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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1］其实，作为已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权的大肆膨胀，附着于皇权腐朽肌体上的肿瘤——宦官，也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的手几乎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万历、天启年间，更达到空前的地步。近几年来，随着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深入展开，史学界对宦官史的研究渐趋活跃。对于明代宦官的概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我们曾经作过一点粗浅的探讨。［2］这里，我们拟就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的关系，再作一点初步的考察，看一看宦官对经济发达地区究竟起了何种历史作用，从而有助于剖析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时代，中央王朝对经济命脉所在地区实行的国策及其特点和对经济调节的某种规律。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行文中个别地方，我们有时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范围，引用了在比较广义的概念上江南地区的某些史料，这仅仅是为了论述比较方便而已。
一
严格地说，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干预经济领域。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盐场、市舶、织造等等，都有宦官染指其间。江南地区当然不会例外，宦官的触角很早就伸向这里了。
不能认为，明代所有的宦官都是历史的渣滓。明人陈洪谟曾经指出：
近时宦官如萧敬之文雅，陈宽之谨厚，何文鼎之忠党，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兴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怀恩之持正，张永之刚勇，王高之雅饰，后乎此若芮景贤之安静，皆有取焉。［3］
但是，且不论这些宦官是否如同陈洪谟所评价的这么好，就连这样几个人，毕竟也只是凤毛麟角。就总体而论，宦官中有权势者的绝大多数，都是残忍贪鄙之徒。弘治初年，浙江仁和县闹虎灾，知县陈荣“命猎人捕得之”，缙绅纷纷献颂诗，浙江镇守太监张庆的帮闲俞珩，竟在诗中写道：
虎告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双双去渡河。
真是大煞风景。俞珩为什么敢于写这样的诗？就是因为“（张）庆兄弟三人皆为宦寺，亲幸用事，势张甚。珩为庆所亲任，假其威，故敢为此言”。［4］“假其威”者，狐假虎威也。仅就经济方面搜刮的贪婪性而论，宦官者，虎也，是毫不过分的。明代派往江南地区的宦官，十之八九，亦皆为虎辈。例如，武宗时南京守备太监刘瑯，仗着有刘瑾撑腰，不仅横行霸道，“或自判状送法司，莫敢抗者”，［5］而且，“贪婪益甚”，拼命榨取钱财，是一个典型的财迷。其“资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外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数。瑯有玉绦环，直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6］南京守备太监钱能还冒充风雅，与太监王赐狼狈为奸：
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巨、周昉对镜仕女，韩滉、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壶道文会黄筌聚禽卷，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轴，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多。钱并收云南沐都阃家物，次第得之，价迨七千余两。计所值四万余两。［7］
这些古字画，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钱能竟箱满柜盈，非巧取豪夺，从何而来？刘瑯、钱能这些人堪称活动在江南地区宦官的缩影。
宦官对江南地区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
1.岁办、采办利用皇权，向地方勒索贡品，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大弊政，明代更甚。所谓岁办，是各地每年上贡的物品。凡是有著名土特产的地区，几乎都派人去征纳。明中叶，更多为宦官把持。所谓采办，范围极广，只要皇帝想起什么，需要什么，就派宦官四出。仅此二项，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祸害，就十分严重。
以岁办而论，其数大得惊人。谈迁曾记下南京贡船所装物品的种类及数量：
南京贡船：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饯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8］
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宦官不仅对贡品产地的百姓勒索，在押运贡品船时，还对船夫百般敲诈。王世贞载谓：
“南京鲥鱼厂岁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复倍取其数。起运内官索茶果银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及鲜船时发，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9］也有史料记载，“南京进贡内臣多挟商货，索夫马价至数倍。”［10］
再以浙江地区而论，富阳县的茶叶与鲥鱼，都是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忧”，［11］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了一首《富阳民谣》，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民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12］
韩邦奇还向正德皇帝上《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13］当然，当时被“参奏”“究治”的，绝不会是在皇权卵翼下不可一世的宦官，而是韩邦奇被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逮至京，下锦衣狱，褫其官”。［14］
由于采办的范围十分广泛，其危害性之大，比岁办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化以后，购书采药的宦官，不断前往江南。江南巡抚王恕在奏疏中，曾揭露太监王敬及段英骚扰江南的罪行：
王敬动以朝廷为名，需索银两，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王敬方来，太监段英又至，造办药料冰梅，苏、松、常三府已办与价银六千两，镇江、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徽州、广德七府州与银一千五百余两，又发钞四百块，于松江府索银二千两。王敬发盐一万五千五百引与宁国等府，逼银二万二千五百两。……至苏、常等府刑驱势逼，索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银，不知又有几千万数。［15］
王敬还和奸徒王臣勾结，“采药江南，横索货宝，痛箠吏民，吴越大被其害”。［16］而据祝允明记载，王敬、王臣在“苏、杭，科需尤甚”，公然“信意出一币，录市人姓名，刮取金宝，人无得免。或挈室而窜，白日闭户。途路行人，妄传其徒将来，则市人空肆而匿。东南骚然，有类大变。郡县无如之何，亦或闭门不敢治事”。［17］如此横行无忌，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2.征商税从总的方面来看，明朝对商人的政策，仍是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宦官控制了税务机构后，商税多如牛毛。万历时，叶永盛在奏疏中对宦官在江南的滥增商税作过猛烈的抨击：
中使狼戾，棍党横行……江浙之间，不胜其扰。……夫江南诸府县，虽深山穷谷，何处无河，何处无水道？虽穷乡僻坞，亦何处无土著，何处无交易？今不论内外，尽欲责令官兵搜刮隐税，此说一行，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豕，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自是县无宁村，村无宁家，内外骚动，贫富并扰，流毒播虐，宁有纪极，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暴也！……中官藉此辈（按：指“无赖武弁郑一麒、马承恩、韩文盛等”）为爪牙，此辈又藉各土棍为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乡曲者，是枭獍连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卧者！……在皇上之意，以为征商税，乃所以苏小民，不知奏内土著、土商，正所谓小民，民与商其实无两。……而况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棍又取二，利则归下，怨则归上……人穷则乱，恐斩竿揭木之变，不旋踵起也。［18］
透过叶永盛的大声疾呼，我们不难看出宦官不仅与地方官朋比为奸，而且以各地的土棍即地痞为羽翼，结成毒网，逞凶肆虐于江南的江河水道之上，商人阶层，民怨沸腾。商人从苏州贩运货物去四川，沿途“无不有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一货而抽三十余次，商人不惟靳其息利，且折其母钱”，其结果，只能是“咸疾首而不乐江湖，吞声而不通货贿”。［19］这对商业的发展，不能不是严重的摧残。
3.征派宦官在江南地区的征派，名目繁多。如“苏、松、常、嘉、湖五府，正德年间以内府新添小火者5031名，岁用食粮各府征派共24148石余”，但从此即形成惯例，至嘉靖二十五年，竟加耗达13.7万余石，使“小民重困”。［20］而内官监所消费的白粮，本来在苏、松、杭、嘉、湖的加耗，就十分惊人，“耗外加耗，垫外加垫……百石而铺垫及无名费加至十四五两，二十余两”，“诚所谓一米一珠，一粒一泪也”。［21］又如况钟在《请免苛征折布奏》中，曾揭露宦官王宠等到苏州等府坐买阔白棱绵布700匹，王宠等见苏州并不出产此布，竟每匹布逼价银三两，又巧立别的名目，征派银2100两，到松江等地购买。但一年后，王宠等居然又来苏州，“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民力难堪”。［22］这种任意征派并重复科派的行径，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
4.建祠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第一个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此后“建祠几遍天下”。［23］在江南，第一个紧跟潘汝桢的是南京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是年十月间，即在皇陵之侧，建起魏忠贤生祠，这对朱元璋来说，不能不是个莫大的历史讽刺。此后，在苏州、杭州，也陆续建起魏阉生祠。这些祠都极壮丽庄严：
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几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24］
这实在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幕大丑剧！建祠时的靡费，对百姓的苛扰，也是相当严重的。以苏州而论，魏祠建于风景秀丽的虎丘，取名普惠祠，督造者陆元科“倚势横行，官民衿绅或避其势，或加交纳于拨守祠樊太监。声势炎赫，侵夺坟墓田业，人无敢与抗，即匠作诸人，亦放纵无忌”。［25］杭州的魏祠，名永息祠，“穷工极巧，徙苏堤第一桥于百步之外，数日立成，骇其神速”。［26］南京建魏祠时“有司、乡绅一意媚挡，往往以贱直买人基地，甚至侵占旧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台灭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毁”。［27］江、浙建魏祠总计挥霍了多少银子？文秉载谓：
按祖制：省直各有预贮银两以备急用，多者几十万，少者十余万。……江南有银十万两有奇，贮镇江府库，浙江有银十七万两有零，贮温州府库，名曰备倭。……自魏忠贤生祠开端，咸取给于是，造祠者十之二三，余皆入抚按司道私囊中矣。［28］
江南、浙江二地建魏祠，竟花去27万两银子，魏忠贤垮台后，魏祠统统被拆光。这笔巨款，有哪一两不是江南百姓的膏血！荒谬绝伦的是，潘汝桢在请建魏阉生祠的奏疏中，竟然说：
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厘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29］
天启皇帝也居然下了圣旨，“着即该地方营造，以垂不朽”。［30］强奸民意，颠倒历史，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二
宦官对江南财富的掠夺，最严重的还是矿税使。万历二十四年以后，随着矿监税使遍天下，派往江南者，也陆续登途。现据《定陵注略》等史籍，示表如下：
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年派往江南矿税使事例表
时间〖〗人员〖〗地点〖〗任务二十四年九月〖〗太监曹金同原奏把总韩太极〖〗浙江观海、孝丰、诸暨等处〖〗开矿二十六年五月〖〗以太监刘忠代曹金〖〗二十七年二月〖〗奉御刘成同原百户张宗仁〖〗杭州、嘉兴等处〖〗征收客货渔课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督同原奏百户陈道元〖〗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征收货税二十七年七月〖〗南京余大寿等（《明史·食货志》载为郝隆、刘朝用）〖〗〖〗开采宁国、池州矿洞,征收南直地方铺面银两二十八年一月〖〗税监暨禄〖〗长江〖〗征长江遗税，带管征收解进三十年七月〖〗南京太监邢隆〖〗〖〗查勘解进南直14府田房税契银约20万两，并高淳等县马场关地变卖可得10万两十一月〖〗太监鲁保〖〗浙直等处〖〗带征岁造暂余银解进内库
万历时期，不仅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有宦官督造，而且增加宦官人数，于常额外，扩大坐派。因此，万历二十八年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在驳斥御马监少监鲁保在获得掣卖两淮余盐的特权后，又疏请兼督浙江、直隶的织造大权时，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31］事实上，严格来说，所有派往江南织造的宦官，都属于矿税使之流，他们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危害江南，与别的矿税使，并无不同。以苏州织造局的宦官为例，永乐时有阮礼，洪熙时有刘景、罗玉，宣德时有陈源、阮个，正统时有韦义，天顺时有来福，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志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佑，天启时有李实。［32］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织造宦官，完全可以说是硕鼠成群了。
根据《定陵注略》，并参校《明实录》、《明史》、《国榷》等有关记载，再将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江南矿税使进奉内库的部分金银及物资，列表如下：
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江南矿税使内库进奉事例表
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二十六年十二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400〖〗两二十七年四月〖〗浙江〖〗矿监刘忠〖〗银〖〗1800〖〗两七月〖〗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10200〖〗两二十八年三月〖〗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0000〖〗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银〖〗20000〖〗两六至九月
〖〗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银
样砂〖〗1200
60〖〗两
斤十一月
〖〗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银
赃罚银〖〗4100
700〖〗两
两二十九年二月
〖〗浙江
〖〗矿监刘忠
〖〗土回青
（掘获）铜钱〖〗137
1200〖〗斤
千四至六月
〖〗浙江
〖〗矿监刘忠
〖〗煤价银
石青〖〗433
334〖〗两
斤七至十一月〖〗浙江〖〗矿监刘忠〖〗银〖〗20300〖〗两七至十一月〖〗苏州、杭州〖〗织造太监孙隆〖〗银〖〗31000〖〗两〖〗三十年
一至三月〖〗南京
〖〗太监刘朝
〖〗各府认解矿
银〖〗7700〖〗两浙江
〖〗矿监刘忠
〖〗样金
样银
矿银
土回青〖〗12
500
7560
560〖〗两
两
两
斤南京
〖〗守备太监邢隆
〖〗芦佃银
子粒银
新增银〖〗6373
1024
2603〖〗两
两
两续表时间〖〗地点〖〗人员〖〗进奉名称〖〗数量〖〗单位四至六月
〖〗苏州、杭州
〖〗织税（造）
太监孙隆
〖〗银〖〗30000〖〗两各项袍缎
土物〖〗4400
20〖〗匹
箱八至十一月
〖〗苏州、杭州
〖〗税监孙隆
〖〗盐课银
税银〖〗13000
20000〖〗两
两三十一年
四至六月
〖〗浙江
〖〗矿监刘忠
〖〗税银
煤价银〖〗7300
350〖〗两
两苏州、杭州〖〗税监孙隆〖〗盐税银〖〗13000〖〗两南京〖〗太监邢隆〖〗棚厂银〖〗4800〖〗两七至九月〖〗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银〖〗56.6
6600〖〗两
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税银〖〗13000〖〗两三十二年
正月至六月〖〗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矿银〖〗54
7080〖〗两
两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羡余银〖〗31000〖〗两浙江
〖〗矿监刘忠
〖〗矿金
银〖〗83
9543〖〗两
两杭州、嘉兴
〖〗税监刘成
〖〗羡余银
税银〖〗34000
21000〖〗两
两三十四年〖〗杭州、嘉兴〖〗税监刘成〖〗盐课羡余银〖〗21000〖〗两苏州、杭州
〖〗税监孙隆
〖〗税银
纻丝〖〗12600
3340〖〗两
匹
上表可以看出，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数年间，在江南地区的矿税监，解进内库的银子就达到40万两以上。而据万历三十一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疏中所述，当时全国正课、杂课、额外之课等加在一起的总收入，大约400万两。［33］江南数年的矿监税，即使是这不完全的统计，也已占全国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够大的了！需要指出的是，宦官上缴的银数，绝不是实际搜刮到的银数。史载：“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34］“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35］“私充囊橐十得八九”。［36］显然，宦官在江南矿税上所搜刮的财富，上缴国库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如按此比例，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间从江南榨取的财富，在400万两以上，相当于全国一年的总收入有余。于此不难想见，宦官的贪婪已达到何种程度了！
宦官监督织造，对丝织业是个严重摧残。织造太监孙隆，聚敛了大量财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仅“装塑西湖”，即费“数十万金”，还居然在断桥附近建有他自己的生祠，“背山面湖，颇极壮丽”。［37］是的，孙隆在西湖先后修建了灵隐寺、湖心亭、净慈寺、烟霞洞、龙井亭、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使湖光山色，更加多姿，以至明末、清初一些文人，对他赞不绝口；袁宏道在《断桥望湖亭小记》中说“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张岱谓“功不在苏学士之下”。但是，正是这位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不论织机、织品，一律课税。民间织机一张，每月即需抽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要纳银三分，才准上市。［38］《苏州织造局志》更揭露他“驻苏督税，积棍纳贿，给札营充委官，分列水陆要冲，乘轩张盖，凡遇商贩，公行攫取，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真是横行无忌。结果，导致葛成为首的民变，“聚众趋税监门”，必欲除隆而后快，［39］孙隆吓得“越墙走匿民舍得免，潜遁杭州”。［40］孙隆如此，别的织造太监也莫不如此。天启年间的织造太监李实，也是“素贪，妄增定额，恣诛求”。［41］宦官使素称发达的江南丝织业日渐凋零。在南京，“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攘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明代宦官彩塑，故宫博物院藏。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42］在苏、杭，时人惊呼“二处财赋极重……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织造府……迩来淫巧日进，费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间自数百金数十金最下织户，皆转徙他方，基桀黠者皆去而为盗”。［43］同时，织造局的产品，除一部分由朝廷赏赐给大臣、宦官外，大部分都是宫廷的特殊消费品，运往京城时，“以内官监运”，“额外多讨船……俱满载私货……撑夫挽卒，昼夜喧呼，南北往来，道路如织，皆恃势纵横，强索财物，凌辱官吏，驱迫军民，官司欲盘诘，辄称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满道，所不忍闻，东南一方民力惮矣！”［44］嘉靖时诗人王磐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张守中为他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45］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押运包括织造物在内贡品船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三
从上所述看来，宦官对江南经济的摧残，是颇为严重的。但是，宦官与皇帝的关系，不过是主子与家奴的关系。万历时期，有人曾弹劾宦官干没上元节的烟火，朱翊钧竟说：“此我家奴作奸，秀才何与焉？”［46］万历皇帝把他自己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倒是赤裸裸地端出来了。因此，从本质上说，宦官专权，仍然是皇权的一种转换形式。显然，明代宦官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也正是皇权对江南经济的破坏，从而表明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后期，对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束缚作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既然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残，为什么直到明末，并没有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虽有民变，但无大规模农民起义，甚至直至明朝灭亡，社会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呢？这应当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万历中期，即已有人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作出回答。谢肇淛即曾说：
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资，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真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不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者矣。［47］
当然，用“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是并不能说明江南地区“闾阎不困”的根本原因的。有明一代，甚至直到清朝后期，关于江南重赋的呼声不绝如缕，有关史料俯拾即是，这里无需援引。其实，在不同时期，江南赋重论背后的阶级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透过赋重论的呼声，倒是不难进一步清楚地看出，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据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的计算，在明代初、中期，苏州府一府七县田地面积即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九十分之一，两税粮额更占全国的十分之一，［48］江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举足轻重，可见一斑。“‘苏松熟，天下足。’……一方得安，则四方咸赖之。”［49］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中央王朝和这一地区地主阶级为分割赋税，不断发生矛盾、斗争，宦官的派往江南，正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或必然结果。但是，也正由于江南地区是明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这里的政局如何，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因此从总的方面来看，终明之世，从朱元璋到崇祯皇帝，对江南地区实行的传统国策，是稳定江南。［50］一些有头脑的官员都懂得，“朝廷财赋，仰给东南；诚倚东南，莫如休养”。如果一味敲骨吸髓，让江南百姓“半饱鱼腹，半毙催逋，是江南无民而朝廷无江南矣！”［51］即使魏忠贤那样的巨奸，在他权力的顶峰时期，也不敢造成江南天下大乱。当织造太监李实在苏州挑起冲突，致使“苏人之围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间，千百为群，屯聚不解”时，尽管“（魏）忠贤得织监密报”，但“惧激吴民之变，彷徨累日”，［52］也没敢采取极端措施，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另一方面，明初即严禁在江南地区封藩王，从而避免了宦官在江南地区与藩王的勾结；宦官在江南没有庄田，更无田产，没有搞土地兼并，这点与北方有很大不同。因此，江南地区受到宦官直接打击最为沉重的阶层，是商人、手工业者、中小地主，而贫苦农民、大地主，所受打击不如上述阶层，更轻于北方某些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并未遭受很大破坏。因此，这个地区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而农业则是封建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正是以此之故，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直至明亡，并没有全面激化。作为这个地区历史运动的结果之一，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仍很雄厚，以至明亡后，史可法在抗清时，还特地向“云间（即松江）诸绅”苦苦哀求，呼吁他们“毁家佐难”，帮助他摆脱“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彷徨中难，泣下沾衣”［53］的困境。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春灯燕子，金盆狗矢（即屎），不多时，野草迷丹阙，秋槐发别枝！”［54］随着清兵过江，弘光小朝廷作鸟兽散，江南地主阶级又在“清槐”上发新枝，成为清王朝重要的阶级基础；江山虽已易代，但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这是明朝的皇帝及其家奴——宦官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调节，是有重点的；对于全国经济命脉所在地区，特别注意控制、调节，虽然大力搜刮，但一般不会竭泽而渔。以明代而论，正是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在江南地区，衍化出带有独特之点的种种矛盾斗争。这种历史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探讨的。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之害民》。
［2］参见拙作《明代宦官简论》，载于中华书局版拙作《刘瑾·魏忠贤》译注附录；《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3，丛书集成初编本。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3，《委巷丛谈》，中华书局版。
［5］《魏广渠先生集》第1页，见《正谊堂全书》。
［6］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2，丛书集成初编本。
［7］《治世余闻》卷2。
［8］谈迁：《枣林杂俎》智集，国学扶轮社印本第28页。
［9］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九》。
［10］张岳：《小山类稿选》卷16，明末刻本。
［11］徐咸：《西园杂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12］韩邦奇：《苑洛集》卷10，乾隆十六年刻本。
［13］同上，卷13。
［14］陶珽重辑：《说郛》续集《沂阳日记》，顺治刻本；陈田辑：《明诗纪事》丁签，卷16；王学谟：《续朝邑县志》卷6，康熙刻本。
［15］《弇州史料》前集卷14，《中官考三》。
［16］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中华书局版。
［17］《志怪录》，见《纪录汇编》卷210。
［18］叶永盛：《玉城奏疏》，丛书集成初编本。
［19］《王都谏奏疏》，《明经世文编》卷444。
［20］［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1，江南九，《松江府志·田赋一》。
［22］［23］况钟：《况太守集》卷8，道光刻本。
［24］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25］郑仲夔：《耳新》卷7，《丑媚》，丛书集成初编本。
［26］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1，《痛史》本。
［27］张岱：《西湖梦寻》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28］《耳新》卷7。
［29］文秉：《烈皇小识》卷2，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30］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31］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2］孙佩：《苏州织造局志》，第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印本。
［33］文秉：《定陵注略》卷4，传抄本。
［34］《明史》卷81，《食货五》。
［35］《明史》卷305，《陈增传》。
［36］《明臣奏议》卷33。
［37］《西湖梦寻》卷3。
［38］《明神宗实录》卷361；徐元灏：《吴门杂咏》卷12，《纪事》。
［39］沈瓒：《近事丛残》，见《明清珍本小说集》。
［40］《苏州织造局志》，第106页；《明神宗实录》卷361。
［41］乾隆《苏州府志》卷42，《名宦一》。
［42］《柴司马奏疏》，《明经世文编》卷107。
［43］《刘文节公集》，同上，卷431。
［44］姜洪：《陈言疏》，同上，卷122。
［45］路工编：《明代歌曲选》，第2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46］光绪《青浦县志》卷18，人物二。
［47］谢肇淛：《五杂俎》卷3，中华书局版。
［48］《东方学论集（东方学创立十五周年纪念）》，第163页。
［49］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4，《经制之义》。
［50］明初，朱元璋曾一度对江南大地主持打击政策，并移民至临濠等地，以瓦解潜在的敌对政治势力。但后来即用减免租税，优容南方文人等措施，缓和这里紧张的政治气氛，以稳定这里的政治秩序。
［51］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10，上海古籍书店复印本。
［5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165页，中华书局版。
［53］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2，国学基本丛书本。
［54］吴梅：《霜崖曲录》卷1，1937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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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7 15: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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