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北宁2 发表于 2012-1-10 11:06:36

【ZT】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

●张天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陕西关中地区与豫西、晋南毗邻,后两地考古学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已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夏文化在不同地区的两个地方类型。关中东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亦有少量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墓葬等发现,可知者有华县元君庙、南沙村,华阴横阵村,大荔赵庄,蓝田泄湖等地点(1),泄湖已至关中中部的西安附近。年代多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少部分或可略早。由此可以说明关中东部存在着夏文化遗存,绝无可疑。
  但关中西部是否有夏文化或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至今并不清楚。研究龙山文化的学者,为寻不到客省庄二期文化之后续文化而彷徨,研究先周文化的学者为找不见其渊源而迷茫,均每每为缺乏当地的夏时期文化遗存而抱憾良多。那么,就因为到现在还没有能确认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而可以认为当地就不存在此期的文化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一地区绝不可能出现一个文化中空的时代。没有发现的原因无非是两条:其一,是工作没有做到,尚未发掘出来;其二,虽已有一些发现,但还没有辨认且确定下来。我本人倾向于后者,故在过去的有关文章中一再讲过岐山双庵、千阳望鲁台等地调查所获的花边罐、花边鬲等与二里头文化的花边罐等较相似,可能是关中西部寻找夏代遗存的一个重要目标或线索(2)。
  因在其它内容的文章中涉及而点到,不遑深论,也没有将更多的线索提出。为了促进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西部及附近地区夏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开展,本文就过去一些相当夏代的发掘及调查资料进行介绍,并就相关的一些问题,略抒管见,以求引起对此方面研究有兴趣的学者的关注。


一、有代表性陶器的形制分析

  关中西部可能属于夏代的遗物主要是陶器,分别系发掘和调查所获,数量很有限。发掘出土的有宝鸡市石嘴头遗址东区的M2(3)、麟游县蔡家河遗址H29(4)、千阳县望鲁台遗址的残灰坑(5)。采集品分布面较广,其中有礼泉朱马嘴遗址采的两件陶鬲(6)、岐山双庵采的花边罐(7)、凤翔水沟采的折肩罐(8)、宝鸡市高家村遗址采的花边罐(9)、千阳望鲁台采的花边鬲和花边罐(10)、千阳乔家堡采的折肩和圆肩深腹罐(11)等。
  将以上诸地所出或采集的陶器归纳分析,可知最主要和最具特点者为罐和鬲两类,另外还可见到尊、豆、遱等器类。然后几类少见,没有代表性,这里只对罐和鬲的形制略作分析。
  罐 依照肩部特征,可分为两型。
  A型 圆肩罐。再以口沿有无花边及腹部深浅的差别,分为两亚型。
  Aa型,均在口沿外附加一周泥条,并在泥条的下缘用手指掐出花边,或有一部分唇部也有锯齿状花边,腹相对较浅,领由高变低。可分三式:




图一 AaⅠ式圆肩罐1、2.H29∶9、11(蔡家河出土)Ⅰ式,高领,肩外鼓程度略小。蔡家河H29∶9,夹砂红褐陶,侈口尖唇,直领,体施篮纹(图一,1)。蔡家河H29∶11,夹砂及云母片,灰褐陶色,侈口较甚,唇部有锯齿状花边,领稍弧,体施散乱粗绳纹(图一,2)。  Ⅱ式,领较Ⅰ式为低,腹圆鼓。双庵采∶1,夹砂红褐陶,尖圆唇,侈口,唇面上有锯齿状花边,体施麻点状粗绳纹(图二,5)。
  Ⅲ式,领更显低,圆鼓腹。千阳任家湾采;1,夹砂褐陶,口较直,尖圆唇,施粗麻点状绳纹(图二,7)。望鲁台∶1,夹砂褐陶,夹唇,侈口,施粗绳纹(图二,8)。
  Ab型,极少见,口沿无花边,深腹。乔家堡采∶1,泥质红陶,侈口,圆唇,敛颈,圆溜肩,鼓腹,平底,肩部以下施篮纹(图二,3)。
  B型 折肩罐,依腹的深浅分两亚型。
  Ba型 浅腹。可分两式:
  Ⅰ式,侈口,折肩明显。石嘴头M2∶3,泥质浅灰陶,尖唇,领稍高,敛颈,腹壁斜直,小平底,素面磨光(图二,14)。
  Ⅱ式,口微侈。水沟采∶1,泥质红陶,平折沿,颈微束,腹较Ⅰ式浅,平底,肩部有刺纹一周,其余部位光素(图二,6)。
  Bb型,深腹。乔家堡采∶2,泥质红褐陶,侈口,沿微卷,圆唇,上腹微鼓,平底,肩上施旋纹,腹部麦粒状粗绳纹,肩下有间断旋纹(图二,4)。
  鬲 依领部的高低可分两型。
  A型 高领鬲,可依有无扳金手分两亚型。
  Aa型,口沿外无扳金手。望鲁台∶2,侈口,沿微外卷,唇外有按捺出的花边,束颈,鼓腹,分裆高自上腹始,体施绳纹,领部被抹不清(图二,11)。
  Ab型,口沿或领部有双扳金。朱马嘴∶1,夹砂褐陶,侈口尖唇,斜直高领有对称双宽扳金,沿外有加厚泥条一周,三袋足,分裆,足尖极高呈柱状,体施较细绳纹,领及足尖纹饰被抹不清(图二,1)。朱马嘴∶2,夹砂灰褐陶,圆唇内有一浅凹槽,外有附加泥条及双扳金手,束颈,分裆,袋足较瘦高,尖锥足,体施粗绳纹,足尖纹饰被抹不清(图二,2)。
  B型,均矮领,口沿外有花边。望鲁台∶3、4,均红褐陶,上腹稍鼓,施绳纹,呈麻点状(图二,12、13)。所采足尖呈柱状。望望台∶5、6,表施麻点状绳纹(图二,9、10)。


二、年代分期及基本文化特征

  据已知的部分组合及形制特点,可将上节所介绍的代表性陶器大体分为三组:第一组,Aa型Ⅰ式圆肩花边罐,Ba型Ⅰ式折肩罐;第二组,Aa型Ⅱ式圆肩花边罐,Ab型圆肩罐,Ba型Ⅱ式折肩罐,Bb型折肩罐,Aa型和Ab型高领鬲;第三组,Aa型Ⅲ式圆肩花边罐,B型矮领鬲。
  第一组陶器的年代相对较清楚。蔡家河H29∶9,11两件花边罐为发掘所得,同出于一个灰坑,与之共存者有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常见的双耳罐、敛口遱,唇部有锯齿状花边的高领罐及尊形器等。不少器物表施篮纹,麦粒状绳纹较多见。与此坑内含物相似的单位还有千阳望鲁台残灰坑。依这两单位的基本面貌而言,除数量较多的花边罐外,可归于客省庄二期文化的范围。




图二 各遗址出土陶器1、2.Ab型鬲(朱马嘴:1、2) 3.Ab型圆肩罐(乔家堡∶1) 4.Bb型折肩罐(乔家堡∶2)
5.AaⅡ式圆肩罐(双庵采∶1) 6.BaⅡ式折肩罐(水沟采∶1) 7、8.AaⅢ式圆肩罐(何家
湾采∶1,望鲁台∶1) 9、10.鬲足(望鲁台∶5、6) 11.Aa型鬲(望鲁台∶2)
12、13.B型鬲(望鲁台∶3、4)14.BaⅠ式折肩罐(石嘴头M2∶3)

宁北宁2 发表于 2012-1-10 11:08:04

       一般学者均认为客省庄二期文化的下限可能已入夏的计年。蔡家河和望鲁台两坑所出的Aa型Ⅰ式花边罐,至今尚未见于各地客省庄二期的单位内,可以认为出这类器物的单位比一般,甚至于比客省庄二期文化最晚的单位可能更晚,因此,这类器物存在的单位,应属于夏代。

  石嘴头M2出土有BaⅠ式折肩罐,共存的腹耳罐有齐家文化晚期同类的特征,其余的双耳罐、三耳罐与客省庄二期文化较晚的器物相同。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夏代,是学术界流行的认识。BaⅠ式折肩罐从不出于客省庄二期及齐家文化的单位,应是晚出的新器形,故此墓的年代就应更晚。另外,凤翔大辛村H1∶10罐,侈口,领部有一道附加堆纹,腹稍鼓(12),与齐家文化晚期的同类器酷似,年代亦近石嘴头M2。

  以上陶器均有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或齐家晚期共存的现象,知其不应早于这两类文化的晚期,可初步推断它们的年代约相当于夏代的早期,宜视作关中西部的夏代第一期文化遗存。属此期的遗址有望鲁台、蔡家河、石嘴头等。

  本期文化特征:以泥质和夹砂褐陶为主,红陶次之,也有少量灰陶;纹饰以蓝纹和绳纹为主,花边口沿较常见,还有刺纹及附加堆纹等;器类常见高领罐、高领花边罐,双耳罐、遱及鬲、三耳罐、尊、甑等;遗迹可见袋状灰坑及土圹竖穴墓。

  第二组陶器中的Aa型Ⅱ式圆肩花边罐领部明显变低,肩部圆鼓,应较Ⅰ式为晚。Ab型圆肩罐侈口低领,绝不见于关中及相邻地区龙山时期及关中夏代文化第一期的遗存中,表明其到不了第一期的年代。但其腹施篮纹却有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早期的作风,估计比第一期稍晚。Bb型折肩罐与该罐同时发现于乔家堡,系一村民所献,虽不能肯定有共存关系,但口部特征相近,估计其年代相差不会太远。A型高领鬲尚有客省庄二期文化高领鬲的部分特征。与朱马嘴∶2鬲相似的器物有山西翼城苇沟DⅢ∶1陶鬲(13),后者出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灰坑,年代相对清楚。高领鬲在山西晋中地区盛行的年代大体在夏纪年之内(14)。

  Ab型鬲高领斜直,绳纹饰至口沿,沿外加泥条,不见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及当地夏代第一期鬲之上,表明其要晚于第一期。据以上分析,这几类陶器的年代可估计在夏代的中晚期,为关中西部夏代第二期遗存。属于此期的遗址有千阳乔家堡、望鲁台,礼泉朱马嘴,凤翔水沟,岐山双庵等。
  此期的主要文化特征:陶器以泥质和夹砂褐陶为主,仍可见少量红陶,其它尚未发现;纹饰以绳纹为主,且多粗绳纹及麦粒状绳纹,还有花边口沿、旋纹、篮纹及刺纹;器类有高领鬲、花边罐、折肩罐等。尚未见此期的遗迹。

  第三组陶器的AaⅢ式花边罐领极低,腹圆鼓,与Ⅱ式又存在一定的差距,年代应偏晚。关中的北村(15)、老牛坡(16)、贺家(17)等商文化遗址中亦可见花边罐,年代无晚于二里冈上层者。先周文化的上限亦在二里冈上层的范围,却未见花边罐。北村等商文化的花边罐与AaⅡ式花边罐形制上尚有差别。故此类罐的下限不会晚至先周文化的上限的年代,大体可估计其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二里冈下层阶段)。

  B型鬲为低领花边口沿,有柱状足尖。关中时代较明确的花边鬲大体在殷墟一期前后,先周文化早期,孙家类型(18)中均较常见。但B型鬲普遍是沿外加泥条后作出花边,与先周等文化中的一部分直接在唇外作花边仍有区别。加之陶色中红褐最多,应是较早的反映,估计与AaⅢ式花边罐的年代基本一致。

  以上陶器的年代可以推定到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可视为关中西部夏代第三期文化遗存。属于此期的遗址有宝鸡市高家村,千阳望鲁台、西河沟、洞子沟、裴家台、西村、闫岭等(19)。

  本期的主要文化特征:陶器以泥质和夹砂褐陶为主,可见少量灰陶;纹饰流行麦粒状和粗绳纹,花边口沿发达,还有弦纹、附加堆纹等;器类常见花边鬲、花边罐,还有豆、盆等。尚未见到本期的遗迹。

三、各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

  上述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中,演变关系较清楚者只有Aa型圆肩花边罐,加上Ba型折肩罐及从有关遗址中见到的高领鬲,也只有三类。由此说这三期文化遗存是自然发展延续,当然不可靠,但讲早期的部分因素对更晚的遗存产生过影响,大体是讲得通的。

  前文的讨论中已谈到第一期遗存中多数内涵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一致,不同之处是AaⅠ式花边罐和BaⅠ式折肩罐的出现,主体仍不出后一文化的范围。故就文化性质而言,可视为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上两类陶器只表明其年代可能更晚,但还不足以改变文化性质。换言之,其虽已处于夏代早期,却仍属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由此说明关中西部的龙山文化的发展有滞后现象,已无可疑。这当然也是一种新的研究信息,可能对其它相关问题的认识会有帮助。

  第二期出现了一期未见的Ab型圆肩罐、Bb型折肩罐。尽管这两器未确定有无共存关系,从口部特征观察,相差当不太远。这里还可举例证明之。甘肃庄浪县刘堡坪遗址也曾发现了与上述乔家堡所出相似的折肩罐和圆肩罐各一件(20),据庄浪县博物馆同志介绍,亦是同时发现,亦为一饰篮纹,一饰绳纹,不同的是这两件形体较大,肩部各有一道附加堆纹。刘堡坪位于陇山西侧的葫芦河流域,乔家堡处陇山东侧的千河流域,相距不少于150公里,均有相似的两类罐大体同时在同一地点被发现,其中可能暗示了两类陶罐确有共存关系的机率。

  这两类陶罐已见于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可知已有较广的分布范围,但与第一期的陶罐看不出继承和发展的脉络,则表明其出现无论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是第二期居民的创作,存在本身就是一类新文化时期的标志性因素,它已彻底切断了此期文化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母体连接的脐带,即与第一期有着根本的不同,不能视之为龙山晚期文化的继续,表明当地夏代的一类新文化已经诞生,文化性质发生了变化。

  第二期的高领鬲与客省庄的同类器也有了较明显的区别,口沿外一般加泥条或花边,领多斜直,裆在分联裆之间,足尖加长,变化较显著。而与山西汾阳峪道河H1∶7(21)、翼城苇沟DⅢ∶1等夏代鬲近似,也表明已不同于一期的内涵。

  第三期遗存流行花边器,应是继承了二期的传统。此期有无高领鬲,目前资料缺少,但据关中西部先周文化早期不乏高领鬲的情况来分析,此期亦应存在。与Bb型折肩罐类似的陶器在千阳洞子沟等遗址也有发现,但沿外加泥条,与先周早期折肩罐近似,应是略晚的特点。以上的论述,基本可以反映二、三期关系较密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不像一、二期之间的差别那样大。

  故可将二、三期看作关中西部夏代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与第一期不能归为同一个文化之中。第一期的性质仍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后两期当为另外的性质。因目前尚未对此类遗址进行过发掘,初步以采集品较多、特征较鲜明的遗址作代表,可暂称为“望鲁台——乔家堡类型”文化。

  至此,可以知道关中西部的夏代遗址至少有两类。第一类,以蔡家河H29、望鲁台残灰坑及石嘴头M2为代表,整体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双庵类型,但年代已相当于夏代早期,新出现了少量客省庄二期文化所未见的因素。

  第二类,望鲁台——乔家堡类型,年代较晚,约相当于夏代中晚期,甚至晚到商代初期。文化面貌不同于第一类,而是一种新的文化遗存,但有迹象表明受到第一类的部分影响。这类遗存据现有资料,大体可分早晚两期,即与前述第二、三期分别对应。晚期已有较成熟的联裆鬲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的线索。

宁北宁2 发表于 2012-1-10 11:08:21

四、与当地后继文化的关系

  目前可知,关中西部晚于夏代而可推定在商代中期左右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有京当型商文化(22)、先周文化和刘家文化三类。

  京当型商文化是中原郑洛地区的典型商文化向西扩张渗透,在关中西部形成的一支以商文化因素为主,并含有一定量当地文化因素的商文化地方类型。笔者曾据礼泉朱马嘴及扶风壹家堡近年新发掘资料,进行过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可知这类文化的分布范围在泾河下游至西安以西、周原地区以东的关中西部偏东地区。其文化内涵可分三期,上限约为郑州二里冈上层的偏早阶段,经历了二里冈上层、殷墟文化一、二期这样一个较长的过程,下限约为殷墟二期或略晚。其年代愈早,商文化因素愈典型;反之,商文化因素减少且多变异,地方文化因素逐渐增加(23)。

  京当型第一期偏晚的阶段,约为二里冈上层后段。在周原的贺家(24)、王家嘴(25)等地出过少量花边罐,为侈口,沿外加泥条做出花边,矮领束颈,圆鼓腹,平底或微凹底,饰绳纹,形态与AaⅢ式花边罐相类。但花边无用手指掐出的作法,亦有一定的差别,年代与后者也有不小的差距。
  京当型商文化中较流行麦粒状绳纹,亦有部分为红褐陶,表面看与望鲁台——乔家堡类型似有联系。但是因后者的影响,还是受当地同时地方因素(如先周文化)的渗透所致,尚不能肯定。就花边罐而论,京当型已知的最早阶段尚未发现,稍晚却可见到,也就不好肯定是受后者的影响。如果真在将来发掘的最初阶段能发现,且形制更相似,也只能是以此类器物为代表的少量文化因素对前者有过影响,从文化总量上看,是较少的。

  先周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漆水河流域及其与渭河交汇一带的沿岸,处于关中西部的偏东北地区,南部与京当型有重合现象。该文化早期的年代是学术界争论较大的问题,但据有关新资料分析,其上限不会超过二里冈上层的偏早阶段,下限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26)。主要陶器有形制多样的联裆鬲、联裆飌、折肩罐、深腹盆,真腹豆等;陶色以红褐陶为主,泥质中有一部分灰陶;纹饰常见麦粒状绳纹、旋纹、方格印纹、附加堆纹及花边口沿等,鬲、盆、罐沿外常附加泥条。

  与望鲁台——乔家堡类型比较,既有相似,又有差异。

  相似的方面:两者均有联裆鬲、折肩罐等器物,都有花边口沿器,陶质、陶色、纹饰均较相似。

  差异的方面:先周文化未见花边罐,发掘面积较大的武功郑家坡、岸底遗址出土的陶片数以十万计,迄今尚未辨认出一件或一片是花边罐的陶片。先周文化的联裆鬲形态多变,形制较多,望鲁台——乔家堡类形似较单调。前者的鬲足多锥足,少柱足,后者主要是柱足,且足尖较高,与前者部分鬲几乎不加足尖显有异趣。

  以上比较可见,相异的成分大于相似者,故两者有无发展继承的直接关系,目前的资料尚不足以说明。但两者在不少方面存在相似性,似不能排除先周文化对望鲁台——乔家堡类型的吸收和继承。同处于一个地区,时间先后大体衔接的两种文化,总不会无任何联系,况且已有较明显的关联。因而,认为后者在前者形成产生过程中,存在过一定的影响或重要影响应是可能的,并可以认为后者为探寻先周文化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物。

  刘家文化是分布于关中西部偏西地区的一种商代文化遗存,向西可达甘肃的葫芦河流域甚至更西一些。于其年代亦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其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时期,上限可达二里冈下层(27),已被部分学者认同(28),并得到一些新发掘材料的支持(29)。

  该文化的代表性陶器为高领袋足鬲和高直领圆鼓腹罐,早期流行细绳纹及蛇纹,从第三期以后的墓葬知曾流行过偏洞室墓,有随葬石块的习俗。其文化特色鲜明,个性突出。

  从整体面貌来看,与望鲁台——乔家堡类型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故应无什么关系。但因为从地域上讲两者重合,年代相接甚至重合,毫无关系似有不通。

  那么,是不是会出现文化发展的突变现象呢?近年刘家文化的来源已有新的线索,李水城先生认为发现于甘肃兰州附近的董家台为其前身(30),我们基本赞同此说。但董家台类型只有罐而未见鬲,与刘家文化不同。据我们了解,甘肃庄浪刘堡坪遗址发现形态更早的蛇纹罐和蛇纹鬲共存(31),还出有许多件高直领圆鼓腹罐,与董家台类型相比,更与刘家文化联系紧密,可以“刘堡坪类型”称之,基本可以确定其就是刘家文化的直接来源。因而决不会有望鲁台——乔家堡类型在发展过程中突变为刘家文化的可能性存在。

  既然两种文化大体同时或略有先后处于一地,又无发展演变的可能,而又看不出相互交流影响的痕迹,那有什么理由来说明这一问题呢?我们以为有如下原因可对此加以解释:其一,刘家文化早期遗物,基本为采集所得,且可能多系墓葬所出,总体面貌并不清楚。望鲁台——乔家堡类型遗址亦未发掘,全貌同样模糊,两者中是否有彼此的因素不得而知;其二,刘家文化是一支极保守的文化类型,与京当型、先周文化相邻并存过较长时期,后两者遗址中往往可见前者的遗物,但前者的墓葬中绝少见后两者的因素,故望鲁台类因素不见于刘家文化中亦不足为怪。

  但无论那种原因,由于目前仅有的少量资料根本不能对此做出较明确的判定,只能等待将来的考古发掘去解决。

五、结   语

  本文仅依少数发掘和部分采集调查资料对关中西部夏代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初步认定了该区确存在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并分两类:其一,以蔡家河H29等单位为代表,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双庵类型下延的更晚遗存,年代相当于夏代早期;其二,为望鲁台——乔家堡类型,是一种新的文化遗存,但继承了前一类的部分因素,年代相当于夏代中晚期及商代初期。这类遗存可能对京当型商文化产生过少量影响,先周文化则对其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刘家文化与其关系,就目前的资料还无法说明。

  附记:

  本文的初稿原系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一节草稿,后因篇幅所限而删去,此次略经加工修改完稿。写作所用资料的获得,多蒙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田仁孝、庄浪县博物馆李仰科先生及千阳县文化馆、昭陵博物馆等单位提供方便,鼎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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