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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党的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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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2-22 11:10: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代社会党的现代化理论


□林德山

欧洲社会党(包括了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是欧洲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与欧洲其他左翼政党相比,欧洲社会党显示出善于根据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传统的特点。这从20世纪社会党在几次大的挑战面前所表现出的变革精神中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各国社会党普遍经历了一次大的思想和政策调整,通过这次调整,社会党普遍开始了从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改变,同时也开始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与社会福利结合,把建设福利国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的平等主义的主要方式。这一调整为社会党在欧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由欧洲社会党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政治传统一度主导了战后欧洲的政治内容,包括福利国家的发展方向。

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社会党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政治困境之中,被誉为欧洲社会党的“不老松”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连续执政44年后在1976—1982年和1991—1994年间两次失去执政地位,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别连续四次大选失利,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党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国内政治竞争中遭受挫折。新右翼力量利用这一点,极力渲染全球化的变化与左翼政治模式的矛盾,把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困境归结为社会党传统政治模式,即以高税收、大政府和社团主义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模式的危机,并由此预言了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

在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社会民主党阵营出现了分裂。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从总体上坚持传统的左翼政治方式,尤其是在福利国家的改革问题上反对以对新自由主义妥协的方式进行的改革。另一派则主张认真对待全球化,反思并改革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政治竞争的压力使得后者逐渐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在欧洲几个主要的社会民主党内,占据主导的是一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者”,他们包括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家和党的骨干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些人分别从思想理论以及党的组织和政策等不同层面上致力于推动社会党的转型。前者有吉登斯之类的著名理论家以及各国社会党的一些重要理论家,后者有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荷兰工党前总理维姆·科克以及众多的社会党的骨干力量。这场运动最典型的表示就是90年代中后期在欧洲政治舞台上风靡一时的“第三条道路”。目前,虽然由于欧洲一些社会党相继失去了政权,“第三条道路”逐渐在舆论上淡出,但社会党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却没有就此停止。因此可以说,该进程反映了欧洲社会党变革的一种普遍趋势。

社会党新的现代化进程主要通过三个领域的思想和政治变革体现出来。

其一,在思想领域,社会党人进一步放弃了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政策的联系。这本是二战前后社会党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变革的延续。80年代后进一步促进了在这方面两大新的变化:一是苏东的剧变促使社会党进一步反思自己的目标及传统政治语言;二是与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导致作为社会党传统政治基础的工人阶级队伍的进一步萎缩,这促使社会党进一步向日益庞大的中间阶级靠拢。在这两种趋势下,社会党或者如英国工党那样明确取消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承诺,或者像目前许多社会民主党那样只是把它当作一种价值观念体系来看待。

由此出发,社会党的现代化者主张改变社会党过去的政治模式,并用“激进主义”而非左翼政治来描述自己的目标和手段,在政治手段方面淡化“再分配”意义,同时在思想观念方面突出强调“包容性”的“机会平等”。

其二,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社会党都在力争使自己成为“可选举的党”,甚至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方位党”,使自己更为开放,更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会在社会党政治议程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工人阶级的萎缩动摇了社会党的政治基础。为适应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社会党通过价值观念的更新,进一步突出了“人民党”的特征,力求使社会党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接受的政党,尤其是把那些代表“未来选民”的力量作为自己的发展重点。与此相应,社会党开始在组织上进行改革,寻求多种的、有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党的活动,包括扩大党的开放性,开拓党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尝试项目党员制、网络党员等。同时,加强党内的民主成为各国社会党组织改革的一个普遍方向。此外,工人阶级在社会党政治议程中的中心地位正在被中间阶级所取代,其表示就是社会党普遍在疏远与工会的关系。这也促使了工会本身的变化。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所显示的,社会民主党的变革进程一方面使得一部分工会力量脱离了社会民主党,转向左翼党,另一方面也促使工会内部的现代化者对工会进行改革。

其三,在执政政策方面,社会党普遍放弃了“大政府”的政治模式,改变了传统的高度控制的执政方式,突出“新治理”理念。该理念强调“积极的政府”概念,它不片面追求政府职能的“大”或“小”,而追求其有效性;它将“效率”和责任引入到了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之中。此外,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普遍扩大了市场手段的运用,寻求在资本主义的效率与公正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虽然在国家开支水平上各国差异很大,但社会党普遍避免重复传统的“税收与开支”模式,加强运用市场机制,减少运用直接的再分配手段。

政策改革的核心是福利国家的改革,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几乎都是围绕它展开的。在此方面,社会党的现代化者提出一种“积极的福利国家”观念,它强调福利的普遍性,强调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强调为人们提供扶持的手段而非简单的救济。以此为指导的福利改革表现为减少救济的范围和水平,强调“工作”的中心地位和教育,突出公共-私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转变政府的职能,由简单的直接“再分配”向提供法律框架和服务转变。

以上转变使得欧洲社会党摆脱了不善管理国家的僵硬形象,从执政的角度来看也给社会党带来了回报。当然这种改革也存在明显的风险,它有使社会党失去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特色的危险,显示了党的近期要求(主要指执政)与长期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从政策体系来看,社会党的“积极的福利”政策显得很虚,更多予人以向新自由主义政治妥协的形象,因而有使其失去传统的下层支持力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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