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手工业品的制作、市场与消费群体(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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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手工业品的制作、市场与消费群体
—— 以苏州织造局特供服饰及上海顾绣为例
马学强
[摘 要] 明清江南繁华富庶，深厚的人文积淀，使这里产生出不少精美绝伦、制作精良的手工业品。
而之所以成为特色手工品，即在于制作有特色，有其丰富的内涵。受不同的消费群体及市场的影响与制约，
不同手工艺品的遭遇命运各不相同：一些手工品为迎合市场，一味扩大规模，导致粗制滥造，致使其内在
价值逐渐丧失，最终贬值；另一种情况则存在过分强调工艺的现象，制作追求精巧雅致，不计成本，以满
足特殊的群体，而一旦这个群体因环境变化，特有条件丧失，其产品也同样面临危机，有的最终淘汰。
[关键词] 江南；手工业品；织造局；顾绣

明清时期江南财赋甲于天下，这里除承担大量税粮之外，①还盛产丝绸、棉布，素有“衣
被天下”之称。江南物产丰饶，山水清嘉，人文积淀深厚，百工技艺之人亦多聚集于此。“今
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
②
数百年间，江南各地出现了不少特色手工业品，其著者：苏州有玉器、丝绸、折扇、
家具等制作，如玉器，“珊瑚玳瑁等物，追琢极精”，③作坊主要分布在阊门里专诸巷及天库
前吊桥一带，诸坊制作各有特色，有翠玉、白玉、黄玉、新玉等。苏绣，则向以精致雅洁闻
名。苏式的细木家具，制作精细，风靡一时，影响到邻近的松江府，“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
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明）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尤其纨绔豪
奢之家，凡床厨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④从
用料到做工，甚是讲究。在杭州，有杭线、杭扇、杭粉、杭烟、杭剪，合称“五杭”。江苏
宜兴的陶器，如蜀山所产紫砂壶，“澄泥为之，始于供春，而时大彬、陈仲美、陈用卿、徐
友泉辈踵事增华，并制为花罇、菊合香盘、十锦杯等物，精美绝伦，四方皆争购之。”⑤嘉定
之竹刻，据《柳南随笔》载：“嘉定竹刻，为他处所无。始于明朱鹤，⑥三世操其业。”从朱
鹤（字松邻）开始，传子朱缨（字清甫，人呼其为小松）及孙朱稚征（字三松），祖孙三代
皆以竹刻为业，号为“嘉定三朱”。他们开创了以深刻、透雕为技法的嘉定派竹刻。⑦另如上
海的顾绣亦著称一时，其中一些属于罕见的艺术珍品。江南的银器制作，则早在元代松江唐
俊卿、嘉兴朱碧山、苏州谢君余时即名扬海内。银工朱碧山“能以意制银槎为酒杯”，所造
器物为后人所珍藏。⑧
①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4 册“苏上”：明洪武年间，全国夏税秋粮以石计，总共 2,943 万余，
其中浙江布政使 275 万 2 千余，苏州府 280 万 9 千余，松江府 120 万 9 千余，常州 55 万 2 千余，诸府合计
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按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所列：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苏州府实征米麦为 2,810,490 石；松江府 1,219,896 石；常州府 652,835 石。明清时期江南赋重成为众所
公认的事实。
②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 4“百工纪”。
③
乾隆《苏州府志》卷 12“物产”。
④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 2“记风俗”。
⑤
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 页。
⑥
朱鹤，明万历年间人，通古篆，善刻印章，兼精雕镂。他把竹刻也当成一门艺术，使之独具风骨，所作
山水、人物、楼阁、鸟兽，无不因势象形。金元钰著《竹人录》称其所制竹刻“世人宝之，几于法物，得
其器者，不以器名，直名之曰朱松邻”，视之为稀见的艺术珍品。后子孙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使竹刻
益臻神妙。
⑦
到了清康熙年间，嘉定封氏一门，锡禄、锡爵、锡璋三兄弟又把竹刻艺术推向了新高峰。清康熙时还召
锡璋入京，在宫廷献艺。嘉庆年间，金元钰著《竹人录》，收录自明万历至清嘉庆时期嘉定竹刻名手 72 人
生平以及有关竹刻文献资料。
⑧
清人朱彝尊曾有“朱碧山银槎歌”，赞叹朱碧山手艺奇巧绝伦，详见《曝书亭集》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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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各地能工巧匠制作的各种手工业品，不少以工艺讲究、制作精良而著称。明人张
瀚《松窗梦语》之“百工纪”有一段：“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
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①张氏是从风俗之
俭侈角度来谈的，“益工于服，益工于器”，遂使“吴俗之侈者愈侈”。从另一角度来说，在
江南社会独特的人文环境熏染下，其手工品制作确实存在求工、求精的倾向。江南的手工业
品都有一定的市场，有一些还销往海外。如日本所需物品不少产自中国，有的出于江南，“如
室必有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
湖之丝绵……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②
悠悠江南，器物万千，精良手工品的产生有其背景，它们的价值也蕴涵在特殊的制作之
中。不同类型的手工品功用不同，其消费群体亦有差异。唯因拥有不同的消费群体，故与市
场也存在着一定关联。面对市场、消费群体的变化，江南不少手工物品面临着困境，一些工
艺品特殊的制作工艺、方法甚至就此失传。本文主要以苏州织造局专供皇室与官员消费的缎
匹及上海顾绣为例，从不同角度解析传统手工物品制作之特殊性，了解它们的消费对象及卷
入市场后的遭遇。
一
早在宋元之前，江南就有不少手工业品成为皇室的贡品。③专供宫廷使用的物品大多是
不计工本的。明代松江布畅销全国，名扬海外，松江布不断有名特产品出现，朝廷为此专门
要松江供应高档布匹。如有一种进贡布，“尝闻尚衣缝人云‘上近体衣俱松江三棱布所制’。
本朝家法如此”。④宫廷例用松江三棱布制衣。明成化年间，曾以三棱布织造赭黄、大红、真
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等纹，据说，一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⑤《上海竹枝词》有一段
描写：“大红真紫色纷纶，成化宫中松布珍。匹值雪花银百两，花纹龙凤与麒麟”。如此制作，
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真是劳民伤财。
江南盛产丝绸，朝廷每年要江南进贡丝织品，此项任务起初主要由苏杭等地的官营织
造机构承担。明代苏州织染局肇创于洪武，鼎新于洪熙，至嘉靖年间局之基址，共计房屋
245 间，其中内织作 87 间，分为前、后、中、东、西六堂，大堂两旁为厢房，摆放机杼共
计 173 张。织染局后面有避火园池、真武殿、土地堂，另有碑、亭、井、榭等建筑。苏州织
染局岁造常课紵丝 1534 匹。⑥自明中期起，朝廷在江南大规模坐派丝织品，据已有的研究，
在织造最多的 1604 年，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为官廷生产了 18 万匹丝绸。⑦显
然，原有织局是无法承受这样繁重的织造任务的，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所谓的“领
织”。⑧而袍服等织造仍由织局担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朝廷一年用龙凤袍料即达 5450
匹。
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江南三织造”，这是沿袭自宋明以
来历代官府在江南经营丝织工业的旧制。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
①
《松窗梦语》卷 4“百工纪”。
②
姚叔祥：《见织编》卷上，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43 页。
③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如张剑光在《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版）中对江南贡赋丝织品、瓷器等有详细的论述。
④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 1。
⑤
嘉庆《松江府志》卷 6，“物产”。
⑥
（明）文徵明：《重修织染局记》。
⑦?
[日]佐伯有一：《明代匠役制度的崩溃与城市丝织业流通市场的发展》，转引自[美]李明珠著、徐秀丽译：
《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7 页。
⑧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发表于《历
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范金民、金文著《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 1993 年版）及刘兴林、范金
民《长江丝绸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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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清代江
南织造的体制又延续了几百年，清廷所需的丝绸精品几乎全为江南三大织造所承办。以苏州
织造局为例。顺治三年（1646 年），朝廷派出工部侍郎陈有明、满洲官尚志督理织造。由陈
有明管总织局，尚志管织染局。陈有明雄心勃勃要把苏州总织局建成“将为朝廷万年之供”
基地，所以一意经营。至顺治四年（1647 年），苏州总织局已有前后二所，计有大门 3 间，
验缎厅 3 间，机房 196 间，铺机 450 张，绣缎房 5 间，局神祠 7 间，染作房 5 间，灶厨等房
二十余间。四面围墙 168 丈，开沟一带长 41 丈。厘然成局，灿然可观。后又几经重葺，规
模更大。“至尊服物，自不得不慎且重也。”①在用料与制作上，苏州织造局官员颇费心力。
从记载上看，苏州织造局主要供应的缎匹有上用、官用，由于“衣裳之制，所以辨贵贱，别
等威也”，选料、用工要求各不相同，差异很大，皇室所用与朝廷官员的服饰不同，而官员
之间，一命至九命，品秩不同，服制亦异。凡此种种，都要在织造局督造的服饰中得以反映。
在“上用”的服物中，又分上传特用、上用。此选录“上传特用”部分缎匹的情况列表

如下：
品名
要求
工数
太皇太后三润色阔满装袍一件
计五身，每身长四尺四寸，阔二尺二寸。五 190 日
爪缠身龙二尊，膝龙四尊。单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袖口一副
单格棱。
8 日
三润色阔满装挂一件
计四身，每身长四尺四寸，阔二尺八寸。五 170 日
爪龙二尊，前一团，后龙一尊一团，肩龙二
尊，膝龙四尊。单格棱。
八丝阔暗蟒袍一件
照前袍长阔花样，各色同。
32 日
八丝阔暗蟒挂一件
照前挂长阔花样，各色同。
27 日
皇上三润色阔满装万寿袍一件
计五身，每身长四尺四寸，阔二尺八寸。前 97 日
身五爪龙一尊，后身龙二尊，膝龙四尊，肩
龙二尊，其肩龙头顶万字，前后龙头顶寿字。
单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元旦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前后五爪大龙二尊，膝 97 日
龙四尊。单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灯景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灯景花样。单格棱。
97 日
三润色阔满装春季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前后五爪龙二尊，肩龙 97 日
二尊，膝龙四尊。单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夏季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与春季袍花样同。广纱 95 日
地。单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端阳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三足乌金鸡一冠，前后 95 日
两肩共四团，簪花地蜀葵花样。广纱地。单
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秋季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与春季袍花样同。单格 97 日
棱。
三润色阔满装中秋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月殿兔一座，前后两肩 103 日
共四团。单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重阳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簪花地菊花样。单格棱。 105 日
三润色阔满装冬季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与春季袍花样同。单格 97 日
棱。
三润色阔满装冬至袍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独角羊一座，前后二肩 101 日
共四团。单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领袖一副
单格棱。
11 日
①
（清）孙珮编《苏州织造局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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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润色镶貂皮阔满装朝衣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前后身五爪龙二尊，肩 137 日
龙二尊，大小襕子各五条，水脚龙五尊。单
格棱。例无披肩袖口。
三润色葫芦头襕阔朝衣一件
计五身，长阔同前。前后身五爪龙二尊，肩 133 日
龙二尊，大小襕子各五条，俱小团龙样。单
格棱。
三润色阔满装披肩袖口一副
11 日
十庹两则八丝暗团袍一匹
阔照常二尺二寸。计十身。衩子袖口挂领全。 32 日
十庹两则广纱暗团袍一匹
阔照常二尺二寸。计十身。衩子袖口挂领全。 32 日
十庹两则宫绸暗团袍一匹
阔照常二尺二寸。计十身。衩子袖口挂领全。 32 日
资料来源：（清）孙珮编：《苏州织造局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9-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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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帝、太后，到朝廷大小官员，各类服饰在制作上都有不同的要求，其尺寸、花样、用料
等有许多讲究。如皇上用的粗圆金一纽，净重六分二厘。官用的赤圆金一纽，则净重四分八
厘，官用的淡圆金一纽，净重也是四分八厘，其间区别很多，此不一一列举。
苏州织造专供服饰的工艺非常复杂，工序亦繁。如此，工匠分工细密，在织造局中，
例有拣花匠、挑花匠、倒花匠、折断匠、结综匠、织挽匠、画匠、花匠、绣匠之分。诸工匠
职责不一，待遇有别，“分别责成……如经纬不细净，缺乏料作，致悮织挽，责在管事。机
户颜色不鲜明，责在染房。织造稀松，丈尺短小，错配颜色，责在织匠。”①并明立赏罚：“织
挽精美者，立赏银牌一面。造作不堪者，责治示惩。若有一二粗疏，亦无不奋励精工矣。”②
从制度上确保上贡物品之质量。在清人孙珮所编《苏州织造局志》卷五中，专列“工料”一
节，尽管这主要从织造钱粮“报部开销”方面而言，但从开列的各种用料来说，可谓不惜工
本。这些服饰定做的工期很长，即如一副披肩袖口，工数也在 10 天以上，有的要半年以上
的时间，可见其制作求精、求工了。此外，在特用袍服的供应中，有“拣选殷实机匠造办，
贫匠概不轮值”等等规定。③
在集权的政体下，专设一个机构，负责缎匹的生产、供应，这种体制与民间手工品的
制作形式存在着较大差异。织造局内部的组织非常复杂，支撑其运作的体系也处于不断变化
之中。如官营织造局的经费来源，虽由工部、户部共同负担，但不少出自地方财政，另有造
船经费、盐税等不同的资金渠道。在管理上，织局除实行“买丝招匠”，还采用“轮值”、“承
值“之法。通常说来，织造体制下缎匹的销售不存在市场的压力问题，因为它供应的是一个
固定的消费群体，织品有特殊的规定、特殊的式样。但织造局所需的生丝原料，除有贡丝外，
还有相当部分要到市场上去采购。劳动力也是如此，实际上也有成本问题。总体来看，围绕
资金、原料、劳动力、产销各环节，织造体制本身就充满着矛盾，既有权力的支配因素，某
些方面也受到市场杠杆的影响。但借助王朝的强势，一度保持了它的辉煌。
苏州织造局生产的缎匹，专供皇室与大小官员使用，满足特殊的消费人群。这个群体
决定着织造局生存、发展，荣辱盛衰，彼此关联。在清代全盛之时，苏州织造局因为是提供
“至尊服物”之场所，倍受恩宠，斥巨资，建行宫，康熙、乾隆两朝曾 12 次临幸织造局。
织造局也以制作精美、高贵的衣物而闻名天下。织造的体制，本质上说是一种“超经济”的
体制，在强权下，可以集中了大量人力、资金，在“市场”之外或以权力操纵市场运作。但
这种权力的强弱，与王朝本身的盛衰有关。伴随着清王朝的兴衰沉浮，织造局也经历了由盛
转衰的过程。据刘兴林、范金民等人的考察，苏州织局的发展状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乾隆
三十七年（1772 年）前、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后至嘉庆九年（1804 年）、嘉庆十年（1805
年）至末年、道光至咸丰年间。报销钱粮数高低依次为第一、第四、第二和第三，分别为
① ①
（清）陈有明《织造经制记》（顺治四年），载苏州历史博物馆等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6 页。
③
孙珮编《苏州织造局志》，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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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8 两、40452 两、37196 两和 22028 两，年平均为 39879 两。清代档案中保存了苏州织
造局历年缎匹织解数，其具体数量大致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乾隆元年（1736 年）至乾隆
三十七年（1772 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至嘉庆九年（1804 年））、嘉庆十年（1805
年）至末年、道光至咸丰年间，缎匹产量分别为：3885 匹、2843 匹、2620 匹、1614 匹。“通
观苏州织局前后生产量，乾隆三十七年前最高，自后迅速下降，到嘉庆末年减到最低程度，
道光时开始回升，到咸丰初年超过乾隆后期。”①
咸丰朝之后，苏州织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衰败。战争的破坏是一大因素。咸丰时，
苏州为太平军占领，织署、行宫均毁于战火。同治二年（1863 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统兵克
复苏州，随即筹备修复，但因资金等问题，未果。以后，历任织造皆僦居于颜家巷民房。直
到同治十年（1871 年）始动工修复，翌年完竣，“经画大致，悉仍旧贯。惟地临河滨，向植
木板为照壁。今将河岸培宽，易以砖石，庶垂久远。共计房廊四百余间，用钱四万二千余串。”
②
勉强经营，却已无法回复到康雍乾时期的盛况。实际上，对苏州织局体制的打击更深层的
原因在于近代丝织业的兴起，整个市场体系发生了变化。通商口岸的开辟，深刻影响到国内
生丝的需求与供应，海外市场逐渐开拓。据统计，在 1870 - 1911 年期间，我国的生丝和丝
织物的出口呈稳定的增长态势，其中 1870 –?1911 年之间，生丝的出口总值增长了 3 倍以上，
即从 23518 关两增加到 81986 关两。同期丝织物的出口数量增长了 7 倍，即从 4000 担增加
到 28000 担。③这与官营织造局生产的减少、国内生丝需求的缩减形成鲜明对照。苏州织造
局乾隆时额设织机 663 张，织造匠役 2175 名，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登记在册的机户
仅 320 名，机张为二三百张，大大减少。到了后来，织局承办的大多数缎匹，由局织改为市
买，清末有关织造的档案中，屡屡提及“市价”，成本的因素凸显。一味考虑满足特殊消费
群体需求、不计成本的权力支配下的织造旧制，在清廷的式微及国内外市场因素扩大的双重
压力下，日渐走向衰落，宫廷对华贵丝织品需求量的缩减直接影响到苏州等作为传统丝织业
中心的地位，继之而起，上海凭借着诸多有利条件成为近代中国丝绸织造业的中心。?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兴，全国出现“易服”运动，由政局巨变而导
致的服饰变革，对前清服饰的织造更是致命的打击。适用于清朝的服饰，销路逐渐断绝。与
此同时，洋货呢绒随之而来，新的时尚出现了。一位研究近代中国丝绸贸易的海外学者曾这
样评述：“看来很明显，决定丝织业中心生存能力的关键因素并不仅仅是它们与生丝产地的
接近，而且也是丝绸织造业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造技术和工艺以适应时新的审美爱好风尚。”
④
据民国四年（1915?年）云锦公所纱缎业上报“农商部查完全土货行行销状况”一文中所列
的产品种类，可以看到因时代变化而引起的产品淘汰等情况：如花缎袍套、缎三元袖、蟒袍
地绸缎、板金、葛纱袍套等，均“为改换服式而淘汰”。⑤廖廖数语“服式改换”、“淘汰”，
其背后反映的是织造体制最终崩溃，行业式微，人员散乱，适应于原先服饰制作的工艺技巧
不少中断失传。
二
苏州织造局所产的特供缎匹服饰，供应的是一个特殊人群，它的制作与官营体制息息
相关，最终随着这个特殊人群的消亡而工艺衰微。明清时期上海的顾绣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它的产生、制作有一定环境，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是到了后来，出于生计谋利的需要，
进入了市场，顾绣由此发生“变异”。
①
详见刘兴林、范金民：《长江丝绸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3-276 页
②
见同治十一年《重修苏州织造署记》，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 33－34 页。
③
参见[美]李明珠著、徐秀丽译：《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第 84-87 页表 9“中国生丝和丝
织物出口量（1859—1937 年）”。
④?
[美]李明珠著、徐秀丽译：《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第 136 页。
⑤
据《云锦公所上报》（1919 年），载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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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民间纺织行业的工场作坊和专业工匠也大量涌现，产品花式繁多，质地精
良，有的堪与官府织品媲美。刺绣艺术出于妇女的创造，广泛流行于民间，此时也发展成为
商品，供上层社会装点衣饰，有些绣品以名人书画为蓝本，行针配色绣成的作品几乎与书画
原作乱真。上海一带妇女流行刺绣，其精品冠之以“顾绣”。顾绣因上海县城内大族顾氏刺
绣而得名。
顾家为上海大族，奕叶簪缨，科甲相继，一时贵盛。明中叶有顾氏兄弟，长曰名儒，
次曰名世。顾名儒为嘉靖七年（1528 年）举人，官至道州守。顾名世字应夫，号龙泉，嘉
靖三十八年已未科（1559?年）中进士，官居尚宝司丞。①起初，顾名儒筑万竹山房于上海城
北，而顾名世辟其东旷地筑露香园。在顾名世建园之时，曾得石一方，上有“露香池”字，
为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手迹，故名“露香园”。经过顾氏数年经营，颇成规模。园大数十亩，
内有碧漪堂、阜春山馆、积翠冈。冈之阳有楼三楹，即露香阁，旁辟独筦轩、分鸥亭诸景点，
下瞰露香池。池凡十亩，广植红莲，开时池水欲赤。露香园有嘉桃，糟蔬佐酒，家姬刺绣，
客坐弹筝，越百余年，“露香之名，达于天下。”②嘉桃、糟蔬、刺绣为露香园三大名产，由
座上佳客之揄扬而名传天下。
在露香园三大名产中，以刺绣最可称道，名为“露香园顾绣”，简称“顾绣”。顾氏刺
绣，据称得之内院，其擘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亦有秘传，所以能点染成文，不只
翎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露香园顾氏曾绣八骏图，董其昌见之，
不禁叹服，记曰：“顾太学家有铁圣，绣此八骏图，虽子昂用笔不能辨，亦当一绝。余每劝
太学令多绣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绣铁面说法耳。”③顾家刺绣，究竟始于何时何
人，记载不详。清人戴有祺《寻乐斋诗集》之“露香园缪氏绣佛诗注”：“上海顾绣始于缪氏。”
缪氏乃顾汇海之妾。缪氏刺绣的人物“气运生动，字亦有法”，④其所绣翎毛、花卉，巧若生
成，而山水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得其手制，无不珍藏之，故在市场上能卖极高的价钱。据
说顾箕英晚年，就是靠这位姓缪的妾以卖绣为生的。
顾绣联系着顾氏家族的家运。顾名世性好艺文，为人洒脱。他有? 3? 个儿子：长箕英，
号汇海；次斗英，仲韩，号振海；幼奎英，乃为庶出。其中，长子顾汇海承袭先人余荫，豪
华成习，“凡服食起居，必多方选胜，务在轶群，不同侪偶。”⑤汇海子曰伯露。振海有二子：
长昉之，字彦初；次寿潜，字旅仙，别号绣佛主人。顾名世死后，他的儿子汇海、振海均失
意于科场，且长期沉溺于奢华的生活之中，家道逐渐败落。另据《阅世编》记载：顾汇海之
庶弟（即顾奎英）“少年陷辟，……然而遗业荡然。”⑥几经波动，家业折损不少。到了顾名
世的孙辈，更无心科举，不理家业。但毕竟是大族，有些家底，使他们继续保持从文的生活
状态。汇海子伯露能文，明清之际与叶梦珠等有交往。振海次子寿潜善画，曾拜董其昌为师。
董其昌对他也非常欣赏。以后寿潜专心绘画，其妻武陵韩希孟，工画花卉，所绣亦为世所珍，
称为“韩媛绣”。
顾家女子均善刺绣，经韩希孟苦心经营，更是名声大振。韩希孟尝摹临宋元名迹，绣
作方册，覃精运巧，寝寐经营，盖已穷数年之心力。她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
绣古今名人书画，别有会心。故世备称顾绣之巧，谓为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名之为画绣，
而许为“女中神针”。
露香园顾氏原多绣佛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谭元春曾得一绣像，惊叹非人间女
①
据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第 2543 页，顾名世名列嘉靖三十八年已未科第二甲（85?
名）。
②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 10，“居第二”。
③
见顾寿潜为“顾韩希孟宋元名迹方册”所作跋。
④
同治《上海县志》卷 8，“物产·服用之属”。
⑤⑤
《阅世编》卷 10，“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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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所能为，并作歌记之：“上海顾绣，女中神针也。己末十一月与雨若相见，蒋谢适有贻尊
者二幅，举一为赠，时地风日，往来授受，皆不知为今生，相顾叹息，乃为歌识之。”其所
作歌曰：
绣佛人天喜，运针如笔绫如纸。华亭顾妇嗟神工，盘丝擘线资纤指。
如是我闻犹未见，以纸以笔想灵变。一见惊叹不得语，竹在风先，果浮水
面；咄哉笔纸犹有气，安能十七尊者化为线！有鹤有僮具佛性，托汝针神
光明映，浪浪层层起伏中，以手扪之如虚空，可见此物神灵肃，向来沈郎
现水木。沈郎爱余初见余，寒日霜湖赠一幅。尚留一幅亦奇绝，同是顾姬
幽索结；相视恍然各持去，我醉荒郊草庵处。
从一般之吴绫到被世人惊叹“神工”制作出的精妙顾绣，这与顾氏妇女的勤奋、灵气、天赋
有关，也蕴涵着顾氏作为世家数十年的累积之功（物质、文化两方面的累积），又与江南擅
长书画的文人有着颇深的渊源关系。如顾寿潜能书擅画，师从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其妻韩希
孟受其熏陶，亦能作花鸟画，夫妻二人共同钻研刺绣名画，能得原作笔意神韵，使刺绣技巧
提高到崭新水平。韩希孟刺绣技巧尤精湛，其所绣《宋元名迹图册》作于崇祯七年（1634?
年），以白绫为底，全册八幅：《洗马》、《百鹿》、《补衮》、《鹑鸟》、《仿米山水》、《葡萄松
鼠》、《扁豆蜻蜓》、《花溪渔隐》，囊括了鞍马、人物、山水、畜兽、花卉、翎毛不同题材及
水墨、设色、工笔、写意等风格。每幅均有董其昌题赞，册后又有顾寿潜题识，为传世顾绣
中彪炳之作。《洗马》原稿画风酷似赵孟頫，马体白体黑斑，骨肉停匀健壮，昂头摆尾，很
是生动；马夫面带笑容，神采奕奕，为爱马细心梳洗，颇为传神；其他如飘拂的柳条，起伏
的水纹，也都绣得流畅自然。此画绣绣充分体现了原作的神韵。董其昌见而心赏之，问道：
“技至此乎？”顾寿潜回答：“寒銛暑溽，风冥雨晦时，弗敢从事，往往天晴日霁，鸟悦花
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董其昌叹曰：“非人力也”。①
流连上海，往来顾家，名士酬答，每谈鍼黹，辄及顾绣，诗歌传写，吟唱赞叹，文人墨
客的传播，这也是顾绣名声彰显并长期流传于世间的一大因素。
昔顾名世之时，中科举，授官职，顾家的刺绣虽有名，但仅限于家藏，或赠送客人。
后顾家败落，一些绣品开始在市场出售，但那时顾绣的绣法技巧，仍不为外人所知。顾名世
有一曾孙女，嫁给当地廩生张来，24? 岁夫亡，守节抚孤，家贫以针黹营食，号“露香园顾
绣”，到?70?岁时去世。这期间三十余年，传授顾氏刺绣之法，顾绣之法遂在民间流传。此大
约在清初。
由家传向民间传播，“自是刺绣传自露香园者，固悉称顾绣，而工绣者亦必称露香园遗
制。” 由闺阁巧手仿其制式，绣成物品，在市场上大量出售，“向来价亦最贵，尺幅之素，
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②初时，还冒称乃顾氏手制，后来都说仿顾式为之。
其刺绣技术，原来是大家闺秀的“覃精运巧”，到后来的“以针黹营食”，继而仿制成风，从
闺房走向了市场。
到了市场，就有了供需的关系。在市场中的顾绣，其价格、质量也深受影响：
年来价值递减，全幅七、八尺者，不过以一金为上下；绝顶细巧者，不过二、三
①
详见顾寿潜为“顾绣花鸟人物册”所作之跋，其跋曰：“在女红而刺绣，犹之乎士行而以雕虫见也。然古
来称神绝，每自不朽，鸟在针丝位中，不足千秋也者！廿年来，海内所以珍袭吾家绣迹者，侔于鸡林价重，
而赝鼎余光，犹堪令百里地无寒女之叹。第五彩一眩，工拙易淆；余内子希孟氏别具苦心，常嗤其太滥。
甲戍春，搜访宋元名迹，摩临八种，一一绣成，汇作方册。观者靡不舌挢手舞也，见所未曾；而不知覃精
运巧，寝寐经营，盖已穷数年之心力矣。宗伯董师，见而心赏之，诘余：‘技至此乎？’余无以应，谨对以
寒銛暑溽，风冥鱼晦，弗敢从事，往往天晴日霁，鸟悦花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师益诧叹，
以为非人力也，欣然濡毫，惠题赞语。女红末技，乃辱大匠鸿章，窃为家珍，决不效牟利态，而一行一止，
靡不与俱，伏冀名钜，加之鉴赏，赐以品题，庶彩管常新，色丝永播，亦艺苑之嘉闻，匪特余夸耀于举案
间而已也。时在崇祯甲戍（一六四三）仲冬日，绣佛主人顾寿潜谨识。”
②
《阅世编》卷 7，“食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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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若四、五尺者，不过五、六钱一幅而已。然工巧亦渐不如前。更有空绣，只以丝
绵外围如墨描状，而著色淡雅者，每幅亦值银两许，大者倍之。近来不尚，价值愈微，
做者亦罕矣。①
一方面，因为顾绣数量逐渐增多，价格不断下跌，由起初的值银几两跌至几钱而已；另
一方面，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多，“工巧大不如前”。以后，从事刺绣者，不仅仅是妇女了，也
有男工。顾绣之精，已非昔日所比。顾绣后且从绣画幅而绣衣裙。
当制作独特、深富内涵的顾绣技巧在“市场”的作用下，成了许多人谋生的手段工具，
就有了“产业化”的趋势，其绣品数量愈来愈多，滥造仿制，内在价值日渐丧失，最终贬值，
势所必然。当市场冲斥滥俗的绣品，人们就更加珍爱原来“真正的顾绣”。据《存素堂丝绣
录》载，后世存露香园顾绣之真迹，大致有：1、顾韩希孟花鸟册；2、顾韩希孟宋元名迹方
册；3、顾绣花鸟人物册；4、顾绣花鸟册；5、顾绣七襄楼发绣人物；6、顾绣董书弥勒佛像；?
7、顾绣八仙庆寿；8、顾绣松鹤。其中顾韩希孟花鸟册，册页八开，每页皆有明人郭棻墨迹
题咏。顾韩希孟宋元名迹方册，由董其昌题赞，顾寿潜作跋，皆书于画册，韩希孟复于墨迹
上加绣。真正的露香园顾绣，至清嘉庆时，上海地区还有一些存者，多为佛像、人物、鸟兽、
折枝、花卉。其色泽虽渐褪，而笔意极类唐宋，人争宝之。到近代，如能得其一幅，“往往
列诸彝鼎，珍若璆璧。”②
从家藏的珍品顾绣，到市场坊间顾绣充斥，典型地反映出作为精品的手工艺品在面临市
场时所遭受的困境。中国各地有不少优秀的民间手工艺品都有类似的遭遇。
结 语
苏州织造局特供的缎匹服饰以及作为家藏的顾绣，都是在特定的体制与条件下产生的，
这类精品本来没有“市场”，其制作者也没有市场的压力。但是随着这种体制、条件的变化，
制作者与产品本身也要面临市场。
文中选取两个不同的例子，作为不同的类型进行了分析，围绕着市场与消费群体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江南一些手工业品制作的盛衰起伏，其状况、命运各不相同：一些工艺品起初讲
究工艺，制作亦精，后为了谋生赢利，扩大生产，仿制成风，导致粗制滥造，逐渐丧失市场，
终为人所不惜，甚至遗弃；另有一些工艺品则存在过分强调制作的精细，追求精巧雅致，不
计成本，以满足特殊的群体，这些工艺品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些特殊
消费群体作支撑，而一旦这个群体发生变化，失势或消亡，这类产品也就丧失了生存的基础。
从江南工艺品的类别与功用上看，一般可以分为日常生活用品、观赏品，或兼具多种
功用，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手工艺品，其制作就在于有特色，有特殊的工艺成份蕴涵在内，
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绝活”。它的生存发展取决于消费群体或拥有一定的市场量，但在市
场的实际运作中，这些东西在尺度上较难把握。如果一味注重工艺的本身质量，满足于过小
的消费群体，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相反，若过于追求市场的份额，试图走所谓的产业化道
路，那后果必然是简化工艺，降低成本，或成批生产，产量愈来愈大，直到泛滥恶俗的地步。
我们现在都在感叹一些传统的工业品不重视品牌的保护，在制作上简单地临摩仿制，恶性竞
争，究其根源，即在于面对市场过程中无序地扩大生产，只求数量、规模，于是，慢慢丧失
了作为特色工艺品特有的制作特点，尤其是丧失了它的人文环境，从原料的选择，到工艺流
程分工，乃至师徒间的传承，等等，逐渐失却了手工制作中本质的东西。
明清时期江南产生的那些精美手工艺品，丝绸绣品、竹木瓷器、珊瑚玳瑁、金银器物等，
工艺奇巧，不少已作为文物存放于各地博物馆、陈列室，人们奉为至宝，珍若璆璧。器物无
声，当我们徘徊其间，观摩品味，或另有感悟。
①
《阅世编》卷 7，“食货六”。
②
徐蔚南：《顾绣考》，“上海市博物馆丛书”，中华书局 1937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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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4 册“苏上”：明洪武年间，全国夏税秋粮以石计，总共 2,943 万余，
其中浙江布政使 275 万 2 千余，苏州府 280 万 9 千余，松江府 120 万 9 千余，常州 55 万 2 千余，诸府合计
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按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所列：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苏州府实征米麦为 2,810,490 石；松江府 1,219,896 石；常州府 652,835 石。明清时期江南赋重成为众所
公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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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有意思，还没有算上镇江府说吴语的几个县

gojin

苏州府比浙江一省还多。。。朱元璋真是恨死苏州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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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浙江一省主要是杭嘉湖三府，浙东浙南的山地收不出税，平均下来杭嘉湖三府每府也要八、九十万石。
另：查到当年镇江府夏税秋粮32万石，应天府33万石。总之，不算宣语区，明清两代吴语区每年对朝廷的粮食贡献占全国的20%~30%，每年的财政贡献在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