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将军与淞沪抗战（八） 巡 视 吴 淞
次日，天气晴朗。日寇为了报复，一早就派飞机到真茹，轰炸十九路军指挥所。幸好蔡军长等及时疏散，没有受害。当敌机一到真茹，就狂炸起来。军部指挥所也受炸，几位卫兵，被敌机炸死，军需和慰劳物品，也被敌机炸了，损失很大，真茹的交通受到影响。那天真茹被炸的下午，学生义勇军在军部附近，抓到了两名日本汉奸。他们是江北人，是被日本人收买，派来真茹刺探军事情报的。这两名汉奸穿着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拿着公事包。他俩在军部附近鬼鬼崇崇，探头探脑。于是学生义勇军觉得他两人可疑，上前查问。这两名汉奸，见是学生，根本不理睬。后来经过学生义勇军严词斥责，他俩才老实此。学生义勇军问他俩是哪里的？这两名汉奸说自己是政府职员。学生义勇军要他们拿出证件，他们拿不出来，学生义勇军就把他俩扭送军部指挥所。
军部参谋处赵一肩审问这两个汉奸，他们不仅不招供，反而在指挥所大吵大闹。
这时蔡廷锴军长刚从外面回来，看到赵一肩审讯这两个人，就问是怎么回事。
学生义勇军就将这两人的可疑情况，向蔡军长汇报。蔡廷锴脑子马上想起近日来，许多汉奸特务到我阵地、军事机关探听军事情报，江北有个叫胡立夫的汉奸，为日本人服务，为虎作伥。他又想到今天上午，比较掩蔽的军部指挥所被炸，肯定有汉奸向日本人发情报。于是他就走上前去，审问这两个人。
这两个汉奸，一见是威武的蔡廷锴，腰间系有一把从日军缴来的长军刀，不觉得有点害怕了。
蔡廷锴走到他俩面前，“嘶--”地一声拨出了长军刀，插在地上，他厉声说：“你们要说实话，如说假话，我就让你们去见阎王！”
这时这两个汉奸见了闪闪的军刀，已经手颤脚震了。蔡廷锴发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这两个汉奸答：“阿拉江北人。”
蔡廷锴心里已猜到几分，马上又问：“谁派你来的？说！”
这两人看到蔡军长手握军刀，劈头直问，心里有点害怕。心想：为什么直问自己是哪里派来的呢？是不是已知道自己底细了呢？如对方知道自己不说实话，脑袋难保，而且蔡廷锴是要杀人的呀！于是这两个汉奸慑于蔡廷锴将军的威严，就只好交代自己当汉奸的事了。一个说：“报告长官，阿拉不知什么事，我同乡给了４０块大洋，叫阿拉来真茹看看你们军队的行动。……”
蔡廷锴问：“是日本人派你们来的吗？”
“是。”两个汉奸齐声回答。另一个汉奸又说：“报告长官，我老乡对阿拉说，现在广东军同东洋人打仗，争租界，就叫队拉来看看广东军有多少人。”
蔡廷锴一听他们交代，就明白就是江北胡立夫之流，充当敌人走狗，利用金钱，收买了这些人当汉奸。蔡廷锴想起今天上午军部指挥所被炸的事，就问这两个汉奸说：“今天，日机轰炸我指挥所，是不是你们提供情报的？”
“这……”这两个人起初害怕不敢说。
“说不说，老子就把你头砍下来！”蔡廷锴厉声痛斥着。
这两个家伙害怕了，最后只好承认了。今天上午敌机轰炸了军部指挥所，正是他俩提供情报的，知道蔡廷锴在指挥的，敌机一早就来轰炸了，好在蔡军长早有防备，敌机来轰炸时，他已离开指挥所了。
我十九路军彻底粉碎野村中将的总攻击，从闸北至吴淞全线，全歼日军，我军大胜。 《文强（毛泽东表弟）口述自传》--回忆录
戴笠又对我说，他要调一个参谋长到那个１万人的别动队去。戴笠说：“我看见王敬久师部的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想把这个人调过来，给我当别动队的参谋长。部队里没个参谋长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个总指挥，我安一个参谋长，不是好办一些吗？”
我跟王敬久（黄埔第一期）商量，说要把他的参谋长调到戴笠这里来。王敬久很神秘地对我讲，我身边有个参谋长是日本留学生，我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告诉我：“那个参谋长姓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我最近发现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经常有日本人看他，对他很尊敬，我当面不好问他，很怀疑他。”
“噢”，我问：“那个姓杨的是什么地方人？”
“是江苏人。”
我说：“你借口吃饭把他请来，我有办法问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请姓杨的吃饭，我问：“你这个参谋长是哪里毕业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后来在日本陆大。”
“你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你的资格很高啊。你到我们一个师里当参谋长，不到将官，你愿意吗？”
他说：“我们是国军，虽然是一个上校，到了战场上凭本事，如果我打几个胜仗，就升上去了。”（后来这个姓杨的在江北搞了十几万人，成了江北的汉奸头子） 1932年1月份江北法西斯主义在上海抢劫杀人放火的血债一定不能忘记 1931年江浙财团给江北水灾难民捐款几百万银元，隔年居然就恩将仇报。 《日本侵略上海实录(1932～1945)》（四）
日军在强化自身特务统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扶植伪政权的特务统治，其中黄道会、大民会和汪伪76号特务总部先后成为日方的凶恶爪牙。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华界和部分租界地区沦陷，苏州河以南市中心区的租界成为日军环伺的“孤岛”。国民党特工人员以租界为掩护，时常使用暗杀、绑架和投寄警告信等手段，打击日伪汉奸分子，阻扰立场动摇的上层工商界人士投敌，如1937年12月30日，参加筹组伪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的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在街上被人开枪打死，其他变节分子一时都不敢轻举妄动。为对付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地下抗日活动，日本特务部开始筹划利用上海的汉奸流氓来组织恐怖团体，以资对抗。
1938年2月，由日军特务部联络员许斐、日本浪人高桥井上出面组织黄道会，以常玉清为会长，总部设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常玉清原系青帮通字辈人物，号称“江北杜月笙”(杜月笙系上海青帮首领，上海浦东高桥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曾因私贩军火鸦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判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在日军的授意下他伙同胡立夫成立傀儡组织“上海北区市民维持会”，为此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逃亡日本。⑴黄道会专事恐怖暗杀活动，据知情人回忆，常玉清在上海新雅饭店6楼设有办公场所，但实际上也“为其杀人机关。对被害人审问后，用白布蒙头盖脸，拖至浴室，杀于浴盆之中，再以自来水冲去血渍，手段至为残忍。”⑵被害者的尸体被肢解后，在半夜时分运到野外扔掉。会员按杀人“业绩”分等，“三等会员，每月支薪三十元，其后奉令杀一人成功，立即提升二等会员。”⑶
日军特务机关对黄道会颇为“器重”，竭力扶植。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日本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楠本实隆给予黄道会大量经济、装备方面的援助。1938年3月14日，日本当局通过工部局购买了一批手枪，直接拨交给黄道会使用，后来工部局缴获的黄道会会员使用的手枪，经查验就是工部局卖给日本特务机关的，其枪号钢印尽管已经锉过，但仍旧依稀可辨。在日军的支持下，黄道会成员在租界进行了一系列暗杀、绑架、投弹等恐怖活动，据租界巡捕房调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17件恐怖活动可以肯定为黄道会所为：(1)向四川路140号中国旅行社大楼投弹；(2)筹划向法租界震旦大学投弹；(3)为释放被绑架的米行老板韦伯成议定赎金；(4)暗杀《社会日报》主笔蔡钓徒；(5)在静安寺路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6)在劳勃生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谋杀戴泳；(7)在法租界暗杀邓本瀛将军未遂；(8)行刺上海中学校长苏颖杰未遂；(9)向宁波路沪东无线电台投弹；(10)向爱文义路呼号为X.M.H.C的无线电台投弹；(11)向晨导报社投弹。(12)向中央储蓄会投弹；(13)在浙江路和九江路口投弹；(14)向南京路国货公司投弹；(15)准备向上海中学投弹；(16)准备向北京路大陆无线电台投弹；(17)准备向迪化路中国小学投弹等。⑷
大民会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的另一个汉奸特务组织。它的前身是东亚会、兴亚会，一直在上海活动。1937年12月，在日军侵占上海仅一个月后，经日本驻华大使、驻上海总领事以及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意，东亚反共同盟会在上海成立，由朱鼎任会长，陈络、王拯民任副会长。这些逆抗日潮流而动的汉奸自知不容于上海人民，担心租界中军统分子的锄奸活动，因此向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呈文请求“指定浦东区某处为会所，以便办公，而利进行”。 “会所若设于上海租界，恐一般无知青年为共产主义所鼓惑者，暗中破坏。”⑸1938年1月东亚会改名为兴亚会，由刘爽为会长、杨家驹为总务部长。⑹会址与黄道会同设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饭店六楼。和黄道会一样，兴亚会一面鼓噪“中日提携”的汉奸理论，一面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导下进行暗杀活动。这年2月5日《社会晚报》社的蔡钓徒被杀案，就是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策划，由黄道会、兴亚会共同实施的结果。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下，由充任兴亚会总务部长的杨家驹设法将蔡钓徒从法租界蒲柏路赓余里7号带往虹口的新亚饭店加以杀害。
但黄道会、兴亚会的暗杀恐怖活动，破坏了租界相对安宁的局面，使租界当局极为不满。租界当局加强了租界的治安力量，对其进行打击，通缉常玉清，逮捕了一批黄道会成员，并向怂恿黄道会制造恐怖局面的日方提出抗议。常玉清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去南京另组汉奸特务组织安清总会。1938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又将杨家驹等兴亚会骨干捕获归案，判处其无期徒刑，有力地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同年7月15日，兴亚会经过改头换面，在上海新亚饭店正式成立大民会，由高朔任会长，日本特务机关向其提供经费。10月1日，大民会总本部随伪维新政府迁往南京，但其在上海的汉奸活动从未停止过，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就兼任过大民会理事长。除此之外，日军还在上海扶植过“兴亚建国运动”、中华洪门联合会等汉奸组织。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当局同情排日拥蒋活动。日军认为，“租界当局一方面主张租界的中立，另一方面，租界宛如蒋介石政权的敌中司令部和排日的根据地,而租界当局对此持默许态度。在租界内，忠义救国军铁血锄奸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党国军支队、虹口工作队、上海CC团特别队等排日恐怖团体的活动日益猖獗。”⑺这使租界成了日本侵沪进程中恼人的绊脚石，感到不可忍受。黄道会等汉奸特务组织的活动受挫后，日军转而组织一个更具规模、更加专业和更为凶残毒辣的特务组织，以对付活动在租界内的“重庆分子”。
注释
⑴《1938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关于黄道会等团体活动情况的报告》，《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2期。
⑵（《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171页。
⑶“汉奸之供词”，《申报》1938年8月19日。
⑷《1938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关于黄道会等团体活动情况的报告》，《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2期。
⑸《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331页。
⑹国民政府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对杨家驹的刑事判决书（1938年9月1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藏档。
⑺植田捷雄《上海租界问题的发火点》，载《中央公论》，昭和14年月，第94页。转引自《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 原帖由 南郊山房主人 于 2006-8-17 07:56 发表
1931年江浙财团给江北水灾难民捐款几百万银元，隔年居然就恩将仇报。
在江湾，人们看到日本便衣领着手执利斧的苏北人
《时报》1932年3月12日 日本鬼子一只手牵着狼狗，一只手牵着走狗 哪里都会出汉奸。而殖民地换了新东家，新殖民者为了颠覆原来的利益格局，依靠旧体制下的loser压迫财富拥有者也符合逻辑，和losers们的祖籍、文化没有多大关系。日本人占了东南亚也是依靠马来人对华商盘剥压榨的。 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抢劫的都江北人，别无它省贫民勾结外敌，这倒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上海的移民来自全国各地，独有江北人是loser？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拉黄包车、挑粪、捡垃圾那都是江北自愿去干的，可没人强迫过他们。
[ 本帖最后由 南郊山房主人 于 2006-9-8 00:38 编辑 ] loser就是loser，和强不强迫没关系，不要开无轨电车。
你所谓“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抢劫的都江北人，别无它省贫民勾结外敌”出处在哪里，我想学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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