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怎样才能不枯萎

吴人

解放日报
                        
                               
           
                                                                                                        　　方言是一地的自然口语，标准音是相对的，它像生物体一样，死掉的词和音，即使想拉也拉不回来。

　　母语，是在妈妈膝盖上自然学会的语言，最生动达意。可一旦超过12岁再来学方言，就像外语那样难学了。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宾：钱乃荣（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

　　解放观点：上海电视台《新闻坊》节目最近开播沪语新闻，“闲话交关”板块成为收视亮点。然而一些中老年观众表示，女主持人发音太新式，男主持人说得比较正宗。您作为沪语专家，对此怎么看？

　　钱乃荣：两个主持人都不错。可能年纪大的人听惯了“阿富根”节目，他们印象中，上海话要分“尖”“团”音。如“先进”要读成“sizin”，而现在绝大多数上海人都读 “xi jin”。分“尖”“团”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话，当下只有75岁以上的少部分群体还会这样念，比例不到上海人口的6%。方言是活的口语，如果某些发音需要死记硬背，而不是来自大多数人的脱口而出，还能叫标准发音吗？

　　一些年纪大的人总认为老的就是对的，既然如此，何不干脆提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话为标准音？那种发音现在在上海郊区还保留了一部分，比如浦东话。上世纪80年代初，由复旦大学吴语研究室牵头，通过大量调查，确定了老派、中派、新派的标准音系。按方言学的认定，发音比率最高的音就是标准音。当今标准的老派沪语读音也是不分“尖”“团”音的。而现在说新派、向新派过渡中的音已占上海人的大多数，所以，青年顺其自然地用新派音，仍是正确的上海话。

　　解放观点：看来许多人对方言的认识存在误区。总以为像普通话那样，先有唯一的规范和标准，再去往标准靠拢。

　　钱乃荣：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活的，都会随社会发展而慢慢改变，过一个时期总要动一动。普通话作为国语，必须确定每个字的标准发音，否则各地的人怎么学好普通话？但普通话的词典也在不断加入新词，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就说，对新词的搜集“宁滥毋缺”。上世纪初第一个“国音”方案是分“尖”“团”音的，立即遭到大家反对，最后确定以北京音为标准，否定了分“尖”“团”音。按照实际语音变化的普通话正音字表也审定过好几次，每次都会调整一些字的发音。方言则更是一地的自然口语，标准音是相对的，它像生物体一样，死掉的词和音，即使想拉也拉不回来。

　　有生命力的语言大多由年轻人创造出来的。比如上海话中过去的“淘浆糊”“牵头皮”，现在的“有腔调”“拗造型”，都是各时代的年轻人所造。

　　解放观点：有人以为上海话的衰弱是因为外地人来得多，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多。这是否也是一种误会？

　　钱乃荣：确实是误会。上世纪早期，来上海的外地人远远超过本地人，但上海话发展得最强盛有生气恰恰正是这段时期。外地人的渐渐进入，推动上海话产生“杂交优势”，从一个三级县城的小方言跃为全国三大方言之一。上海成为新的中国语词发源地，如“马路、洋房、自来水、橡皮筋、尴尬、揩油”等新名词先在上海话里出现，大量的音译词如“沙发、色拉、啤酒、白兰地、麦克风、马赛克、老虎窗”等新词也从上海话中诞生。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等几乎整套词语，都先从上海话中产生，再流传到周边城市和国语中。

　　当年淮河发大水时期，许多苏北人逃难到上海聚居。他们的小孩下课互相之间用苏北话交流，又跟着班里的上海同学学得一口上海话，不带一点苏北口音，两套话语转换自如。

　　解放观点：那为什么现在即使父母在家说上海话，小孩子仍然不会说方言呢？

　　钱乃荣：我以前在奉贤教书，女儿的幼儿园都讲奉贤话，她的奉贤话很标准。后来她大班到徐汇区读，两周后讲的完全是上海话。五岁的小孩学得快忘得快，奉贤话以后一点也不会讲，两周速变。比起家庭用语，学校里说什么话才是关键。上课当然要学好普通话。但下课时，如果小孩子不说方言，他们在家里依然不会说。现在很多父母讲上海话，小孩听得懂却不说，用普通话回答。方言的交流单靠家庭环境是不行的，他们学习生活的时间里一定得有上海话的语言环境。此外，上海方言中有文白异读，许多年轻人文读音已经读不来，不会读报了，只能一边说上海话，一边夹杂普通话的文化词汇。

　　母语，是在妈妈膝盖上自然学会的语言，最生动达意，急起来骂人自然流露的正是母语，原不需要编教材学习。可一旦超过12岁再来学方言，就像外语那样难学了。第一步还是先让小朋友下课时说点方言，别一听就判断标准不标准，多讲讲就自然会标准。

　　解放观点：保护传承方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是许多人担忧方言式微的根本原因。

　　钱乃荣：语言不只是交际工具，更是文化和思维认知。我们做梦、思考、行为都依赖语言，因而方言直接影响地方文化。越剧的嗲，来自吴语文化；歌剧《江姐》，吸收了越剧唱腔的婉转以及川北号子的激越，所以特别好听；茅盾散文《上海大年夜》，千字文中至少有24个上海话词语，上海大年夜气息特别浓；《白鹿原》、《秦腔》等小说中对方言的运用，表达出浓厚的地域生活风味，也是其得奖原因之一；《茶馆》的成功，土话俚语占了很大分量。夹杂方言的文学作品，总是事半功倍。因为文化越是本土，就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贴近本真。

　　我们现在一方面为上海话衰落而着急，一方面却要硬套过时的所谓标准，如用戏曲的“尖”“团”音标准死扣，这恰恰不是现今大多数人说的交际上海话。鲁迅、胡适等大师，都认为语言要向老百姓学习，不然就会像古汉语一样走向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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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nshu

不会的。只要家里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