬雄要跟各“国”的使者通话才能说明来意、征得同意，然后可以采集。要实现这样的沟通，语言关是绕不过去的。要么扬雄精通各“国”方言，要么那些使者都会讲扬雄的方言，再不就是“大家两扯扯”。在后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方言”，一般来说这就是“京师”的方言。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有几种人是为了谋生必须跟自己本乡以外的人沟通的，比如做官、作幕还有经商。做官，那时首先要跑到京师去赶考，考中了要“全国统配”，千里为官去。绍兴师爷不能只给绍兴籍的大老爷当差。“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更是不必说了。这些人开始会饱尝语言不通之苦，但终究会找出办法来，就是学一种到各地都可以沟通的话。大体上还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过去叫蓝青官话。
在一定的场合，方言要给官话让路。要是对此心里有气，就可以说“方言受到挤压”。有一篇谈论纪晓岚的文章，说到纪晓岚既没有张国立那么帅，而且说话还口吃。作者解释说，老纪口吃不会是很严重的，因为进京赶考其实不但是看三场文章，还有面试的。面试时要看仪表，要听口齿。方言或口吃实在太重的也要筛掉的。这就透露一个信息，会不会讲官话事关能不能金榜题名。
民国那阵子，也推行共同语的，叫国语。算起来，要讲国语的场合倒也不算少：学校里，国语课是一定要讲国语的；官场的公开场合，不一定是国语，蓝青官话也要对付两句；电影和话剧，连同文明戏，不讲国语的例子极少；电台，播新闻以国语为主，娱乐台是方言的天下。商业和服务行业，上海的情形是方言一统江山；拉黄包车的，几乎没有讲上海话的，不过他听得懂上海话叫车。姚周的滑稽里讲到四大公司的店员讲广东话，那是夸张，实际上口音可能重点，他们讲的还是广东上海言话格拉。总的看起来，要讲国语的地方，是方言“力气大勿出”的地方，说国语挤压方言是言过其实的。
那么现在和那时相比，如何呢？据我个人印象，讲官话的范围是扩大了些，不过并不太大。学校里，中小学明令要求讲普通话，其实除了语文教师必须讲普通话以外，其他学科就看地区和具体学校了，伸缩性还是相当大的。开大会，要讲普通话，也看是什么单位，小单位，跟文化不太搭界的，就马虎一点。电台，是普通话占绝对优势。昨天看电视，正在播一个访谈，被访人一口普通话，谈的是演戏的事。就等着听她唱。结果她原来是个越剧演员。商业服务业，是要求讲普通话的。这跟当年相比，是大不相同的。不过据我实测，只要营业员发现我会讲上海话，他就马上改口说上海话，如果他不改口，说明他讲不来。跟服务人员打交道，觉得讲普通话的机会多，那是因为上海的这类人员，外地人占了绝大多数。比较让人感冒的，是小学生。他们以会讲普通话为荣，自己讲不算，还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讲，一个人号令六个人。给人的印象是普通话形成了汪洋大海。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大起来，他们在课堂外讲普通话的新鲜劲衰退了，本乡话又渐渐抬起头来。高中生在私下里坚持讲普通话的是很少的，除非他刚从外地转来，不会上海话。
所以说，跟民国时期相比，官话的地盘是大了，但是大得不算太多。那么怎么说方言受到挤压呢？这是托那些管推普的干部的福。在他们看来，方言的地盘越小，就越能说明推普的成绩。其实普通话和方言是完全可以和谐相处的，过去和谐了不知多少年了。我们自己不是既能讲方言，又能讲普通话吗？没有谁是先把方言忘光再来学普通话的。双语互相影响是免不了的。不过，除了播音员和语音教师，稍带点口音是算不得大问题的；自己的乡音里不知不觉中感染了一点普通话因素，也不必太过自责。不客气地说，影视演员的普通话，标准的不多。王珞丹说，跟她一起拍《奋斗》的另几位演员，都说一口特贫的北京话，说得很溜；就她讲不好。这就表明他们在剧中说的是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对《奋斗》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评论，好像没人出来说它普通话没达标。“铁三角”，老是变着法儿说老北京话，“者子”、“幺蛾子”，只怕北京猩猩也未必会讲，就这，也没人说闲话。所以，对那种“不过正就不算到位”的做法，适当地抵抗一番还是必要的。
我说的这些，是我在上海的个人感觉，不代表别人和外地，特别是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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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7 10: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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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7 14:16:28
楼主
拆开来，怕上气不接下气。
发表于 2008-11-27 15:5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