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记名牌老店朱鸿兴
朱大黑我写了篇《名牌老店朱鸿兴》在去年的《苏州杂志》第四期刊出后，我弟就来电话说，你文章写错了，朱春鹤是有女儿的。同时又接到表哥的电话，也说朱春鹤有女儿的。我只能说大概那时我正在外地读书，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很是抱歉。不久就接到两封信，一封是朱春鹤的大女儿朱云珍从西安寄来的，一封是朱的小女儿朱炜从本市寄来的。两信以客气的言语，不约而同纠正我的错误，一无责怪，相反还告诉我一些当时吃油腻饭的陋规是不让女孩去店堂的，她们小时候路过朱鸿兴时，也是从马路对面远远离开的。她们也告诉我，后来资产阶级子女受歧视的情况，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甚至隐名埋姓，不敢提朱鸿兴三字等等，还讲了些朱鸿兴三字里含有的血泪斑斑的事情，因而有了这样的续记。
朱鸿兴开设的年份，应该是1938年，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姨夫赵培德开设的自在庐古玩店就在护龙街吉由巷北、贴南隔壁是爿糖果摊的模样，即后来朱鸿兴店面位置。1937年11月日本兵侵入苏州，我们都逃难去乡间，直到翌年春节后才返苏，自在庐古玩店被日本人抢光，相邻的糖果摊也没有了，是空房，属对面轿子店某姓的产业。现在有些记载说是1940年前后朱鸿兴开业的，而据朱春鹤大女儿朱云珍说，1937年父亲开店，翌年1938年她出生，店业兴旺，因而家庭视她为掌上明珠的。我想，1937年日本兵打进苏州，根本没有市面，不可能开店的，而且我见到的这店面是糖果摊。估计应是1938年夏，才开业而卖大馒头的。
朱春鹤所以要开店，这与其婚姻大有关系。朱春鹤妻叫谭崇英，他们是同学关系而相爱结成夫妻的，其中还有段反封建的故事哩。谭崇英要嫁给朱春鹤，却受到谭家长辈们的极力反对，而谭崇英却极力反抗，终于成婚。因而心里憋着一股气，一定要独立成家造就事业，光耀祖宗。于是在时局稍停当些时，将母亲给她的嫁妆细软出卖，让朱春鹤投资开设朱鸿兴。原来谭崇英出身名门，父亲谭维德曾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谭母叫张惠民，曾念过新法学堂，与其父结合时，也曾遭到张家兄长的反对。张家前清时做官的，兄弟几人当时都有官衔，有的习文，有的在邮局工作，但对妹张惠民与谭维德接受新思想，上街剪辫子，并参加国民革命等，都为他们所不容，曾将其妹张惠民关在后花园毒打，不让其成婚。最后由张惠民的老祖母偷偷将其释放，并赠一船嫁妆护送出张家，与谭维德结合而流落他乡。武昌起义失败后，谭维德坐牢，张惠民悉心照料。后由冯玉祥相助将谭维德救出监狱，消沉在家，致力于竹石雕刻，以后又成为雕刻名手。我的宿好尢玉淇老先生于90年代初曾为谭维德一手雕刻技艺写过文章。谭维德于抗战时曾带兵抗日、浴血战场。而谭崇英的反封建的故事还有点家渊影响，真有点遗传因子在内，以至形成了她自己的性格，这对于朱鸿兴的事业是有其作用的。
前文提到1948年金圆券贬值，朱春鹤到处轧头寸，举债度日，不知他如何渡过这一难关的。现在有了下文。主要债主的姓名叫高聘之，是朱鸿兴的吃客，住在护龙街大石头巷东口的石库门里，与朱春鹤住处相近，过从甚密，遂成知交。高家是望族，培养七个子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高聘之此时靠家产过日，热心慷慨，人称″高痴子″，常以自己的钱财，散发给穷苦人。后得知朱春鹤在金圆券贬值而有困难时，竟为朱鸿兴举债，先向在上海从事纺织业的大儿子借了一笔钱，自己也拿出一笔钱，还向邻居如教师家属陆师母等（涉及人数也多）借债。1948年秋冬借的债，还还借借，竟拖到1950年春，而解放初期经济尚未恢复，朱春鹤一时无力归还。而高聘之承担借主，难以向亲人友朋等人交代，竟寻觅到鸦片烟斗里的烟屑，浸水而服毒自杀，并留下遗嘱，嘱子女不准向朱春鹤逼债。高聘之张扬侠义精神，竟有此悲惨壮举，在那时候的社会里也确实难得。而高聘之在苏的儿子高晋杰，后任市六中校长，也确实没有向朱春鹤再提过这笔债务。高聘之平时很喜欢朱春鹤的大女儿朱云珍。高聘之自裁前的一天，还特地去看望朱云珍。那是个阴雨蒙蒙的天气，高先生带了一把黑布伞，一早就去朱家，跟朱云珍说：″高伯伯要出趟远门，不能经常来看你了，但我还会来看你的，你不要怕啊！″当初十多岁的朱云珍不解其意，只是嗯嗯应答而已。翌日高聘之自裁噩耗传来，朱春鹤马上赶去吊唁，极悲伤。朱云珍才知这是高伯伯最后的告别和爱抚。直到今天朱云珍已是耆老之人，还深刻记得起高伯伯的原话。今朱云珍来信说一定要我写写好人高爷爷，但又不知其姓名。经过辗转询问打听，线索断了再续，总算最后还找到了高晋杰（早在九十年代患高血压亡故）的夫人，环保学院退休教师陈慧龄，才证实了这段故事。
高聘之做了好人，虽然精神可嘉，朱鸿兴的门面照样撑着，但内部已经亏空异常，直到解放后，高聘之常与朱春鹤在柜台旁商量债务。这时期劳资已有纠纷，某些人怀疑高聘之为朱春鹤抽逃资金。高聘之也听到些风言风语，最后决定自裁，这里也有点因素。摆脱干系，一了百了，还个清白。高老先生谢世时，年仅55岁。到了1952年又有五反运动，运动中闹出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说朱春鹤藏有金铸菩萨一尊。朱春鹤为此吃着些苦头。但职工曾见朱春鹤实在发不出工资时，将自己皮袍变卖而发工资的，而且幸亏有高聘之宅内邻居、朱鸿兴职工毛宁，深知高老先生为朱鸿兴举债而自杀的情节，曾说过一句实话：高老先生是个好人。因而众职工相信这一说法，朱春鹤才在运动中逐渐解围的。公私合营后，朱春鹤夫妇与职工一样工作。没几年又放弃定息，以后朱的三个儿子都有肾病而早殇，朱春鹤年老有病，却无劳保，拖不了多久也就去世了。一连串的遭遇，在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有说不尽的苦楚。
现在朱家的两个女儿，也已子孙满堂，有所作为，生活情况尚好。朱云珍来信说：朱鸿兴这块招牌，不但是她父母、也是许多人的心血把它浇铸成名牌的。这里应该包括高聘之以及他们的儿辈，和朱鸿兴许多职工的撑帮。最近我友遇到当年的长子响堂、沈祥生，说起有人写朱鸿兴文章还提到你时，沈祥生说朱春鹤的确善待职工，为创牌子而宁出高薪的。沈说我是1954年进朱鸿兴的，朱春鹤给我开工资每月90万元（旧币），而当时一般的店员仅30、40万元也在养家糊口。他讲起此事，还在怀念这样一位小老板哩！至于前文提到的金鱼眼响堂，名叫顾勇泉，他的妻子本在朱春鹤家帮佣，他们成婚时，谭崇英像出嫁女儿那样对待的。
朱春鹤是枫桥人，枫镇大面出在枫桥，不知他是否是传人。希冀有熟悉此情况者续写枫镇大肉面的故事。去年夏，我曾在体育场路的一面馆吃过枫镇大肉面，确实不差，有点传统的味道。
朱鸿兴除浇头面出名外，其实还有一种名件：小笼汤包，皮薄馅足有汤汁而不破，咸甜适中，外加一碗蛋皮清汤。这是苏州人喜爱的点心。当初是十件称一客的，而现在是六件一客的，像是小馒头哉，哪里是小笼汤包。朱鸿兴的汤包是皮薄如纸，几乎透明，用手指一推，可见汤在皮内晃动。老吃客还有吃汤包秘诀说：″轻轻提，快快移，先开孔，再吸汤，后吃皮。″如不照这口诀，一口咬去，往往汤汁溅得你一脸，甚至溅及旁人，那就抱歉得很了。过去苏州评弹艺人说《钱笃笤求雨》，描写钱的生活，早晨到面馆里叫客小笼汤包，吃掉四只，再将六只汤包只吃皮，然后取出六只肉圆，又添了碗蛋皮汤，带回家去，中饭时就将六只小肉圆，再加些线粉在蛋皮汤里一落，就能酒足饭饱，称得上″小民天天醉″了。评弹艺人的取材，我相信就是艺人自己的生活体验。现在朱鸿兴招牌全城很多。我这人也怪，为了考察其质量，特去几处朱鸿兴尝尝味道，而且只尝焖肉大面，我以为这是名牌代表产品，即使远地方跑不动，就打听亲友吃客的反映，得出结论是有差别，质量并不统一。想来这究竟不像肯德基，统一配方，统一制作，统一经营。这种连锁店打出名牌真是硬邦邦的。期望苏州朱鸿兴也能做到这种程度。
质量自然还包括服务。现在感到服务落后倒很主要的。试想现在还处在使用粮票时期的服务－－自我服务。带了拎包、什物、雨伞或者抱着孩子，老人倚着手杖，一律凭票去窗口自取一碗面。这似乎太不近情理了。当然有人会说肯德基不是每人一客各自取的吗？那是孩子们喜欢的饮食啊，苏州人的饮食还应有苏州特色，从容些、宽松而舒服些，不是更能吸引顾客吗？也许这里还包含着苏州文化的内涵哩！不知有关主管部门听得进这个意见否？
要保持名牌特色，应该懂得些经济学。我们这一代受时代局限，只懂些政治经济学的皮毛，现代经济有多种经济学，多得不可胜数。但经济学中有一理论称“短板原理”，说的是几块长短不齐的木板圈成木桶，它的容量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其他木板再长也没有用。想来朱鸿兴虽是名牌，但那一块木板短了一截，它的名牌效应，也只能短去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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