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考古之：商族起源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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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起源研究综述

朱 彦 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对于商族起源这一历史学悬案，古今学者作了长期探索。近代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又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纵览历来学者的研究，有西方说、东方说、中原说、东北说、晋南说、冀北说等等。这些观点既有相互抵牾，又有局部融合；既有文献考证，又有考古推量；同一大的观点之下还有细节的歧异。要之，综合分析这种复杂的研究现状，为全面地利用考古资料融合文献记载、古文字材料科学地研究商族族源问题，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商族，起源，综述

商族究竟起源于何处？自从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提出这一课题来，两千年来诸说搅绕、莫衷一是。

近现代史学界、考古学界更是热衷于这一题目的讨论。上一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河南安阳殷墟晚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由此就提出了探索早于晚商的商文化及商文化来源的问题。

在殷墟发掘与研究过程中，为在考古学上寻找殷墟文化的来源，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经提出“先殷文化”的假说，认为“小屯所发现的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代表一种先殷文化”。[1]但是同时李济先生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一假设：“黑陶文化似乎也可认为先殷文化——不过就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黑陶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准确关系，究竟它是殷商文化的一个老底子，还是一个与殷商并行的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是专从陶器的变化上说，这第二个假设，似乎近于事实所表现的。小屯所出殷商期的陶器，在土质、形制、色泽上均表示了与黑陶期陶器显然不同……所以就陶业讲，殷商文化是受了黑陶的若干影响，但它的基本成素，却另有所自。我们现在尚不知历史传说中契到成汤以及汤至盘庚这两期中的殷商文化何似，因此不能断定盘庚以后所见于殷墟的殷商文化是否完全由这一系演变来的。考古的事实，却说明了这一系的文化，不是黑陶文化所能代表的。”[2]

同时，李济先生也提出了“先商”和“原商”的概念，如他既承认“安阳及其他各地所呈现的文化层次，是经常作为这种论断的有力证据：商文化紧接着龙山文化。但是如果详细考察其细节，尤其是在小屯发掘的商及先商遗物，我们可发现其间有一段中断的时期。”“商朝的文明，综合了东夷、西夏和原商三种文化传统。”[3]“商文化发生之基本问题，与至今仍未明瞭的原商时代中国文字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4]

当然，李济先生这里的“先殷文化”、“先商”和“原商”概念与后来学术界讨论的“先商文化”是一个不可同日而语的语词，李济先生所谓的“先殷文化”和“先商”是指早于殷墟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在时空范畴上包括现在考古学界讨论的“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乃至于“中商文化”。

对于早于殷墟的商代考古学文化，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也作了较多的探索。在龙山文化发现之后，详细地比较了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在陶器、石器及墓葬、占卜遗存等方面的相似性，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殷商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继承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的[5]。但是后来梁先生也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和深入的研究，对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作了重新的思考，而且在纠正以往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较有远见的看法：“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小屯文化的一部分是由龙山文化承继得来，其余不是从龙山文化承继来的那部分，大概代表一种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晚的文化。这文化在它没有出现于小屯之前必定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要想解决殷代青铜、文字、兽形装饰的问题，还有待于这文化的遗存的发现。”[6]梁先生期待中的“这文化”是早于晚商文化而又是作为晚商文化渊源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对这种文化的承继产生了商代的青铜、文字、兽形装饰等文化因素，而且明确指出这种文化是在黄河下游比龙山晚的一种文化。很明显，他这里指的应是早商文化和先商文化，只不过他没有这么称呼，没有形成这一概念而已。

与梁先生的观点大致相同，尹达先生也曾多次对早于殷墟的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小屯文化是龙山文化的继承者，至少在小屯文化中的大部分是从龙山文化接受过来的东西。”“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种遗存，是殷代文化以前的一种文化，殷代即继承了它的许多文化因素。”“小屯文化之大部分是继承了龙山文化遗产，并加以发挥，而成为光辉灿烂的殷商文化。”“从遗址和遗迹的各方面观察，龙山文化可能是小屯文化的前身。”[7]

再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曾派李景聃、韩维周和孟常禄等先生赴文献中称为“南亳”的豫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寻找先商文化和“南亳”的踪迹，虽然并没有什么线索[8]，但是这种探索正是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结合在一起以探求更早期考古学文化的一种正确做法。

直到晚近一些时候，台湾学者仍然沿袭李济先生的称呼，把早于殷墟期的龙山文化称为“先殷期”文化，如石璋如先生称：“由地层的堆积显示，这里在未建基之前，是先殷期文化遗存相当密集的地带，从殷墟第五次到第七次发掘的时候，称这层堆积为小屯的龙山文化层。”[9]

在考古学领域中，学者们依据已有的考古学遗存探讨先商文化的分布与文化的嬗变，而在历史学领域里，学者们纷纷依据文献中的有关记载研究商族活动与起源的地区。两者是合二为一的问题。

1949年以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迅猛发展，各时段的考古学文化在祖国各地大量发现，都为商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详赡的实物资料，使得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商族起源研究成为可能。五十年代以来，郑州二里冈和商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又确定了早于殷墟时代的商代前期文化，而早于二里冈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之后，商文化的更早来源问题也即先商文化的探索问题又自然而然地引起了更多学者关注。特别是早于商代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及辽西红山文化等的研究的日益深入，为探索史前各民族文化、文明起源之谜，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热潮的兴起，又极大地促进和带动了关于商族起源研究活动的开展。于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学说、观点不断涌现出来。可以说，如今史学界关于商族起源研究的势头方兴未艾，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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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其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西方说

西方说主要是指陕西说。这是出现较早的传统观点。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说契“封于商”，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虽未具体说明是在西方，但他却在《六国表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云：“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兵，汉之兴自蜀汉。”很显然，他是把商族认作同其他民族一样，起源于西方了。

至于此西方究在何处，后世学者由于分别对“商”、“亳”的解释不一，而对商族的起源地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

1、太华之阳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言契封于商，后人注释此地在太华之阳。如《书序》孔疏引郑玄语即说：“契本封商，国在太华之阳”，晋时皇甫谧《帝王世纪》也称：“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均见裴骃《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又《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卨所封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都认为商人起于华山之南。

2、京兆杜陵

司马迁所言“汤起于亳”，“从先王居”而始居之“亳”，也未言明究在何处。后世学者考究而成“杜亳说”。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高部》：“亳，京兆杜陵亭也。”东晋学者徐广《史记音义》亦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史记·六国年表序》集解即《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是皆称“汤起于亳”之“亳”在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

虽然汉晋唐间学者对商族起源的具体地望认识不一，但他们都认为应是西方。因此可视为传统的西方说观点。 这种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从者甚众。如皮锡瑞、魏源、俞正燮、陈寿祺[10]等都支持和信从西方说。

现当代学者多不再信从此说，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信从之者仍不乏其人。如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对传统学术大胆怀疑的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先生和对先秦古史时献异论的荆三林教授，就特别推崇这种传统观点。

蒙文通先生也认为陕西境内的商州西亳，“为契之旧居”[11]。

顾颉刚先生认为：“商之本封虽在今陕南，而商之别封竟至今陇西。”“当时亳王区域奄有今渭北之三原、兴平与渭南之长安等地。合之《殷本纪》注，则商人始基在渭水、丹水两流域。”对于商族的迁徙方向及传统观点中关于商人具有的东方文化因素，顾解释道：“殷人起于西方，及其东迁，以统治当地人民之需要，接受鸟夷文化，亦自神其祖为卵生，是犹周人起于西方，本与殷人为敌对之民族，惟以统治殷民之需要，接受殷文化，亦以帝喾为其祖之所自出也。”[12]

荆三林先生认为商族发源于太华之阳的洛河丹河上游地区，以后逐渐向豫中、豫东发展，至成汤时到达今山东曹县和江苏省徐州市一带[13]。如此一来，他把传统的西方说与近世出现的东方说连在一起了。

台湾学者黄竞新女士从甲骨卜辞与经史文献的考证中，认定殷商民族起源于陕西境内[14]。

张国硕先生曾主商族起源于晋南说，但他又认为商族的发源地在关中东部与山西邻近地区，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东部类型即是商族最早的物质文化遗迹[15]。

与此相似的是，近有学者甚至仅从斝式鬲的演变角度出发，也认为客省庄文化是商文化的渊源，商人的发源地应在今陕西省境内的渭水流域一带、客省庄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商人才开始迁徙扩展到山西、河北、河南等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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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方说

1、豫东鲁西南说

首先举起反对商人西来说大纛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与司马迁所主张的古之帝王多起事于西方说恰恰相反，王国维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王氏在《说商》、《说亳》等文中考证了商即今河南省商丘、亳在今山东省曹县[17]。首创商人起源于东方说。此后，此说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响应和支持。

正因为如此，所以1936年李景聃先生赴文献中称为“南亳”的豫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寻找先商文化和“南亳”的踪迹。他说：“在河南东部与江苏山东接界的地方，有一县名商丘。单就这个名词说，已经够吸引人们的注意。这里靠旧黄河，很有可能是商代发祥之地……那么，殷墟的前身在商丘一带很有找着的希望。因为上面所述的原因，傅（傅斯年）、李（李济）、梁（梁思永）、董（董作宾）、郭（郭宝钧）诸先生在决定河南古迹研究会二十五年下半年的工作的时候，就指定豫东商丘一带的调查。”这说明当时的史学和考古学界的人士大都相信在商丘可以找到先商文化。但是因为这里是黄泛区，淤沙很厚，所以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果令人失望，别说先商文化遗迹没有线索，就是汉代陶片也无踪影[18]。

郭沫若先生遵从东方说，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地区：契居之蕃，在今山东滕县，昭明所居之砥石在今河北省泜水，相土之商丘在今河南商邱一带[19]。

龚维英先生认为，商族属东夷鸟图腾集团，今之商邱即古之商地，因相土时商人聚居此地而得名[20]。

郑伯昂先生把东夷人的大汶口文化作为商文化的来源，认为先商文化的主支即豫东鲁西一带发现的王油坊类型文化（也称造律台类型），源于山东滕县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而冀南、豫北的漳河型、辉卫型是先商文化的的分支，是王油坊类型的北渐。商族起源于山东滕县一带[21]。

孙玮先生也认为商族起源于山东东夷族。商族的远祖居地在山东东夷人活动区内，商族远古自山东往西往北迁徙之迹十分明显。考古学角度上的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就是东夷族人留下来的历史遗存，商人的鸟图腾崇拜、嗜酒的习俗、占卜之风、礼乐制度及商代的饕餮纹等都能从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渊源[22]。

杨亚长先生从商族作为原始民族与图腾关系以及文献中有关商族早期的活动区域几个方面研究，认为商族最早起源于鲁西南地区，后来逐渐向西发展，到相土时徙居商邱，于是豫东商邱一带便成了商族一个极重要的根据地，到了夏代末年，汤居商邱而四出征伐，使疆域逐渐得到了扩展，最后挥师西进消灭了夏朝。从考古资料上看，杨认为分布于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即王油坊类型文化，从地域、年代以及来龙去脉等方面看都与先商族的活动情况相符，且造律台文化在陶器方面与偃师商城及二里冈遗址的商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因而推断：造律台文化为先商文化[23]。

杨宝成先生也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的豫东鲁西南地区。他通过对古书中有关商族早期活动地区记载的考察，指出商族的早期活动区大致可分为两个中心：一个是豫北冀南的漳河、卫河流域，另一个是黄河下游的豫东鲁西地区。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在这两个区域早于商文化又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后冈二期文化和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早商文化与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前者是后者直接发展而来的[24]。近年来杨保成氏的观点似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分布在豫东北冀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漳河型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的内涵并无直接的因袭关系，它并没有演变成为二里冈文化；先商文化与漳河型文化是并存的两支不同性质的文化，先商文化主要是在先商早期受到了涧沟龙山文化与漳河型文化的影响，而至先商晚期，商人迁徙到豫东商丘一带[25]。

张光直先生也认为，先商文化应在河南最东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这一地区内。他勾勒出先商文化的面貌将是：一方面与二里头类型的夏文化有某些基本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向商朝过渡的一个阶段[26]。“从考古学上来看，一方面殷商文明可以在很基本的一些现象上去追溯到晋南豫西的早商时期（二里头类型），甚至更进一步追溯到河南龙山文化。另一方面殷商文明中很重要的一些成分（绝大部分是与统治阶级的宗教、仪式生活和艺术有关的）很清楚的起源于东方：后面这一件事实又使我们对殷人起于东方及殷商都邑全在东方的旧说重新发生了兴趣。”[27]虽然这一地区没有发现先商文化的正式考古学材料，“不过，商丘地区所出土的爵，诱人地表明了该地区商朝早期遗存的存在。而且，考虑到商文化的许多重要文化成分来源于东部沿海地区，我们有理由期待着豫东的商丘一带、鲁西南及皖北地区，在我们将来寻找商朝早期文化源头时发挥最重要的作用。”[28]

栾丰实先生则从文化因素分析入手，认为“郑州地区的早期商文化遗址中，在时代最早的南关外下层时期，岳石文化或具有岳石文化因素的成分占据主导地位，东方气息极为浓厚。二里冈前期，二里头文化激增，而具有岳石文化特征的遗存仍然存在，但面貌已有所改变，比重大大下降，已经退到次要地位，……以至晚商时期全部消灭。”“南关外期的年代应晚于目前所认识的岳石文化或与岳石文化晚期稍有重迭。”“以南关外下层为代表的早期商文化的直接来源，既不是龙山文化的青堌堆类型，也不是所谓的先商文化的漳河型和辉卫型，而应是岳石文化的一支，即分布于鲁豫皖一带的岳石文化。”“东方之亳，现有南亳与北亳，我们更倾向于北亳。”“豫东鲁西南一带”最有可能是商族早期的活动区域[29]。

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说，颇得考古界一些人士支持，如吴秉楠、高平、许顺湛、李仰松、孙飞、安金槐等先生都主张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即王油坊类型）为先商文化，认为商族起源于豫东鲁西南一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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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濮水流域说

这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观点。

力创此说的学者是田昌五先生。他认为《史记·殷本纪》所说“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其地盖在河济之间的濮水流域。按蕃、亳、薄、濮、扑、班，古同音通用。至于亳在濮水流域什么地方，当以中下游为宜。商族发祥于濮水流域下游地区以后，即渡河向北发展至漳水流域，章、商古通用，商族在此得族名商。从此商先公在河济间往来迁徙，向北发展。至成汤时又从河北回到濮水流域，故曰：“从先王居。”总之，濮水流域是商人最早居住地和族源地[31]。

方辉先生也同意此说，他从商文化“南关外期”的考古学地层和包含遗物分析入手，认为“南关外期”的陶炊器鬲、甗与“漳河型”、“辉卫型”同类器的差别非常明显，很难说它们之间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认为“南关外期”陶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夹砂褐陶和泥质褐陶占绝对多数，火候低，陶胎厚，颗粒大，器表粗糙，以手制为主。而这种陶系特征与山东及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陶器作风极为相似。所以在考古学上认定商文化起源于岳石文化（这一点与一些东方说或者豫东鲁西南说者的观点有些类似）。他又从文献记载的商汤灭夏前的活动地望考证，葛、韦、顾、昆吾等地均在今豫东北及其附近地区，所以认为汤所居“亳”应在该地区的濮水流域寻找。濮阳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有限的考古学资料表明，该地区的以岳石文化为主要成分，同时又具有豫北冀南地区文化的特征，这与商族的迁徙、征伐有关。而这种文化构成正与“南关外期”十分接近，说明该地区是“南关外期”的来源地。他进一步推论道：“郑州‘南关外期’正是来自东方岳石文化分布区的商族的遗留，而二里头四期文化中心出现的‘南关外期’和岳石文化风格的器物，也正是灭夏后商族文化因素的体现（按他也是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为夏、商文化断限说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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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半岛说

考古学家李济先生认为：“山东是中国的圣地，不但是因为孔夫子诞生于斯，而且像很多历史家都证实的，它是公元前一千年中国文化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很可能也是商文化发轫的所在。”[33]当然，李济先生所说的山东是商文化的发轫所在，是由此地发现了龙山文化作为历史背景的。

胡厚宣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挚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34]。

徐中舒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商民族起于环渤海地区并由东而西渐之势。到了七十年代末，他又重申旧论，指出商民族早期活动地区在今山东半岛的齐鲁一带。其根据主要是：《商颂》自言商人出自玄鸟，《左传》昭公十七年剡子讲少昊氏以鸟名官中有玄鸟氏，知道商先祖为少昊帝族之一。《商颂》又讲到商人至相土时“海外有截”，是到相土之时商族势力远达北方，可能越渤海而至东北境内。徐氏还指出，商契母有娀氏名简狄，娀狄即北方戎狄族，可见东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所行外婚制，又从《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有易杀王亥事证明商民族与北方民族颇有关系[35]。

王玉哲先生的观点与徐说相近而更趋详明完备，而且有考古学分析的优势作学说基础。王先生在依据文献考证了商族最早居于山东濒海地区、起于东方的夷人集团以后，也把先商文化和豫东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认为山东龙山文化中有一支进入河北中部游牧于易水、漳水一带，到夏末定居于冀南鲁西，最后西向灭夏建立了商朝[36]。此说明确指出商族属东夷文化，并与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相联系，而且此说已不单是东方说，把河北说也包含在其中了。

佟柱臣先生则从考古学角度提出，可以把山东地区之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系统作为探讨包括商族在内的夷人族源的材料[37]。

刘起釪先生曾分析《楚辞·天问》所问，也认为其中“商族的古史神话传说从舜开始，和《国语·鲁语》所记商族最早的宗神是舜相符合，证实古史传说中确以舜为商祖。”因而“由这位称为东夷之人的舜，作为东方鸟夷商族的祖先，是合于历史实情的。”[38]

孟世凯先生也认为商族与少昊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可能是从少昊族中分离出来，自东向西迁徙到河南商丘一带后，才以地名为族名。商族的原始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有密切联系，山东西南部与河南东部的商族原始文化只是尚未发现而已[39]。

景以恩先生指出“商”即商丘，契与相土所居最早的商丘之地不在河南，而在今天的山东寿光市境内，商族起源于齐东一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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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方说

北方说又可分为渤海湾说、冀东北说、易水流域说、北京说、冀中南说和豫北说等。

1、渤海湾说、冀东北说

徐中舒先生虽主东方说，但他也认为商族起源于环渤海地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索，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商民族是古代环渤海湾而居之民族，并从其迁徙之迹可看出由东渐西之势。后来徐先生弥缝其说：“商族祖先在齐鲁地区的活动地域称有穹，因山东半岛为海水所环绕，它的范围是有限的，故称有穹。相土之时，力量远达海外，……北方貉族以北，辽阔无边，俱属‘无穹’之地。由上所述，可知商族力量远达北方，可能越渤海而到东北境内。”[41]

胡厚宣先生认为殷人崇鸟，今东北沿海一带尚鸟，知商人源于渤海湾一带[42]。

李亚农也认为殷人的发祥地在易水流域和渤海湾[43]。

翦伯赞先生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商族也已广泛地分布于渤海沿岸，换言之，环渤海而居者，皆为商族。其北徙者‘巢山处海’，世称东夷；其南徙者‘渐居中土’，世谓殷商。其实东夷与殷商，实为同一种族的分支。”又云：“在相土之前，商族的迁徙，尚在渤海沿岸一带，故最初之迁徙，当系指渤海沿岸之转徙。”[44]

王明阁先生根据渤海沿岸的少数部落中曾广泛流传鸟卵降生的神话，而这些古方国都在东北方的沿海一带。文献记载商先人生于鸟卵，因而推则商族也起源于渤海沿岸一带[45]。

杨锡璋先生根据考古发现材料，由论证殷人尊东北方位，而推测其可能与商族起源地有关。认为：“先商文化时，山东地区为岳石文化，大清河以北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土活动的地区只能处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天津以南的渤海湾地区。”王亥、上甲微与有易的斗争，可能暗示了先商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创造者之间的斗争。“商族在整个先公时期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因此我们推测，商族的起源地，可能是在这一古黄河下游地区（古黄河自天津渤海湾入海）。”[46]

最近韩建业先生著文探索先商文化的源头问题，从考古学分析和文献考论两个角度认为，探讨先商文化漳河类型的来源，还必须注意冀北，尤其是冀东北地区，并以新近发掘的河北任邱哑叭庄龙山文化遗址为据分析了这种可能性。但他仍然认为，“商始祖帝喾一族大约生活在豫东、鲁西南一带。到龙山前、后期之交，其一支北迁入冀东北京、津、唐地区，与来自西北方的戎狄族融合，形成了以契为首领的商族和以哑叭庄型龙山文化遗存为代表的早期先商文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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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易水流域说、北京说

除上述的李亚农先生的认为商族起于易水流域和渤海湾两说（其实也不矛盾）外，详细阐论此说的应属丁山先生。

丁山先生认为，契所居蕃即亳字音讹，并以蕃、亳、蒲音近同的关系，认为蕃在滱水（上游即今唐河，东南经今安国南东北流与易水合）支流之博水流域。由此论定：“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又说“商族起于易水，溯着泜水向东南进，至成汤时代，定居于汶水流域。”[48]与李亚农先生同时主张易水流域和渤海湾两说一样，丁山先生还认为，殷人起自今河北省泜水流域，其游牧所至，北抵燕蓟易水，南抵商丘，东抵邹鲁，西抵河内武陟，其踪迹大抵沿衡漳黄河两古渎，逐渐南下，显然为东北民族燕亳山戎之类[49]。

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虽也认为商族最初之迁徙在渤海沿岸一带，但他同时也说：“商族直至其远祖王亥时，还有一部分族类游牧于易水流域一带。近来，考古学家在易水流域之易州，发现了商代之三种句兵，又确实地证实了这一部分的商族直至青铜时代，还是继续定住于易水流域一带。因此，我认为商族之人种来源，与周口店山顶洞的文化创造者，似有若干关系。”[50]似也承认易水流域及北京一带是商人的最早起源处。

史学家张荫麟先生在《中国史纲》中也说道：“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他的先十四代祖契与禹同时，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为根据地。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继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得名由此。”[51]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在研究鬲由斝形袋足器而来的演变过程时，也间接透露了他对商族文化来源地的看法：“一路成为有如第一类形呈锐角裆（或‘隔’）的袋足鬲，一路成为有如第二类型呈高圆丘形裆部（或隔）的，曾称之为‘联裆’的鬲。前一路呈锐角裆的袋足鬲又经逐渐降低裆部，最后形成钝角裆的，曾称之为‘矮足’的第四类型鬲；……前者似是曾活动于西辽河与海河北京地带的人们（包括商人）所走过的道路……”“第二，在北方活动与燕山南北，后来成为燕国范围内鬲类的前期阶段，同商人的远祖似经历过相似道路，到夏商之际才分道扬镳。”[52]苏氏也曾指出：“燕山南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夏商时期，这里和商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是商人的后方。”“燕文化和周文化区别很大，却和商文化有许多联系。”[53]

近来曹定云根据一些文献记载也对商族的发祥地作了一番考证。文献中有称殷商始祖“契”为“少皞契”者，少皞部落迁居山东曲阜一带之前曾居于军都山和燕山附近。《诗经·商颂·玄鸟》所称“宅殷土茫茫”为“北殷”之地，“殷”、“燕”古音相通，契所降生之地就在今燕京平原。由此明确指出，北京地区是商族的发祥地[54]。然而在追溯商族起源的考古学文化时，却追溯到了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燕山是燕人之山，燕人乃玄鸟氏族之先民也，燕山为商族的发源地。商族根于太皥部族，商文化渊源于红山文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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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冀中南说、豫北说

创立此说的是考古学家邹衡先生。邹先生在综合大量考古学资料，通过慎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后指出殷商文化来源于先商文化漳河型，夏代商族的活动范围在滹沱河至漳河一带。而漳河型先商文化，主要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同时也受到周围其他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与山西境内的古文化有密切关系[56]。又通过对文献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商侯迁于殷、契封于商的考证认为，商人活动的地区，最早不会出今天河北省北部大片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稍后则渐次向南扩展，直到成汤之时才渡河占领郑亳（郑州）[57]。

李伯谦先生对先商文化的名称及其研究方法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索，他认为“先商文化是指汤灭夏以前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创造和使用的文化。”“探索先商文化必须首先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文化年代界限，确定何种考古学遗存是汤灭夏后的早商文化。既而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从早于早商文化的夏时期诸多遗存中分辨出何者与早商文化有着内在的发展演化和继承关系。”他依此方法在否定了其他考古学文化为先商文化之后，论证漳河型、辉卫型的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遗存，下七垣文化是二里冈下层早段先商文化的直接前身。“下七垣文化在夏族传说商族活动地域内诸考古学文化中，是唯一之年代、地域、文化继承关系上符合条件的‘汤居亳前’的先商文化。”“至于下七垣文化更早的来源，……既吸收了后冈二期文化的一些因素，但更多地继承其他考古学文化传统……位于太行西麓的龙山期文化与其关系则更为密切……这也许暗示的下七垣文化的主流是继承晋中龙山期文化逐渐发展而形成起来的。”[58]

严文明先生则认为位于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有可能就是商族祖先的文化”[59]。

刘绪先生从文献角度作了一番地理考证，认为“商人的母系就属北方部族”，“契以后的子姓封国也大部分在北方；和商有关系的另一些部族都分布在古黄河以北的河北省中南部，而且有的商先公就活动在这里。显然，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附近是早期商族的活动地域。”“商族的发祥地在河北省中南部及其邻境地区。”[60]

宋豫秦、雷兴山先生从文化因素分析的角度入手，分析出漳河型、辉卫型文化与二里冈下层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因素完全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的漳河型、辉卫型文化，应该就是学术界多年以来所致力探寻的商先公时期的先商文化。”[61]

沈勇先生在总结、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文献的分析，并结合考古新资料，得出相同的结论：“太行山东麓是商族的策源地，其地域北抵易水、南抵黄河，西依太行山脉，东部抵至鲁西，该范围约当古冀、豫二州，分布于这里的相当于夏朝时代的古文化（即先商文化）是商文化的前身。”[62]

马世之先生也同意“商族的策源地在漳水流域。” “商族最早起源于漳水流域， 后来才迁到商丘一带。”[63]

孙淼先生认为商族源于漳水流域，今河南商丘之称商丘是明代以后之事，原来称宋，不称商丘。商丘应是帝丘，地在濮阳。商之得名于滳水，滳水即漳河。只有把商族起源定于漳水流域，才与文字学、考古学和文献记载相一致。[64]

李江浙先生也同意邹先生的观点，但他进一步认为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的邯郸涧沟龙山遗址，是由秦族路俗氏创造的遗存，而商族是从路俗氏中分离出来的。“从‘商’的甲骨文以‘辛’发声和以‘辛’取义而‘辛’与‘秦’同的历史事实中，可以发现商族在没有作为独立的氏族实体并以子为姓而从大费秦族中正式分离出来以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是作为大费秦族的成员而生活在大费秦族之中的。正是这种历史积淀的日积月累，才使商及其族人知道大费是自己的原始祖先，商族是起源于大费秦族。”[65]与他说均不相侔。

姜亮夫先生从文字学演变的角度研究认为，其一，“殷”乃“夷”字之形讹之变，夷—尸—身矢 —殷（朱按：姜氏的意思可能是欲证明商族起源于东夷部族，与此堪称同调的是也有学者考证“夷、夏可能是一语之转”，由此来证明夏人起源于东夷族）。其二，豫北殷地乃是殷商人们的根据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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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北说

此说是傅斯年先生早在三十年代首创的新论。他一反商族起源的传统观点，认为商族发迹于东北，建业于渤海与古兖州，灭夏以后而占有中原[67]。又从东北各原始部落中普遍存在的类似于商人祖先玄鸟卵生的感生神话，及《诗·商颂》中相土与海外的关系、《楚辞·天问》中王亥王恒故事的发生地望、《山海经》中帝俊（即商人先祖帝喾）实据有东北境域，说明商族实起源于东北[68]。

此说一出，新颖可取，学界翕然从之者众。如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当时已极崇信之，并积极为之补证曰：“殷商疆域颇恢廓于东北，是以王亥托于有易，北伯位于涞水，皆在今河北境；而泰山下有相土东都，奄为南庚旧都，皆在今山东境。观于周室克殷以后，封建懿亲以自屏藩，东有齐鲁，北有燕卫，未始不因其为殷之重要地域，若此言不虚，则《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语殆得一佐证矣。”[69]又云“比较夏代的疆域，惟有东北方是添出来的，所以相土会得到海外有截，王亥会得游牧至有易，箕子会得退保朝鲜，而殷墟中掘出来的东西有咸水贝和鲸鱼骨。”[70]在与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中，顾先生又一次论证了“在商汤以前关于商代祖先之种种传说，皆足以说明商起于东北，后错处河、济间，其后乃西渐而灭夏。”“持此以证商民族与东北有密切关系，盖为无疑也。”[71]“像这样的人类起源的神话，朝鲜也有，满洲也有，可见他在环着渤海岸的各部族之间是普遍流行的，也就可以推知这些部族大有同出一源的可能。”[72]“契就是商人的始祖，他的国在哪里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把玄鸟生商的神话和别的种族的神话比较研究，那么他和高丽的和满洲的很相像，或者他们是起于辽宁和河北之间的。近年来的考古学者不曾告诉我们仰韶文化已经伸展到了辽宁吗？”[73]按，后来顾先生改变了这一观点而信从了西方说。

王国维先生虽主张商人起于东方说，但他也曾说过：“嘉兴沈乙庵先生语余，‘箕子之封朝鲜事，非绝无渊源，颇疑商人于古营州之域，夙有根据，故周人因而封之’，……此说虽未能证实，然读史者不可无此达识也。”[74]可见王先生对此说也无不心存疑念。

劳干先生从文献中所记“九丘”的考证，考察了东西两个民族的渊源。认为丘之称只限于东方民族，夏民族应在西方，而商民族的传说与东北地区的民族古代传说相同，商族的渊源或者与东北地区有关[75]。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所主张的实际上也应属于东北说。他虽然从《楚辞·天问》、《山海经·大荒东经》、古本《竹书纪年》判断，“殷族的远祖‘王亥’还是活动于邻近‘有易’的今日易水流域一带。”并提出殷族在“季”时又向东南渤海湾一带移徙，一部分走向辽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但他认为商族较早的史迹“契居蕃”之“蕃”以及“昭明居砥石”之砥石皆应在辽东[76]。

史学家张荫麟先生虽然认为商祖契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为根据地，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但他又认为：“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才大略的君长，曾大启疆宇，以相（在今安阳西十五里）为东都。可惜他的功业的记录只剩下他的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后来商朝亡后，王弟箕子能逃入朝鲜而历世君临其地，莫不是因为商人原先在那里有些根据？”[77]

1978年金景芳先生重新考证了考古资料指出，“文献中契称‘玄王’，玄是北方的意思，玄王即北王。”契所居之蕃，从音韵学角度而论，与亳、蒲古音相同，可以通假，“契居番”就是“契居亳”，即燕亳之地，也在北方。昭明所居之砥石，文献中明确记载“在塞外辽水所生”，即在辽水发源处，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由此指出：“在汤未灭夏以前，商人的势力并没有到达今河南中部，因此在河南中部不可能有商代先公时代的文化或商代早期以前的商文化。”从而明确提出商族起源于东北说、辽西说[78]。

张博泉先生在金氏观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发了东北说，认为与殷人始祖契有关的有娀氏在东北西南古幽燕境内，祖契起源于东北。商人先公主要活动于“自易水至北狄”的殷土（隐土），即今辽河以西包括今河北之易水以北地区，后来逐渐自北向南，步入中原，到夏末进入黄河以北地区。联系考古学文化，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间、地域、文化特征都与殷人先世历史符合。该文化在辽西分布者早，在河北分布者晚，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殷戎文化或夷戎文化与进入中原后的早商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此外，他还把商族的历史按文化发展及演变而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殷戎文化或夷戎文化时期；二是南下后的先商文化时期；三是早商文化时期；四是殷人已吸收了较高的夏文化发展为更高的商文化时期[79]。

蔺新建先生也持东北说，通过文献的引征，指出传说中的颛顼、帝喾皆为商人的祖先，他们主要活动于东北，文献中的燕亳与燕、殷、隐等均同义，是代表了商人所居之地，为一广泛的地域。而“亳”最初为商人宗庙所在地之名，后为商之都名，而燕亳代表东北广大地域，由此可知，亳当在东北南部一带。所以他说“商人的祖先最早活动于东北的西南部，内蒙古昭盟和辽宁的西部地区及河北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联系考古学文化，认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一脉相承，是同一人类共同体在不同时期创造的物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鸟体玉器，与商人起源于玄鸟的传说相印证。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南渐，就是商人的南下[80]。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先生合作著文，推出了“商先起源于幽燕”的观点。他们从文献上反复论证了商先公活动在今长城两侧、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是商先活动地区；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俊）都蒲坂、帝喾（夔）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两侧。蕃、砥石在辽河、大凌河、滦河发源之区，自上甲微至成汤灭夏以前，商族南下，发达于河济之间。联系考古学文化，认为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东山嘴类型、牛河梁类型）是商先史事遗迹，距今约六至五千年前后；红山文化发展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二者分布范围恰正是商先活动的幽燕之地。因而强调“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能找到商先文化的基因、主干和渊源”，红山文化是先商文化的渊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王亥以前之遗留。他们把成汤以前的商族历史文化分为商先和先商两个阶段，王亥以前为商先文化，甲微之后至成汤之前为先商文化。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即商先文化的物质遗存，先商文化之时商族已南下活动于河济之间了。王亥正是由北向南发展的，这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源于辽西，逐渐向南发展的趋势正合拍。“总之，东北的辽河流域同中原的黄河流域、南方的长江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明确地说，黄河流域是华夏的起源和发祥之地，长江中下游是楚、越的起源和发祥之地，而辽河流域则是夷、狄、商先起源和发祥之地。”[81]

黄中业先生也持东北说，他在文献考证之后，便对东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分析，并同中原龙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比较，最后把红山文化的后继者──小河沿文化归属为商祖契所领导的商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其时社会发展阶段已完成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渐趋势反映了商族先人入主中原的历史活动[82]。

晁福林先生在分析了红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诸如宗教祭祀、玉器造型、女性崇拜、骨骼人种等后，认为红山文化区域偏南的某个部分，可能是上古时代有娀氏活动的地方；从时代上来说，红山文化的下限已经接近于夏王朝，而简狄所生的契，在文献记载中与禹约略同时，正是夏王朝诞生的前夕，两者是吻合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辽西、冀东北地区是商族的发祥地[83]。

最近郭大顺先生利用他对北方古文化的认识也谈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起源的关系，认为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相比较，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商文化构成的三大文化系统中并不次要的一支，而且开始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陶器群的鲜明特征，如绳纹灰褐陶甗、鬲作为主要炊器，加上深腹罐、宽沿大口盆、浅盘高柄豆等，与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陶器组合和特征甚为接近；夏家店发达的文化特征彩绘陶器上的饕餮纹、夔龙纹、目雷纹等，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同类花纹主题等等。并且说：“在世界历史上，公元前2000年中叶的欧亚大陆曾经发生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交接地带的民族大迁徙，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下，给农耕文明中心以很大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机。燕山南北是这一交接地带的东端，这里在大约同一时期发生的由北向南推进的文化现象，应该就是旧大陆这一民族大迁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北方古文化对于商文化形成和夏商交替所起的作用。”[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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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晋南说

这也是近年新兴的一个观点。首先明确提出晋南说的是李民先生。他认为商族的策源地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和陕西省华县之间，以后沿黄河北岸向东迁徙，昭明时已达今沁水一带，相土时迁到豫东并在那里兴旺发达起来。所以他认为“山西南部是商族的摇篮”[85]，“豫北地区是商族兴盛发展的历史舞台。”[86]

近来，李先生与张国硕先生合作，在认为夏、商、周三族同源的前提下，对商族的起源又有了新的认识：至龙山文化时期，晋、豫、陕三省相邻地区已形成了一个酋邦联盟，尧、舜、禹为酋邦联盟的首领；三地不同的龙山文化类型，即为不同酋邦的文化遗存，其中陶寺类型为尧、舜二酋邦的文化遗存，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东部类型为商契酋邦的文化遗存，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为夏禹酋邦的文化遗存。即夏族起于豫西而后又控制晋南，商族始于关中东部后又迁至晋南，周族源于晋南后又迁至岐山一带。对于商族起源、迁徙的考古文化因素分析，认为下七垣文化（即先商文化）来源于晋南、晋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又说下七垣文化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87]。

张国硕先生自己也著文认为，商族的策源地是在关中东部与山西相邻地区，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东部类型即为其文化遗存。昭明至相土前，商族在晋南、晋中地区流徙，其文化特征逐渐丧失，而被当地文化逐渐同化。相土时带着晋南、晋中地区的文化风格东迁，逾太行，到达泰山附近，最终定居、发展于豫北、冀南地区，在吸收了当地原龙山文化因素的基础之上，形成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并直接演变为二里冈期商文化。商族以此为基地南下灭夏，建立商王朝[88]。

郑杰祥先生从商族与周族同源，文献中有娀之虚在蒲州的记载，认为商族起源于山西西南部的永济县一带[89]。

姚政先生也持晋南说，他从文献考证认为，“有娀氏在晋南，娶有娀氏女简狄而生商族契的帝喾部族也在晋南，因此可以断定，商族的发祥地在今山西南部。”不过他进一步追溯商族更远的来源，从对黄帝史迹的考察，认为商族原是黄帝族的支族，最早活动于陕北的黄土高原，至帝喾时从黄帝族中分离出来，并跟随黄帝部族从陕北迁到晋南后才形成商族。契所封的商，确在沁水流域。之后，契居蕃（垣曲县亳清河一带），昭明居砥柱山，后迁沁水，相土东迁河南商丘。商族一步步向东迁徙，走上了发展兴盛的道路[90]。

陈昌远先生从文献中举出四条证据说明商族起源于晋南：其一是从图腾信仰上看，商族是玄鸟为图腾的；居住在古代山西的部族同样也是以鸟为图腾的，山西汾河的得名与凤鸟有关，就是甲骨文的‘凤方’，而《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字本身就有凤鸟为图腾崇拜的含义，商字下部分字形似穴居形，而穴居只能是在古代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带才有可能的。其二是从商族始祖契看，商人是虞舜之后，舜和其他部族传说其活动中心都在晋南，所以商族契也应生活在晋南。其三是契母简狄来看，简狄为有娀氏之女，据有文献记载，有娀氏在晋南蒲州，所以商族也应在晋南。其四是从“契居番”、“汤居亳”看，“番”、“亳”同为一体，所谓“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就是因为商族契曾经在“蒲这个地区居住过，即契时在晋南，昭明时迁到石家庄到邢台一带，而汤“从先王居”又迁回晋南。契居之蕃、汤居之亳应在山西垣曲县古城北的亳村北处。他把晋南垣曲县古城镇发现的商城确指为汤始居之亳。另外，他认为汤灭夏战争中有关的地名，如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以及汤所伐三朡、韦、顾、昆吾，所处地理位置都在晋南。所以他认定商族起源于晋南。“商汤灭夏后，随着商族势力不断发展，逐渐向南扩张，最早迁徙地应是西亳，今河南偃师。汤迁都西亳后，垣曲地就变成亘的封地，武丁时有亘封于今山西垣曲县。”[91]

晋南说也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支持，如邹衡先生虽主张夏代的商族活动于河北中南部的滹沱河和漳河一带，但对于先商文化漳河型的来源，则认为，“先商文化漳河型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它应该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河北省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二是山西省的河北龙山文化许坦型；三是山西省的夏文化东下冯型。……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属于河北龙山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先商文化漳河型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但若就地区而言，这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在山西省，由此在另一意义上又可以说，先商文化漳河型中的不少因素是从山西省来的。”又云“先商文化与山西境内的古代文化的确是有着密切关系的。”[92]“先商文化漳河类型主要来源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同时也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特别是与山西境内的古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93]

李伯谦先生也认为先商文化更早的渊源，除了后冈二期文化，还吸收了较多的山西龙山文化因素。[94]

张光直先生则主张河南西北部的一支地方性龙山文化，便是日后殷商文化的前身[95]。“商代早期遗址，至少到目前为止主要发现于河南西北部和山西东南部，而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其最重要的中心。现在看来，商文明发祥于这个地区。”[96]

王克林先生指出山西漳河流域和太行山一线的龙山晚期文化和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与伊洛地区是有区别的（主要指陶器），可视为另一类型。这些具有自身文化发展系统，又有浓厚地域特征的陶器，很可能就是商族早期或先商文化的遗存。因此认为商族发祥于晋冀接壤的太行山南端西麓，今晋东南漳水流域或往北的太行山一线[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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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原说

这一观点主要存在于一些考古学者论著之中，但多是从宏观角度作泛泛而论。

安志敏先生认为，商文明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黄河流域首先出现的阶级国家，已拥有城市、文字和金属器，并形成了文明发祥的中心，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大影响。在古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长期以中原地区为核心，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98]。

高广仁、邵望平先生比较了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史前时期埋葬中的龟、犬，与殷商时代的龟为灵物、以犬为牺牲这两个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渊流关系。但总的来说，认为商殷文化是本地起源的，又是多根系的[99]。

赵芝荃先生主张豫北、冀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商文化[100]。

另外，人类学者程德祺先生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应是同一部族集团先后所创造。这个部族集团的主体就是商族。河南是商族及其先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他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商族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东夷文化为夏文化，“夏商邻处河济，应是夏东商西，夏居下游，商居上游。夏、下音同相通，夏可能是下方之人的意思；商、上音近相通，商可能是上方之人的意思。”并利用文献中与商族有关的有娀氏居地考证来补正这一观点。如《史记·殷本纪》正义：“有娀当在蒲州也。”认为“蒲州在今山西南部，与豫西相接。山西南部原来也是商族的根据地。”又《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娀，读如嵩高之嵩。”认为“娀、嵩音同相通，很可能有娀故地就在嵩山附近。这里正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商族要到汤伐夏，势力才向山东发展。”[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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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夏商周三族同源说

这是一种历史学界比较综合的说法。相对于三族分别起源于东方、西方、北方不同地方的说法，这种观点认为三族起源于同一个比较大的中原地区；而相对于三族分别起源于不同的古代民族的观点（如或东夷或北狄或西戎等），这种观点认为三族起源于的古代华夏民族或黄帝氏族。

王国维先生在主张商族起源于东方说以外，在其著作中也曾有过夏商周三族同源的说法。比如他虽然认为殷周之际社会历史有重大变革，殷周社会性质迥然不同，但在对待夏商周等上古民族的来源，似乎仍持守传统的看法。他根据《世本》、《帝系姓》皆以殷周同出帝喾，主张“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102]

张荫麟先生说，“照传说的一种系谱（《史记·五帝本纪》），他（黄帝）是尧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辈，这很奇怪），也是商周两朝王室的远祖，并且成了后来许多向化的外族的祖先。”[103]

徐旭生先生认为：“（颛顼族）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团的影响很大。大约华夏集团从陕西、甘肃一带的黄土原上陆续东迁走到现在河南、山东、河北交界的大平原上，首先同土著的东夷集团相接触，始而相争，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高阳氏（颛顼族）所住的地方最东，所以互相影响的情况也最多。因为他所住的地方交通方便，所以他的文化也比较别处同集团的氏族为高。将来的有虞氏及商人所居的地方全不很相远。他们的文化全是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有虞氏祖祭颛顼，商人禘舜，已经可证明他们的氏族全是一脉相承。”[104]

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古代史书和神话传说里，都说夏商周三代世系溯源于黄帝，商周二代同是帝喾的后裔，尽管细节上有分歧，同属黄帝族却绝无异说。”即认为商族起源于黄帝氏族或部族[105]。

金景芳先生也认为：“我国古书上说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同恩格斯说‘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的观点是一致的。”金氏又说：“《史记·三代世表》明确地谱列尧、舜和夏、殷、周王室的祖先同是以黄帝为初祖。虽然在细节上不能保证没有缺漏和讹误，但大体上说是有根据的，可信的。”[106]

李学勤先生也曾表明：“黄帝是先秦几个王朝的共同始祖。古书中常见的三代，指夏、商、周，有时前面再加上虞，称作四代。虞、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黄帝之子玄嚣。这样的传说表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这几个王朝，虽然互相更代，仍有着血缘以及文化的联系。”[107]

张光直先生对商族起源的研究正像他对其他学术问题的研究一样，作了执著的探索。他提出早商文化与东海岸大汶口或青莲岗文化晚期的花厅遗址有很多共同因素，并进而论断虽然二里头文化确实为夏文化，但早商文化实在也是夏文化，“夏世即商世”，“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实在是一气呵成的历史发展。”[108]

台湾学者严一萍先生指出，三代社树虽有“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之异，但“其有社者一也。”“纵观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处，未逾损益相因，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109]

林祥庚先生曾著文详细考证了夏、商、周三代世系溯于黄帝。他通过对夏、商、周服制、语言、葬俗、宗教信仰所进行的历史考察的除了夏、商、周文化同源的结论，进而推断三族同一族源；根据夏、商、周三族在史前时代曾结成巩固的部落联盟的历史事实阐明了夏、商、周之间存在着同宗血缘亲属关系；从夏、商、周三族的图腾崇拜分析探讨了三族同黄帝族的渊源关系；并以夏、商、周文化同源于中原仰韶——龙山文化作为三族都是黄帝族后裔的考古学依据。即认为商族如同夏、周二族一样同源于黄帝族，同属华夏族系[110]。

唐嘉弘先生也指出：“按《史记》、《国语》等史籍整理的远古历史，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亦即华夏族，均出于黄帝。”“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出于一根，为同源异流。”在解释三族毕竟存在的不同之处时，他说：“即使三代出于同源，在一两千年的演化中，难免量变和质变。”“作为三个不同的共同体，他们各有自己活动的基本地域，各有自己祖先历史的传说，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各自的经济水平也有差别。”[111]

前些年考古学界对以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主的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性质判断，引起了较为激烈的分期争论。如有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为夏文化，有认为一二期是夏文化而三四期为商文化，还有人认为一二三期为夏文化而第四期为商文化。其中以郑光和赵芝荃等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夏和商是同一文化的前后两段，只有政权的更迭，没有文化的嬗替，没有必要从二里头文化中寻找文化的突变[112]。这是从考古学文化分期的角度论证商族起源问题，认为夏、商同源，同是起源于二里头文化及其源头——河南龙山文化的豫西类型。

最近李民、张国硕先生著书专门论述了夏、商、周三族同源的观点，不过较以往的同类说法则更加详尽而细腻：“夏、商、周三族的最早发祥地是在现今的晋陕豫邻近的地区，亦即汾、渭、河、洛诸水汇流的中心地域。”“夏、商、周三族有许多共同性：他们都属于我国古代民族三大集团之一的华夏集团，共同生活于黄河流域；他们在不同的地域先后都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在文化发展上互相影响、互为促进。无论是原始社会后期，或是夏、商时期，三族活动区域的文化面貌都有一定的一致性；三族又先后互相臣属，商、周二族在夏王朝统治下发展，夏、周二族又在商王朝统治下生活，而夏商二族又在周王朝统治下延续，并最终融为一体。”从考古学分析来说，“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在晋、陕、豫三省相邻地区，即已形成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表现在三地都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而三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差异性即为三个不同的部落文化的具体体现。至龙山文化时期，晋、陕、豫三省相邻地区已形成了一个酋邦联盟，尧、舜、禹都曾为这个酋邦联盟的首脑；而三地不同的龙山文化类型，即为不同酋邦的文化遗存，其中陶寺类型为尧、舜二酋邦的文化遗存，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东部类型为商契酋邦的文化遗存，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为夏禹酋邦的文化遗存。准此，则夏族起源于豫西，夏禹后期又控制了晋南，后羿——寒浞之乱又丧失了晋南，帝宁（杼）时复又占据了晋南；商族始源于关中东部，后迁至晋西南、晋东南、晋中地区，相土时东迁，最后在豫北、冀南地区发展壮大；周族始源于晋南，臣服于夏王朝，不窋之后脱离夏王朝，在晋中西部、陕北一代活动，后西迁至岐山下，并发展兴盛起来。”[113]

近有孙玮先生著文也认为夏商周三代同源于虞夏部落联盟，三代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及其后裔都属于东夷族的血亲集团，夏族以龙为图腾，源于太昊部落；商族以鸟为图腾，源于东夷少昊部落联盟中颛顼族系中的玄鸟氏。但他认为商族与夏族一样起源于东夷民族[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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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江浙说

以上诸说之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商起源于江浙一带，如三十年代的卫聚贤先生曾主张这一观点，商族人是从江浙一带迁到了河南而建立了商王朝[115]。殷人是南方民族，由东南沿海北上。殷人为中国文化之传播者，殷民族在江浙时文化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由东南迁徙之于中原时，固然夏民族已经先行占领了黄河流域，夏民族的武力似较殷人为强，但文化方面以殷人为最高[116]。

多少年来，此说没有多少人提及，可以说备受冷落。而近年来张光直先生的一些看法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观点的重新解释，即赋予了它一种新的含义。张氏认为，“邹衡先生在豫北、冀南漳河流域一带找到了‘先商文化’，但它的内容只有日用的陶器，缺乏王族、贵族的重器，不能作为统治王朝——殷商王朝的代表。”[117]张氏曾主张商文化起源于河南西北部和山西东南部地区，又曾主张包括“商”、“亳”在内的商族的起源地在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地区（详见前文）。但他后来也曾探讨过殷商文明与东海岸晚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间的关系，他认为殷商文明中的下列成分与东海岸大汶口文化的文化关系比较密切：厚葬、木椁与二层台、龟甲、若干陶器形制与白陶、骨匕、骨雕、绿松石镶嵌及装饰艺术中之纹样——“绝大部分是与统治阶级的宗教意识、生活和艺术有关的。”[118]似是在说明殷商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而最近张氏的这一说法又有改变，将殷商文化与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结合起来：“良渚文化新发现的许多象征性的物事，指向一个巫师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显然是殷商宇宙观的前身。……巫师在良渚文化中占有很大的地位，而且与王常常是一回事。巫师的这种地位，在中国已知的远古文化之中，目前只有在良渚文化和殷商文化里达到了这步水平。……从地理上看，殷商和良渚文化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之内还有许许多多的空白。将来的考古工作将这些空白填充了以后，相信巫师文化很可能笼罩着整个中国东海岸。”为此他还设想了这种文化发展迁变的路径：“从中国东海岸和河南腹心地区联系起来，从古到今都是最好的一条通路，便是由江苏北部径直向西，经过徐州和商丘，略向北弯，经过开封与郑州相会。这条路也正是今天陇海铁路的路线。……位于东海岸与河南腹地之间的商丘，从地理上说正好是那从东海岸进来建立中国第一个巫师王朝——殷商的最早的国都。”[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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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尽管学术界对于商族起源地望及考古文化的指认千差万别，但大致可以归为以上诸几大类。在这些研究中，早期的研究有的是仅从历史文献的考证而得出的结论，也有的是仅从文字音韵训诂的角度推测，但新时期的研究大多都结合了考古学文化的分析与研究，使得这一研究有了更为科学和实证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些研究中，学术界明确提出了先商文化这一概念。如邹衡先生认为，先商文化是指商汤灭夏以前主要属于商人的考古学文化，或者说是商族（或以商族为主体）灭夏以前的文化[120]。并在此基础上将先商文化分为三个主要了地区类型：漳河类型、辉卫类型、南关外类型等[121]。这为在已有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探寻商族的文化源头搭建了一个牢固的平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对于先商文化的确认和商族起源的研究，之所以见仁见智，异说纷呈，而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立论根据，具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主要是由于文献记载本身就有许多歧义之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的结果又使得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论者各取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记载，又局部地看重某些考古文化因素的类似和传承，所以，各家学说经过多年来的众多学者的补充与完善，都达到了足备一说的水平。这样一来，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至于难以得出一个关于商族起源的统一的正确的看法。

但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也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至少说来，关于相关古文献的考证更加丰富、更加缜密，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二，这一题目的研究促进了各种考古学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同异因素的分析，这不仅对进一步研究这一题目有利，而且对于考古学研究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积极的成果。其三，通过比较各种学说激烈的讨论，使我们看清了哪些观点占优势，哪些观点占劣势；某一观点中哪些部分合理，哪些部分无理，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供选择利用的素材。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先秦文献史籍的匮乏，关于先秦的史料大多是汉晋唐学者的追记。如果我们在意这些史籍的可靠性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同一学者在不同场合对同一上古事件的追记就会有不同之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当研究某人某事发生于何地时，你就会碰到这种难以下手的情况，无所适从。文献史料固然不可或缺，然而它有很大程度上的模糊性，不可定性。因此研究上古史，包括商族起源，如果纯粹利用文献的考证和推导，恐怕不利于得出科学的结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要研究商族的起源，必要的文献考证之外，必须有考古学资料的证实。重视和借鉴利用考古学家做出的认真严密的考古学学术成果，是唯一的正途。其二，古代民族多是经常迁徙不定的部族，商族也不例外，因此先商文化的物质遗存不可能完全表现为平面分布的连续和地层分布的连贯，某些地望的突变、地层的缺环都是可能的，文化内涵也定然会因为吸收较多的周边民族文化而出现某些变异。所以关于商族起源的研究应该是动态的考古文化分析，而不能只是静止、孤立地做文献地望考究。其三，正因为商族是一个迁徙的部族，推测其部族初起之时应是游牧民族。因此商族最早阶段的活动地域不可能遗留下很多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今天的考古发掘情况也证实正是这样：现在所谓的先商文化也只是这个民族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物质文化生产有一定规模的遗存。那么，这就给探索商人祖先最早的居住地带来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的上溯追寻外，又要回过头来借助于文献记载。先商文化分布区域内的有关殷商先人活动情况的文献记载，正可弥补这种缺陷。这种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正确方法，相信能够推证出商族起源的最终结论。


作者简介：朱彦民（1964—），男，河南省浚县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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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济《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李济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 李济《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李济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3]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李济卷》第394页、第40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李济卷》第389页、第40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 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第150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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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三十；魏源《古书微》，卷六《汤誓序发微并考三亳都》；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汤从先王居义》（皇清经解续编本）；陈寿祺《左海经辨·八迁五迁辨》（引自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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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田昌五《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先商文化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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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59]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60] 刘绪《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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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顾颉刚《古代地理研究讲义乙种·王亥王恒等语与有易之关系案语》，《殷人自西徂东札记》附记引，《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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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王国维《商三句兵跋》，《观堂集林》，卷十八，中华书局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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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黄中业《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

[83]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第64、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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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8] 张国硕《商族的起源与商文化的形成》，《殷都学刊》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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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59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9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94]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95] 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1 本二分册，1970年版。

[96] 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下篇《商文明》，《考古学参考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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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99] 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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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程德祺《夏为东夷说》及“补记”，《原始社会初探》，第228、23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02]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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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09] 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大陆杂志》特刊，第394页，195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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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唐嘉弘《关于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问题》，《先秦史新探》，第8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2] 郑光《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113] 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见“内容提要”和“序言”部分

[114] 孙玮《商族起源新探》，《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

[115] 卫聚贤《读殷商民族发源地质疑后》，《学术月刊》，第一卷第2、3期，1933年版；《殷人自江浙迁徙于河南》，《江苏研究》，第三卷第5、6期，1937年版。

[116] 卫聚贤《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4卷第7期，1937年版。

[117] 张光直《商名试释》，《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18]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70、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19] 张光直《商名试释》，《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120]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121]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