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抑卮：“拨伊铜钱”

吴人

                        www.eastmoney.com2012年03月14日 15:50浙商       
       
                        　　被鲁迅称为“拨伊铜钱”的蒋抑卮所掌舵的浙江兴业银行，之所以能在变幻莫测的风暴中顺利地挺了过来，有惊无险，与他的不避风险、运筹奔走是分不开的。从此他声誉鹊起，受到金融同行的推崇、用户的信任。

　　一个银行家的最终命运会是怎样的？

　　诞生于1907年的浙江兴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以民族资本为主体的民营商业银行，它的创始人蒋抑卮，也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的代表人物之一。1950年代初的公私合营之后，这家银行不复存在。不过，作为创始人的蒋抑卮比他的银行要幸运——由于在年轻时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交好，并热情地帮助了两位文化巨星，他的名字也永远留在了周氏兄弟的文字中。

　　交好鲁迅、周作人

　　鲁迅书信集里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蒋抑卮的。

　　信写于1904年旧历8月29日(公历10月8日)，当时23岁的鲁迅正在日本仙台留学，同在日本留学的浙江老乡蒋抑卮此时因耳疾回国。鲁迅“曼思故国”，写信给蒋，表达了他们真挚的友谊，其中有“所聊慰情者，廑我旧有之笔音耳”等句。由于蒋抑卮年长鲁迅6岁，鲁迅在信中称其为“长兄大人”。

　　事实上，蒋抑卮是鲁迅年轻时的贵人，对鲁迅的一生至关重要。他不仅是鲁迅留学日本时的担保人，并且也从经济上资助了鲁迅早期的文艺事业。

　　1909年2月，鲁迅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的第一次文学尝试。该书的出版，就得到了蒋抑卮的支持。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划，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

　　《域外小说集》分两册，第一册印了1000本，可是图书印出以后，发货到国内，在上海开了一个寄售处，却没有卖出几本，大量的书就堆在蒋抑卮的仓库和书房里。因此，在第二册印行的时候，就只印了500本。关于这件事，周作人评价说：“这里他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之谱，印出了两册小说集，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蒋抑卮1875年出生在杭州。据周作人的回忆，蒋抑卮的祖上也是绍兴人，似乎他父亲这一代也还是的。祖上从事酒肆业，经常背着布匹包裹，串门做生意，到蒋抑卮父亲蒋海筹时，开始与人合作经营丝绸生意，1858年开办蒋广昌绸庄。到蒋抑卮出生时，绸庄分号已遍及上海、汉口、天津、哈尔滨等地，此后蒋海筹更是成为杭州丝绸业巨子。蒋抑卮是蒋海筹的次子，从小对科举八股这一套没有兴趣，厌恶官场的应酬往来，对学业却是十分用功，曾研究过古文字学，读过章太炎，对汉文字的源头、发展、读音变迁等都有心得。

　　鲁迅年轻时爱给朋友起诨号。比如叫文字学家钱玄同“爬来爬去”，叫同在日本留学的同学邵明之“熊”，而给蒋抑卮起的诨号，就叫“拨伊铜钱”。这是一句绍兴话，“给他钱”的意思。对于这一诨号的来历，周作人说：“他平常有一句口头禅，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钱’就行了吧。”由于家里一直做生意，身价不菲，周氏兄弟的这个阔气朋友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搞不定的：“不行，就给他钱啊。”

　　资助文化事业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过一段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转移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事实上，银行、报纸、出版，都是最有近代特征的新生事物。而作为银行家的蒋抑卮，也对报纸、出版等文化事业，投去了深切的关怀。

　　蒋抑卮早年赞助的事业，除了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还有《浙江潮》，那是1902年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他捐款一百元，作为《浙江潮》的开办费。

　　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了蒋抑卮。比如，1915年7月15日，“得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鲁迅当时热衷于收集嵇康的资料，蒋抑卮提供了很多帮助。1936年，鲁迅去世前，蒋抑卮曾到上海探望病中的鲁迅，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兴奋地说：“冬天的时候，我出资给你办一个庆祝会吧，庆祝你从事创作30周年。”然而，冬天没到，鲁迅就于10月病逝。蒋抑卮参加了追悼会，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并找到许广平说，要资助《鲁迅全集》的出版。

　　蒋抑卮后来对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也多有扶助，“拨伊铜钱”之名不虚。他有自己的“凡将草堂”藏书楼，收集了大量江南名门望族的族谱，有一些甚至是明代刻本。1939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1940年，已在生命最后时光的蒋抑卮还念及此事，捐了5万元股票作为图书馆创办费，以及34463册图书。他对主持此事的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说：“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终是要靠互相通假的，所以图书馆是藏书的归宿。”

　　1940年，蒋抑卮去世后，将全部藏书都捐了出来，前后共计捐出藏书五万五千多册。顾廷龙事后也回忆，蒋抑卮“实为赞助本馆最出力的第一人”。

　　创办浙江兴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诞生的背景是当时的争路权运动。1905年，浙江绅士汤寿潜为了从美商手里争回浙赣铁路的承办权，发起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招股筹款，要自建铁路。汤寿潜的号召得到了群体响应，“杭州的挑夫、上海的名伶、绍兴的饼师，甚至各佛寺的僧人、教堂的教徒，以及拱宸桥的妓女，莫不争相入股。”股款迅速筹集到2300万元，铁路工程也随即开工。然而，这样一笔巨款的保管运作成了问题，杭州旧时的票号、钱庄都难以存支。汤寿潜与蒋抑卮的哥哥蒋玉泉是儿女亲家，得知蒋抑卮从日本回国，就听取其建议，考虑在铁路公司下设铁路银行。

　　1906年10月，浙江铁路公司在杭州举行股东大会，决定成立独立于公司的银行，会上汤寿潜提议取名为“浙江兴业银行”，取“振兴实业”的意思。股本共设1万股，每股股金100个银元，预计筹资100万银元。

　　银行筹备之初，很多人对陌生的银行心存顾虑，认股并不踊跃。正是蒋抑卮说服了父亲蒋海筹，率先认了一千股，这才带动各界，商股得以认足。其中浙江铁路公司4453股，商股为5547股。浙江兴业银行是一家典型的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商业银行，持股多为私人，股权分散。1907年5月27日，在杭州保佑坊惠民巷口挂牌试营业，10月获得全部批文、执照，并获得钞票发行权。最初发行的是面额1元、5元的钞票，票面上有“浙江兴业银行”字样。

　　从兴业银行筹划到1908年在汉口、上海开设分行，蒋抑卮无不躬身参与，是掌握实权的人物之一。1909年起，他接替父亲成为兴业银行董事，与同事胡藻青等人以道德学问互相砥砺，形成了一种处事严谨的作风。

　　兴业银行从创办之时就确立了稳健的作风，存放款都很注重自身信誉，要求准备充分，恪守宁可不放，不可滥放的原则。除了为铁路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放款对象是江浙的丝绸纺织行业。比如，张謇创办南通大纱厂遭遇困境，浙江兴业银行从创办之初到1922年的15年里，至少有5次贷款给予扶持。1918年，张謇这位年迈的状元实业家专程祝贺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的乔迁之喜，并半开玩笑地对蒋抑卮说：“我这个状元公还得你这个秀才郎多多扶持呢！”

　　风波与辉煌

　　1911年武昌起义，汉口处于革命的漩涡。10月12日夜，汉口、汉阳大火，人心浮动。次日，汉口各银行、钱庄相继停业，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也暂时休业。然而，消息传到杭州，即变成了“汉口兴业银行倒闭”，杭州储户顿时恐慌，兑钞提存，纷至沓来。仅10月14日、15日两天，杭州总行就兑出现银70多万元，库银为之一空。好在兴业银行一直坚持营业，没有一天停过，蒋抑卮等人也四处奔走，多方求援，最终度过了创业以来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挤兑风潮。

　　在时代转型的大潮中，票号全军覆没，不少钱庄、银行倒闭，如上海的信成银行、大通银行等，暂时休业变成了永久休业。而“拨伊铜钱”蒋抑卮所掌舵的浙江兴业银行之所以能在变幻莫测的风暴中顺利地挺了过来，有惊无险，与他的不避风险、运筹奔走是分不开的。从此他声誉鹊起，受到金融同行的推崇，用户的信任。

　　1915年到1926年，是中国历史上军阀混战的乱世，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全盛时期。1926年，浙江兴业银行总资产达到5400多万银元，而且在吸收存款的数量上，曾连续5年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首位。据学者傅国涌考证，从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创办到1927年的30年间，中国一共出现了近60家银行，其中大多中途倒闭，坚持下来的只有18家。其中，浙江兴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这三家著名的私营商业银行被合称为“南三行”。在资金实力上，“南三行”超过了“北四行”，而浙江兴业银行又居于“南三行”之首。

　　1931年之后，蒋抑卮以多病之身，常住莫干山养病。1934年，他在莫干山新建的别墅落成，嘱咐家人别墅以后就捐赠给浙江兴业银行，作为员工轮休疗养的地方。1960年夏天，毛泽东曾在这里睡过一个午觉，因此名声大噪，身价倍增。别墅现名“皇后饭店”，成了游人必到之所。

　　1940年11月18日，蒋抑卮在上海病故。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叶揆初在追悼会上说：“苟非抑卮先生之毅力热忱，漫天大风大浪，最险之日，安得善渡，本行亦当无复有今日之盛也。”

　　蒋抑卮在他热爱的世界上生活了66年。他的名字，曾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世人遗忘。当历史的烟尘散去，蒋抑卮，鲁迅那个“拨伊铜钱”的阔气朋友，他的慷慨，他的稳健，最终还是让今日的我们，重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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