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上海特色的语言文化，建设多语和谐的都市乐园
弘扬上海特色的语言文化，建设多语和谐的都市乐园——上海话变化的展望和对策
刊载于钱伟长总主编《上大演讲录》（2008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演讲时间：2008年10月15日
演讲地点：上海大学校本部
演讲者：钱乃荣
作者小传：
上海人。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1985年和1988年曾两度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任客聘语言学副研究员，合作研究吴语。1991年起在日本福井大学任外籍教师3年。1997年4月至2002年12月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2002年12月起任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所任学术职务还有：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上海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大学上海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民俗学会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研究领域为汉语语言学，汉语方言学以及文学、民俗文化。出版专著《上海话大词典》、《上海语言发展史》、《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等22部。一、 上海话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
上海话是在上海悠久历史中形成的方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上海原来处于吴地并不发达的海滩，上海话在开埠前是吴语中发展相对滞后的语言，因此在上海话中至今还保存着比别的地方更多的古代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及其反映出来的古代江东文化信息，甚至还保留着上古汉语和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百越民族语言遗迹。上海1843年开埠以后，现代化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语言文化就在这里诞生，在这以后160年中，上海迅速发展而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五方杂处，中西交汇，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上海话也一跃成为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三大方言之一。
上海方言是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分支，近800年前随着上海港的坐落而形成。上海方言传承着从松江方言而来的系统的基础词语，开埠以后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在移民方言的撞击下发展成新上海话。新上海话不是会集苏州、宁波、苏北等方言的混合语，我们从开埠后西方传教士持续100多年大量记录的上海话口语著作的事实中，可以看到上海话快速而又有序变化的较完整的真实轨迹。上海话向苏州、宁波等方言中引进的词语屈指可数，远不及从英语中引进词语之多，上海方言的基础词语在移民方言和发达文化的影响下加快了公约数的胜出，如上海的“东半爿、东面”、苏州的“东首、东面”、宁波的“东半边、东面”，以“东面”取胜，再传流到周边的城市里去，而那些窄地域性的词语最早在上海大幅度地退出交际范围。老上海话中还有一大批北部吴语共用的生活词语，只是读音稍有不同。上海话的语音合并迅速但没有吸收任何方言的音素，与语法系统一样至今还延承着开埠前老上海话的基本元素。
上海话在开埠后汇聚了农业社会、手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尤其是发达的商业社会种种精细的词汇、成语和谚语，各类词语由新上海人在上海社会快速变化中共同创造，发展得异常丰富多彩。上海话最主要的变化是随着上海大都市的迅速形成，一大批的反映现代物质精神文明的词语持续由上海人在上海话中创造出来，上海话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当时的上海人见到一个新事物就马上造一个新词，像“马路、洋房、自来水、电灯泡、自来火、书局、报馆、报纸、公司、海关、商场、电线、电车、电报、车票、操场、篮球、高尔夫球、俱乐部、气象、飞机、轮船、粉笔、功课、开关、手表、汽车、卡车、三轮车、饼干、水果糖、牙刷、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色拉、啤酒、麦克风、马赛克、冰淇淋、图书馆、博物馆、社会、文化、艺术”等等新词，由聚集在上海的大量的文化人写入上海发达的报纸书刊，渐渐传播到江南和全国去，并很快进入当时的国语，以至使现在有些人以为这些词原来不是上海方言词语，只有那些未被吸收的“水门汀、自来火、司的克”等才是上海方言。在上海，发达的商业活动使大量的商业词语如“卖相、洋盘、推扳货、套牢、打回票、上台面、耳朵打八折、勿是生意经”等，进入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表示更宽泛的内涵，这也是上海话的特色。上海人思维的活跃和领异标新，还产生了大量的惯用语，如：“出风头、牵头皮、收骨头、戳壁脚、淘浆糊、出洋相、收骨头、避风头、七荤八素、吃空心汤团”，上海话中的许多词语都体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特有的城市精神和海派文化特色，上海人创造生活的灵动使上海话成为一种非常具有表现力的方言。
上海方言，记载着上海人民的生活细貌，蕴含着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成长的历史，浸透了在江南水土孕育起来的上海市俗民风，闪烁着上海人五方杂处中西交融中形成的襟怀和睿智，深藏着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充分传达出上海人民创造生活的辉煌，证明了开放创新、海纳百川对优化语言的重要作用。上海话是上海1000万人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资源，我们应该珍爱这个丰富的宝藏。
上海方言活在传承先进的海派文化的上海人口中，在上海城市的不同发展时期一直具有活跃的创造力。近年来在青年人中又产生出许多新词新流行语，比如说“有腔调”、“拗造型”等，这些词就展现了当今的上海城市精神。上海的青年在新世纪中追求“有腔调”，“腔调”这个词在上海是有传统的，沪剧、越剧、滑稽戏、评弹、淮剧等10多种戏曲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上海形成、汇聚、迅速成熟，其“腔调”真正是“五花八门”，直到60年代初达到顶峰，上海舞台上腔调之多之活泼，使上海话中的“腔调”和演出“姿态”一直连成一气，深深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这个词也就被上海人抽象出来延伸为带有点风趣意味的生活词语了。有一个惯用说法，把“看你这种模样（包括姿势）！”、“看你这种态度！”称作“侬啥个腔调！”现今年轻人又把人的行为举止很潇洒、有个性，有型有品有气质，称为“有腔调”，记者要有记者的腔调，教授要有教授的腔调，大佬有大佬的腔调，小八腊子有小八腊子的腔调。这个词的广泛流传，说明上海市民现在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在21世纪新时期中自觉追求内在高素质和外表的气质风貌。“腔调”不足的，就要“拗”出来，于是“拗造型”一词就大行其道，它与这个城市的地表在改革开放后不断打造出新的造型来是一脉相通的。
二、 普通话与上海话应在21世纪上海社会交际中互补双赢
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每个时代文化信息的载体。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它自古以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从来就包容着各地人民创造和长期积累的精神文明。自有人类至今，世界各地一直存在着方言。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有没有方言，这是一个假问题，问题只在各地方言如何分歧和有多大分歧。旧的差异如果消失，新的差异又会产生。因此所谓方言与通用语能不能并存，也是个假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使通用语和方言和谐共处，使各地人民生活得更自如。所谓“语言统一”，或者说统一一个国家的语言或统一全世界的语言，就像统一民俗、习惯、文化一样，都是没有可能做到的事。
一方水土，养育着的一方的人民，总会有一方的创造。各个地域的语言、方言及其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各有特色，与自然、民俗紧密相连，都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如果失去了各有特色的地方语言和文化，也就失去了个性特征。一种历史悠久的方言，必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语词，有深层的文化底蕴；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也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种种方言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域各有差异的文化的事物行为和人情风貌，方言背后还有乡情，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的民俗文化。中华文化的多元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试想如果消灭了各种方言，实现了语言文化的“大一统”，我们的语言文化就不可能会像历史上和现在那样五彩斑斓。因此，只强调主体性而忽视社会语言文化的多样化及其互相争荣、杂交优势，是十分有害的。语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将永远存在，它们都是国家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对于非物质文化，不是待到它濒危了才去记录研究和抢救，而更重要的是积极地珍爱传承发展光大。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植根于地方的方言和文化都成为中华文化的繁荣的深层土壤、创作源泉。像王洛宾就是躬耕于民间的音乐家，50年代曾出现戏剧曲艺的辉煌期，如苏昆、越剧在全国的流行，都是方言为载体的文化。即使是普通话载体的大量电影、小说等文化，实际上许多优秀作品也扎根于地方文化的水土中。比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怒潮》、《江姐》、《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影响深远、到现在都站得住的作品，何不都渗透着深层的地方文化的底蕴？《白毛女》如果没有河北《小白菜》为基础，会有那么动人吗？《小白菜》就是地地道道产生于河北的方言民谣。《洪》、《怒》的动听的歌来自两湖楚地民俗文化。《江姐》的歌曲融入了川北号子激越，并吸收了吴侬软语基础上的越剧和江南戏曲的唱腔，才如此婉转优美，我国顶级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吸收了吴越文化越剧的唱腔写成。《刘三姐》、《阿诗玛》里的歌曲是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歌腔调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民歌也来自他们的语言及其方言。这些文艺传出的是中华民族各地特别的风情，因此强大，为群众喜闻乐见。它们就组成了“中华文化”。如果地方民歌、戏剧、文化衰落了，这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没有什么好处。有些人看不到方言的丰富内涵，但是如果有一部普通话的电视剧或电影，一旦改为方言剧，即使是改配用方言说白，往往会生动入情、有趣传神得多，这就是方言的魅力。由此，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好多样性文化的基因。
普通话和方言不是一个要“长”一个就要“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而是双方互补双赢和谐的持续发展关系。方言从普通话中吸收了大量词语，方言口语也永远是使通用语保持活力的源泉，普通话需要不断从外来语和自己的方言口语两个方面吸收活语，这样才能避免语言因脱离口语而僵化。方言本身在当今社会也仍有相当的社会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上海话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上海地域的语言文化是上海一方水土独自的创造，是上海人民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上海要在文化上屹立于世界而又区别于其他国际都市，应有其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因此，传承好上海话，就是传承好上海地区的文化基因。
三、 正视上海话的传承问题，保护上海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
语言总是要发展变化的，语言的变化不可预料也不可逆转，尤其是当代进入电视、网络社会后，变化可能更快，上海话也在所难免。问题是变化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变得更好，像上海话的从前；一种是变得衰弱，像有些濒危语言和弱势方言。
语言使用的最佳状态应当是自由的，顺其自然的。但是我们的社会为了更好地生活和交流，大力推广了普通话。于是，在推广普通话比较成功的地方如上海，有人出来说同时要注意保护好方言；这就像我们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发展，造了许多高层建筑和工厂，于是就有人出来提出要注意保护好自然环境。
方言如果不注意保护，可能会衰弱或消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欧洲工业化进程中，有许多语言或方言消失了，应引以为训。而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保护好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充分关注。
社会中的人都是平等的。语言是最重要的人类行为。各地的人要说任何一种自己的母语或要说通用语，都是平等的，各种方言至少都自中古以来流传至今、具有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的语言。语言与人一样没有高等或是低等之分，对方言群体的普遍尊重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准之一。有的人把自己头脑中对人的等级观念任意延伸，歧视某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或汉语方言，甚至认为说方言的人是没有文化或是不文明，认为方言就是俚语，不能用来交际，这种认识与21世纪先进的文化理念真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
其实，对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从幼时起跟着母亲就会的表达最自如的母语，不必像普通话那样需通过推广教学就可学会的，方言和通用语共存交替使用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事，压制任何一方，就会出现语言生活的不稳定不和谐。孩子七岁以前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应该让小学生在课外有时间学好上海话。校园语言环境政策有检讨的余地，课上与课下是否要完全一致？课外是否仍要禁止方言？值得以科学的态度去调查研究后再做出结论。用一些强制的手段，不准幼儿园、中小学生在课余说上海话，说了或受歧视或扣品行分，这使孩子在学语言的年龄段从小割断了与方言的联系，这样做当然直接阻碍了上海话的传承。到了进大学再来拾起上海话，这些年轻人说的上海话当然大打折扣，对上海话的理解程度成了只能在普通日常交际用语上将普通话转说成上海话，上海话中大批有特色、有价值而普通话中没有的词语从他们说的上海话中流失，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台湾在50年代曾大力阻止小学里说方言，胡适在1925年说过“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到了1953年在答台湾《国语日报》问时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说：“不许学校里面的学生——儿童说方言，是不好的，也是做不到的。”“再以国语来说，它的来源，就是方言。”“我认为不要禁止儿童说方言，只要它毕业以后，能够用国语就行了。”“多少年来习用的方言，总是要流传的。”这是白话文和国语运动的旗手胡适的立场。不爱家乡的孩子以后怎么能真正地爱国？阻扰孩子继承本土语言这类做法有违尊重母语的现代精神，所以，校园中的语言可以分别公域和私域，上课时一般要使用普通话教和学，在下课时师生用普通话还是上海话或其他方言交际应有自己的自由，作为孩子的家长在家也要帮助孩子从小把母语方言学好。
过去的上海人正常接触上海话，在方言剧、戏曲、新闻广播中都能听到上海话。然而有一段时间里，在传媒里，如在电台、电视台的播出中禁止方言，不准用上海话拍摄电视剧，这样就使大家不能听到准确的和生动的上海话，一种方言不能顺其自然地说用，就会萎缩。因此适当开放方言电台和频道，在方言频道里除了增加播送上海话戏曲曲艺节目外，还可以增设上海话新闻、天气预报等节目内容，可以拍摄播放适量上海话下加普通话字幕的娱乐节目。应大力扶持上海特色的沪剧、滑稽戏、上海说唱等戏曲，恢复方言话剧演出；支持青年中涌现的上海话歌曲、RAP和文艺写作。原来在使用电子报站器之前，售票员是用上海话报站的。现在公交车上，除了普通话、英语外，还可增设上海话报站，以更好地实现人性化服务。21世纪在铺天盖地的普通话传媒之中，开设一两个方言频道播送一点方言的节目，是不会影响推普的，但这恰恰是体现了语言多样化、在推普成功的地方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传承方言，和对方言群体的关怀爱护。
上海话过去的全部历程，生动演示着“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古代哲理。现在需要转过头来采取措施保护好方言，如果我们处理好上述的两方面，上海话就不但不会失传，而且还会适应新的环境发展得更好。
四、 构建国际大都市的多语多样化和谐社会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多元并存发展的新世纪，尊重和保护而不是统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母语、风俗、习惯、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世界上任何语言或方言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人类使用自己的语言天生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在新世纪中会得到更好的保障。把对方言母语的尊重放到人文关怀的高度来认识，是符合和谐社会、人性化施政和联合国保护母语和文化多样化宣言的精神的。
上海要在文化上屹立于世界又区别于其他国际都市，必须有其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在建设有上海特色的海派文化上投注更大的精力。上海话是上海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首先要消除将方言妖魔化的观念和一些具体做法，从传承上海文化基因的角度出发，大家都来关注传承发展好上海话。
国家语委2006年以来已经传达出一些新的理念：不同的语言与方言都是国家的语言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中华民族多元博采的文化的基础。要树立语言资源观，珍爱人类的语言及其方言。语言资源的科学保存、保护和开发利用，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急迫的任务，也是语言生活的一个严峻的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人类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实物、文献和口语三种，口语承载的是更原始更重要更丰富更有草根价值的文化。 方言是群众天天口中流传的，口语是不断创新的生动活泼的活水源泉。在共同语得以推广的情形下，方言越多彩则越好，越显现中华民族语言资源的丰富性，普通话形成的历史至今并不长并不是词汇非常丰富的语言。各地方言活语都能出来丰富通用语，通用语就永远有着活水的源头。
这几年方言在各地媒体的出现有所放松，总体上受到了当地观众很大的欢迎，这是和谐社会建设和人性化施政的具体体现之一。方言在媒体上的存在以什么为度，一靠实践摸索，二靠科学研究，不能简单地拍脑袋下结论。至少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现有的方言节目妨碍了普通话的推广或影响了社会上普通话的交流。
可以看到的迹象是：网络的特点，正在渗透到语言生成和语言传播里去。对语言发展的保守心态和禁止措施将会退出语言领域的主舞台。大城市的地方新词将随着发达的媒体广泛流传，较快被普通话和描写词典吸收，群众创造的语词、反映新鲜事物的名词很快实现方言和普通话融合一致；群众约定的部分生动的生活惯用语流行语随着网络会渐渐推向全国，外来的新科技、新文化、新时尚很快取得全国通用词语形式。总的趋势是，普通话和方言的共同用词在新词范围内是大大增加了，书面语会和口语更为接近。不能流向全国的才就留在所产生的方言中，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和语法上的差异也依然会成体系地存在，词汇的部分差异也永远存在。
对于新词语的迅速传播，我们也应该抱着满腔热情，去积极推广，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如来自方言来自外语来自网络手机来自青年流行语），是什么形式（如字母词、缩略词、符号词），我们要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只要群众约定俗成的就可采用，让词语的使用顺其自然，让语言自己来择优除劣。
21世纪初，上海又面临着新的风云际会，这一轮的风云要比20世纪初年更为汹涌。上海现在又成为全国新词语和新流行语的集散地，又有大量的新生词语在上海创造出来和通过上海人传播开去。上海人要继承过去那种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的好传统，我们应该推动上海再一次成为新词语的发源地和出发流通地，让更多有上海方言特色的新旧词语因在网络、报刊中的频繁使用，更快流入普通话，壮大普通话的新词汇量，实现口语书面语、方言普通话新一轮的交融。
在21世纪的上海重新成为开拓者的天地后，外来的新上海人普遍可以用普通话作为中介在上海与上海人交际。上海人在许多场合与外地人交谈，都会主动使用普通话，普通话在上海的使用频率自然升高，尤其是在高层的正规场合表述意见和交谈，在菜场、商店、饭馆等市井场合也会主动与外地来的打工者、服务员说普通话，我们要从积极方面去看，在自然交际中，上海话中的有特色的词语会更容易传播开去以至进入普通话，词语的活力就在于广泛接触和流通，通过各种人群的交际而传播开去。
上海人希望都会熟练使用上海话和普通话双语，来沪的新上海人希望熟练使用普通话，又能学会上海话，还不丢了自己本来的母语。在某一场合使用普通话，在另一场合使用方言，和而不同，这种“多言多语现象”在我国会长期存在。上海话和普通话交替使用的“双语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当然更适应自如，相处更自由更愉快。再加上使用英语的场合也渐渐增多，所以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一定是一个“多语”社会。应该提倡都市中的“多言多语”环境，通用语和方言，还有少数民族语言和各种外语，在现代社会中还各自使用在不同的社会交际和文化场合，都有其独自的功用，应该让他们顺其自然地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正因为大家都纷纷重视了地方情感和地方文化的需求，上海话传承和习得也可能会得到上海市民的空前的重视，同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也会使作为一个大地方的方言在上海周边的公共领域中使用还会有所扩展。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正在放弃“统一语言”的思路，构建“多言多语”和谐的语言生活，将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化为行动，促使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如果树立了这样的新理念，普通话和方言可以在上海再创双赢。
这样，我们可以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大好时机，展示给外国人看到的是：我们上海有宽松的语言环境和空间，上海人有宽阔的胸襟，上海建设成了语言环境优美的多语多文化的乐园，上海话和普通话在上海地区正在再创共荣双赢。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