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徽语区各县现存十几种相互不能通用的方言，形成原因是古代北方多次移民带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北方方言与徽州土著的方言相互渗透、掺和的结果。而“双语现象”与《乡音字汇》是使多种方言得以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几十种《乡音字汇》手抄本的面世，为徽州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
关键词：徽语区方言 双语现象 乡音字汇
本文所说的徽语区与秦代设置的黟、歙两县地域大致重合，不仅包括明清时期徽州府所辖的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六县，而且包括三国时期之后从黟、歙两县地域分析出的周边区县。如建安十三年（208年），贺齐“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今淳安）。……齐复表分歙为新定（原遂安）、黎阳（今屯溪）、休阳（今休宁）。并黟、歙凡六县，（孙）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於始新”[1]，即现属浙江省管辖的天目山脉南麓的淳安、遂安是从秦时歙县分出的。而现在黄山山脉北麓的旌德县，泾县、石台县、太平县等大致从秦时黟县分出。徽州方言亦称徽语，徽州话，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发展且传承沿用于古徽州境域以及外地徽籍人士集中活动区域或场所的一种自成体系的地方性语言，大致包括了歙县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绩溪话、婺源话等几个次方言。使用徽州方言的人口仅有一百多万，如果把周边的几个使用类似方言的旌德县、泾县、石台县、太平县（今黄山区）、浙江省的淳安县、遂安县、开化县等地包括进“广义的徽州方言区”，其使用人口也仅有三百多万人。根据1987年出版的“总结了几十年来中国语言调查研究成果”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徽语区——即前述的“广义徽州方言区”列为汉语方言十大区之一，与官话、晋语、赣语、湘语、粤语、平话、客家话平列在一起。这些方言中最大的官话有六亿六千二百二十四万人口使用，以使用人口多少为序排在第八位的赣语有三千万人以上，仅有“徽语”和广西的“平话”（二百万）两种语言以百万为单位[2]。徽语区方言使用人口虽然不多，但它在汉语方言中却占有独特的地位。
“徽语”与周围的吴语、赣语、江淮官话都相差较远，没有地域的渲染现象。更令人称奇的是“徽语”内部也是各自独立的，并大致以古代各县的域界来划分。正如明代《嘉靖徽州府志》（1548年）云：“六邑（指明代徽州府所辖六县）之语不能相通，非若吴人其方音大抵相类也。”歙人许承尧也认为：“六邑之语不能相通，而一邑中四乡又复差别，非若北省中州吴楚滇粤，方音大抵相类。盖由父兄师长，不于少时教以调叶也。《记》云：‘人生七岁，不杂方言。’其责则端在于乡里之明达者矣”[3]。近年研究徽州方言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平田昌司也认为：“这些方言在音系、词汇上的差异很大，互相不能通话，而且一直没有出现过通行全部徽州地区的‘强势方言’。因此，双语（多语）现象在现代徽州相当普遍”[4]。徽州各县还遗存相当数量徽州方言韵书，大部分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大致可分为白读音的“乡音词汇”与文读音单字的《乡音字汇》和《土音千字文》，本文着重研究文读单音类字汇。《乡音字汇》是按照徽州各县方言字音按声韵编排的一种同音字汇，它们的名称也各不相同，称“乡音”的最多，还有称“乡韵”、“土音”、“土语”等。《乡音字汇》在婺源县出现最多，休宁县和歙县也有出现，笔者现已收集到35种。另外笔者在歙县、黟县、休宁县与浙江淳安西乡共收集到六种《土音千字文》。它们不是按声韵排列，而是以《千字文》的正文为顺序，将乡音相同的字集在某一字后，其排列方式类同清代官话系统的《增补重订音义千字文》（海昌少溪氏选注《百千音义尺牍句解》，上栏除《增补重订音义千字文》还有《增补音义百家姓》）。如清代歙县水南乡汪家山胡锦租抄的《汇音释义千字文》、淳安县西乡胡懿文先生编著歙县皋径江源升抄《集音释义千字文》、休宁东乡的《土音千字文》和黟县的《黟俗土语千字文》等。
徽语区各县方言与方言韵书
歙县是原徽州府所辖六县中最大一个县，又是徽州府治所在地。其方言也最为复杂，大致可分城关、东、南、西、北乡五种不同、但相互间基本能通话的方言小区。其中城关、东乡二小区比较相似；西乡话、北乡话与其它小区有明显的区别。歙县南乡区域面积最大，其方言又大至可分为水南、旱南、王村三种不同的小分区，其中旱南话与其它小分区的方言有明显的区别，相互间部分不能相通。除此之外，歙县的横关乡、石门乡是讲休宁东乡话的方言岛。有关歙县话四乡差异的最早记载是乾隆时期歙县西乡人黄宗羲《古歙乡音集证》嘉庆壬申春刊袖珍本《自序》云：“吾歙土音，四乡差异，东南北则重而浊，西则而柔。即西之一隅，相去数里，亦稍稍有不同者。其乡语中多若有音无字，然而寻绎其义，字书未尝无有，特语音转变，唇齿不清，故失之耳”[5]。黄宗羲著有《古歙乡音集证》，现在已找不到原本，但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有详细的描写：“黄莲坡宗羲为黄仲凫之兄，已见前卷。其所著《古歙乡音集证》上下二卷，幸借得之，为嘉庆壬申春刊袖珍本，其孙梓心所镌也。前有黄曰瑚序，卷端但署“天都印斋道人手辑”，不著姓名。上卷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宫室、服饰、器用、饮食、身体、性情、疾病、杂作、草木、鸟兽各门，下卷分通用、叠声、语声、谚句各门”[6]（723）。此书是属于白读音的“乡音词汇”。曾在光绪三十三年出任徽州知府的刘汝骥指出：“歙地多山，方言阅数里而一变：下西乡一带较平旷，故自潭渡、郑村至岩寺、长岭桥以上，迤逦二十余里，乡语略同。上西乡则悬殊矣。东乡方言亦不甚相远。唯南乡边境，与北乡黄山深处，出言竟不易晓。总之，音以近郭为客，去城愈远，言之相去亦愈远。绅士及惯旅行之商界之人，往往能说普通官话，然亦有宦游数十年仍操土音者”[7]。歙县籍学者罗长铭也指出：“歙县是一个语音庞杂的山区，城区和东南西北四乡的话各不同，和南方普通话相差很远，和北方普通话相差更远”[8]。罗长铭先生在1952年整理完成的《歙西音录》，用罗马字母为音标，把歙县西乡岩寺、碣田一带的方言进行标音,并“分析得出声母三十六个，韵母十二个，准韵母三个，另外还有些变韵”[9]（269）。可惜当时没有发表，直到1994年，才由其子罗季重先生标点整理后在《罗长铭集》内刊出。
笔者曾在歙县收集到十余种《乡音字汇》，发现与在婺源县收集到的非常相似。这两县的乡音差别很大，完全不能相通，为此感到疑惑。1988年在坑口乡芳坑村收集到《新编乡音韵字法》，是清歙县茶商江耀华 1886年手抄。书中注明“丙戍抄写字义系婺源口音”，这条难能可贵信息解答了这个疑惑。方言是古音的变体，徽州六县的方言有共同的历史来源、共同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作为文读的单字字音，各同音字组合基本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徽州各县方言尽管不能相通，《乡音字汇》却能借用。正因为如此，《乡音字汇》几乎不用反切注音，因切音的上下字如果用官话系统的话，则各县乡音的区别就不能体现出来。在歙县缺少这类单字的《乡音字汇》的情况下，歙县各乡的私塾很可能借用婺源或休宁县的。另几种在歙县北乡、南乡找到的《乡音字汇》，也存在这种借用的现象，只不过没有注明罢了。
休宁是徽州府六县中仅次于歙县的重要县份，方言也很复杂：大致可分为海阳片（涵盖北乡城关、梅林、岩前、渠口、蓝田等区乡）；临溪片（东乡片：涵盖今黄山市屯溪区、休宁县临溪区）；五城片（南乡片：涵盖五城、山斗、月潭等地）；上溪口片（西乡片：涵盖上溪口、江潭、冰潭等地）流口片（西南乡片：涵盖流口区几个乡）。“1934年夏期，罗常培先生……在休宁县记录了城内、长塘、长干塝、上溪口、坑口、蓝田六个地点的音系和词汇”[10]（56）。这六个点的方言的发音与词汇都有区别。《陶甓公牍》记载：“居山之人唇舌多厚，出音多钝。休宁面积多山，故方言未能普通，率二三十里而一变。流口以上一口音也，小 以上一口音也，龙湾以上一口音也，与婺、祁相近，而祁人之鼻音，与婺人之唇音，皆潜滋浸润于其间。岩脚以下一口音也，休城以上一口音也，与黟太近，而黟人之牙音，太人之喉音，胥依稀影响于其际。屯溪以上一口音也，草市以上一口音也，下与歙邑毗连，歙音和平，故屯溪以下略似之。最难解者，屯溪一带水间泛宅浮家，唉乃相语，即世居屯溪者，闻而不知所谓”[11]（589）。 从明代到现在，在新安江流域生活着“九姓渔户”（传说中明初朱洪武贬陈友谅及其部下九姓，只许生活在船上，并禁止与岸上人通婚而形成一独立的群体）讲的“船上话”类同浙江省江山方言，因此休宁人觉得屯溪一带浮家泛宅者的语言颇难晓解。
除此之外，休宁县还有几处方言岛：北乡的儒村讲黟县话；与婺源县相邻的花桥、板桥乡、冯村讲婺源北乡话；好几处山区讲安庆方言。值得一提的是休宁县还有一处方言岛是与宗教有关。自明清以来，境内道教名山——齐云山上的神职人员，几乎清一色都是由婺源东北乡人充当。因此直到现在齐云山上的大部分居民之日常交际语言及道士做道场等，也还是全操婺源话。虽然齐云山周围是一片休宁方言区，但山上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婺源话方言岛[12]（317）。笔者1985年在齐云山后山渠口村收集到一本《乡音简要字汇》，扉页用毛笔写“睦山微 辛巳年（1881）”，近年有人用园珠笔写“渠口大队渠东生产队”。此手抄本是婺源乡音，很可能是清代齐云山道士所用，文革时流入后山渠口村的。
休宁县的《乡音字汇》存世有一些。1980年程观林先生在屯溪老街古籍书店见过手抄本《休宁字典》，店内工作人员说是代省博物馆收购的，不出售。另安徽省图书馆藏有《海阳南乡土音音同字异音义》上卷抄本，是否就是这本？待考，因这类手抄本往往一书多名，书中与封面的名称不一样。安徽大学“伯山书屋”收藏有胡昭潜自著的《休邑土音》。笔者也在休宁县收集到几种《乡音字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重编摘注乡音集要字义》和《土音千字文》。
清嘉庆初年抄写的《重编摘注乡音集要字义》上下二本（版幅13.5cm×23.2cm）出自休宁县上溪口区板桥村乡。此地现归休宁县所辖，但清代与民国时期属婺源县北乡。村民流行的是婺源北乡话，是婺、休两种乡音并存的双语区之一。这在书中的注音中也有反映，如“东，……又音当。” “ 鼕，……又音同”就是休宁上角口音。
《土音千字文》一本全，封面上“黄之兴写”。从“玄、悬、船”[Sy:e55]、“黄、杭、航、行、降”[xau55]、“腾、亭、庭”[tZ55]同音来推测是休宁东乡即屯溪一带的土音。
祁门县境内的方言不尽统一，祁门话在全县覆盖面最大，使用人口最多，但内部尚存在一定差异，大至可分作城区话、西路话、南路话三个小片。这三小片方言差别不大，但西乡方言与其它乡有明显的区别，相互之间能听得懂（历溪村现年53岁的王小初口述）。祁门西乡的马山、历溪等几个村子还保留了“目连戏”这种古老剧种的演出班子，“目连戏”用祁门西乡方言唱戏文与念白，对于一个不懂祁门方言的外地人来说，简直是在听天书一般。祁门县境内也存在几个方言岛：凫峰乡讲一种与休宁话很接近的渔亭方言；赤岭、城安、雷湖乡讲石台方言；赤岭乡的南片和城安乡的芦里、星星两个行政村讲一种和安庆方言接近的“军话”，军话的来历与明代初期的军户有关；闪里镇的坑口村和潘村讲江西省浮梁方言（坑口村现年六十八岁的倪世微老人口述）坑口村的陈氏是在宋朝从浮梁县的盐仓岭迁居坑口，而且此地距离浮梁县境只不过五华里。祁门县古代也可能存在过乡音字汇之类的书，明代叶一清著有《祁阊正声》[13]可能是其中一种。
婺源县是古徽州所辖六县之一，境内层峦叠嶂，溪涧迂回。方言相当复杂，大致可分为城关话和东、南、西、北四乡五片小区：东乡、北乡话比较接近，南乡与西乡比较接近。刘汝骥说：“言语不通，五乡各异。有同邑之人，相语不辨谁何者”[14]（597）。 所以婺源各乡村都有不同的《乡音字汇》。笔者收藏的《乡音字汇》一大半是婺源县收集到的，其中部分标出村名：东乡有李坑村李世谋抄的《婺源土音》、西岸村金少瑕抄的《乡音》、江湾村江应祥抄的《乡音字类》上下两册、庆源村鹤麓山房蓬山集录汪永福抄写《庆源乡音字汇》；西乡有三十八都环溪詹佩华缮书《乡音释义》、中云村的《乡音字义》、《全副字汇》、游汀村潘根隆民国30年抄立《乡音集要》；北乡有清华镇同治十一年胡干卿抄写的《乡音字汇》，胡仁寿抄的《各处乡音字汇》，梓溪（又名梓坞，现休宁县辖）汪灶金抄用《乡音字义》袖珍本，察关村信客詹善达抄用的《乡韵摘要》袖珍本等。这些可考出地点的乡音字汇都各不相同，除了各乡各村的方言有区别外，不同时期方言的衍变也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复旦大学王振忠收藏有《新安乡音字义》（光绪乙亥孟冬石印）、《乡音字汇》、《官源乡音字汇》和《婺邑新安新编篡要字义平上去入》也是 婺源县的《乡音字汇》。《新安乡音字义》和《新安乡音字义考正》是印刷发行过的，实际上是婺源口音，后者还伪托朱熹。前文提到，歙县是借用了婺源县的《乡音字汇》，休宁县也有这种可能。所以推测这类《乡音字汇》可能发源于婺源县。
黟县的范围比较小，方言以黟县话为主，南边的渔亭话接近休宁方言，解放后从原石台县划入黟县的柯村、美溪、宏潭乡讲石台方言。
黟县方言字汇、词汇不多，笔者只查到三种：清代范尚文（黟县柏山村人）的《黟县便览》收录了2300多个黟县方言词，按读音编成764类，每一个单字后面都有词组[9]；笔者收藏有黟县清代流传的方言字汇《黟俗土语千字文》；二十世纪初有魏建功等先生完成的《黟县方音调查录》[15]。
原属徽州的绩溪县方言以翚岭为界，大致可分为岭南、岭北两大片。主体是以县治华阳镇为中心的岭南话。其中的大源乡是讲歙县北乡话的方言岛。绩溪话没有发现《乡音字汇》，但民国二十四年铅印版《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10对城关附近方言的音义、称呼及土字等，均作了记录和考证，其中颇有独到的卓见[16]。
不但徽州每个县都有一种独立的相互不能通用方言，徽语区内边缘县如浙江省的淳安、遂安、开化县，徽语区北面的石台、太平（现黄山区）、泾县、旌德等县，其重儒重商、儒商结合、宗法制度与徽州六县非常相似，也存在这种一县一种相互不能通用方言的现象。但这些地区留存下的乡音字汇非常少，笔者仅找到淳安县西乡胡懿文先生编著的《集音释义千字文》和不全的《新增释义百家姓源流辨类》。应引起关注的是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徽州北面几个县人口锐减，当地原居民十不存一、二。战后沿江讲下江官话的移民大量进入这几个县，这几个县古代原有的方言反而退缩到深山老林中去，只有少数人会讲。如石台县现在只有珂田乡、占大镇、大演乡沿河的三个乡镇与原属石台管辖的现祁门县的赤岭、城安、雷湖和现黟县的柯村、美溪、宏潭等乡讲石台方言，其它的乡镇都使用类似下江官话的青阳话。又如旌德县的西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损失最大，其中新建村有八省三十一县的移民后裔，唯独没有一户当地的原居民，以无为、南陵等讲下江官话的长江中下游沿江的居民为主，在新建村只讲下江官话。旌德其他地方，虽然没有新建村这样典型，但原有的方言让位于下江官话这种外来的强势方言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原旌德方言反而退缩到次要地位上去。鲁国光曾呼吁“徽州方言的研究是个跨世纪的工程，……我惊得几乎要高呼‘抢救方言！’”[17] （鲁国光先生序）。笔者抱着“抢救方言！”的心情，通过多年的调查、收集与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方家探讨。
综上所述，徽州每个县都有一种独立的相互不能通用方言。徽语区内的方言这么复杂，这么特殊，一定有它的复杂特殊的形成原因。
徽语区方言多样性的成因
一、远古的土著居民有很大关系。
徽州及其周边山区在远古的土著居民称为“山越”人。皖南，为禹贡扬州之地。春秋时，吴越争霸于此，这里应当会有越人留居。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3），征服闽越，迁其民于江淮之间；元封元年（前110），又征服闽越，亦迁徙其民于江淮之间。因此，迁来皖南的越人是很多的（史记·东越传）。同时，北方汉人迁居此地的也很多。汉武帝曾诏：“江南水耕火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史记·平准书）。汉于元封二年（前109），置丹阳郡，对皖南的控制加强了。从此，在统一的汉帝国内，皖南汉人越人在长期共同生产和斗争中，逐渐融合（上文引自杨国宣《东吴平定山越战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越绝书》说：“乌程、余杭、黟、歙、元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其中的“黟、歙”两地几乎与现在广义的徽语区大致相同。依照翟屯建先生的解释：“山越”不是“百越”中的一支，而是“百越”居住在江南丘陵中的一部分。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部落，以山脉、水系为自然屏障相互隔绝，因而在古代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土语”。“山越”一直进行反抗政府统治的活动，三国时东吴曾派大将贺齐征服“山越”，山越被逐步同化。但他们的“土语”不会完全消失，而是被保留在同化的人群中。在长期共同生产劳动中，逐渐融合在一起。越人和汉人的融合也必然导致语言的融合。孟庆惠先生认为，“徽语”区内的方言里不同程度存在舌尖边塞擦音或边擦音声母，正是汉、越语融合的历史痕迹。“南乡边境，与北乡黄山深处，出言竟不易晓”主要原因就在于舌尖边塞擦音或边擦音声母的特有方言现象，它存在的地区都是歙县黄山山区与南乡山区，是古代山越人逃避汉人的交通不便的高山地区。按照这个思路，各县边远山区都可能存在古代某一支山越土话的痕迹。休宁县“居山之人唇舌多厚，出音多钝”，如休宁南乡五城方言，特点是山摄洪音字韵母为复元音韵母“au”(如：半pau 、间kau 、担tau )[12]。当地人更自嘲式地总结为：“一只马mau ，奔上山sau ，踩cau 着个石板pau ，一翻fau 两半pau 。”祁门话、黟县话、婺源话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山越土话的痕迹。如与江西浮梁县邻近的祁门县闪里镇的坑口村和潘村说“吃饭”为[kme]，今日广东省博罗一带的畲民称“饭”为[kwe]。这种跳跃式的方言特例正是闽越进入徽语区留下的痕迹。1960生活困难时期，笔者读书的黎阳小学生中流行一种[kaime]意思是“吃零食”的俚语，也是这种古老闽越方言的返祖现象。
徽语区大致是一县一种方言。在山越时期，以山脉与河流等自然界限而形成的各部落有自己的土话，而在历代几次划分各县的域界又往往是以自然的山川为界限。如建安十三年（208年），贺齐讨丹阳黟、歙。始分歙东乡为始新县（今淳安）、新定（原遂安），分出的两县正是以天目山脉为界的。正如明万历《歙志》所说：“西浙、东吴诸郡，山少水多，大都泽国。故其风俗无甚悬殊，淳浇仿佛递降，听其语音而可知也。（徽）郡中无论各县语音殊甚，即一县四乡，一乡各里，亦微有殊。此无他，隔水尚通声，隔山则隔气耳”[18]。这给徽语区方言的多样性的起因给出最简练的解释。
二、与历史上的几次移民有关。
明代程尚宽著的《新安名族志》记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移民潮进入“徽语”区——当时属新安郡或歙州。第一次是两晋之际，当时北方遭“永嘉之乱”可考的有九大族姓进入新安郡；第二次是唐代，中唐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黄巢起义使二十几族经过邻近地区进入歙州；第三次宋代“靖康之乱”使十几族移民进入歙州。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外，小规模的移民几乎从不间断。不同时期的北方移民带来不同时期北方的方言，不同地域的北方移民带来不同的北方方言。外来方言这种时空的变异与“徽语”区土著的方言相互渗透、掺和的结果是形成“徽语”区内十几种相互不能通用的方言。这说明徽语区每县方言的定型当在第三次大移民之后的南宋时期。
这里似乎找到“徽语”区方言形成的原因，但仔细推敲，问题没那么简单，上述的二条原因，在中国南方其他地区也存在，如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中的大部分地区，古代也有过很多种土地著居民，在历史上由于北方战乱的三次大的移民潮时，也都接受了大批的北方移民，虽然这些地区也形成各种方言，但远没有“徽语”区这样特殊性。笔者经多年的调查研究及对有形的文书资料的收集整理，认为双语现象和以文字形式流传的《乡音字汇》是徽语区这种多样性、特殊性的语言现象得到长期稳定的原因。
徽语区的双语现象与徽商隐语
“双语现象” 形成无型的隔离区，使各县之间的方言相对稳定，不会逐渐融合同化为一种方言。为与后文中《乡音字汇》等方言手抄本相对映，把使用两种方言的“双语”称为“乡——乡双语现象”。
徽语区内存在十几种相互不能通用的方言，这属于地域方言。作为一种补充，徽州各县之间的一些结合部存在一种会讲两县乡音的“乡—乡双语现象”。如歙县西乡与休宁县交界处的几个村子如竦圹尾、过圹坞、浯竹源等，村中流行地道的歙县西乡话，但村民的商业话动又大都在休宁县万安镇进行，以至于清末至解放初这几个村的邮政代办所都一直归万安邮政局管辖，因此大部分村民也会讲休宁话。又如黟县渔亭镇是新安江支流横江流域与阊江流域两条水运商路的结合部，水运的货物在这里起岸经挑夫挑到祁门东门外周家嘴进入阊江水运，镇中居民明清以来大多与商业有关，特别与横江和率水交汇点屯溪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镇中居民讲的是休宁东乡话，但也会讲黟县话，还有一部分商人、挑夫、信客会讲祁门话。休宁花桥、樟前、梓坞及冯村等村原归婺源县管辖的几个村子，与渔亭的情况相似，是新安江另一条支流率水与婺源县的乐安江流域的商路结合部，村中村民流行的是婺源北乡话，但经常要到上溪口码头去挑货、搭船下屯溪、杭州，所以也会讲休宁上角话。复旦大学王振忠收藏的《杭州上水路程歌》中有“篁墩草市对溪东，咫尺乡音大不同”。篁墩、草市位于歙县西南部，讲歙县王村方言。而溪东与之仅一河之隔，而讲屯溪方言，两者大不相同，两岸人来往都用“乡——乡双语”，这类的实例不枚胜举。由于这种“双语现象”形成一种无型的隔离区，既方便各相邻县之间的交流，又使各县之间的方言相对稳定，不会逐渐融合同化为一种方言。 徽州六县与周边县之间也存在这种“乡—乡双语现象”，祁门县西乡闪里镇的坑口村和潘村讲江西省浮梁方言，但大部分村民同样会讲祁门西乡方言。歙县、休宁县东南边缘与浙江省淳安、遂安县接壤的一些村子也存在这种“乡—乡双语”现象。如歙县街口村，离浙江淳安境只有三华里，又是古代徽州商业水运沿新安江出省境的最后一站。因此这里方言与歙县水南方言的差异要大于与歙县城区方言的差异，而这里与商业有关行业的人中，大都会讲淳安方言。绩溪北乡与旌德相邻的凤窝潭村，现年龄69岁的戴排荣说，村里讲的是绩溪岭北话，而与此地相隔五里的旌德境内讲的是旌德方言，两种方言不相通。绩北戴氏家族是儒商，有的家庭几代人在旌德县城与三溪开店经商，因此他们同时会讲绩溪岭北方言和旌德方言。
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同理，双语现象也可分为地域双语和社会双语两种情况。如果说上述的地域双语使徽语区的各县方言相对稳定。徽商更利用“双语”的有利条件形成商业隐语，从而促使徽商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徽商商帮的壮大使徽语区各县的方言更加稳定。
徽商作为商帮的形成是在明中叶，这时候徽州人“十七在外”，对于处在人数劣势的外地，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徽语区的方言更容易被外地的方言所同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应该在于其方言在商业活动中有重要的作用。如婺源北乡庐坑、察关、虹关、浙岭脚等村是儒商家族——詹氏的聚集地。詹氏家族从事的商业主要有墨庄、纸业、药材业等，而经营的地点主要在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等城市，清末发展到港澳与南洋。詹家的商业经营各级员工，除了本家族中的人外，大多是聘用婺源北乡和东乡的男性同乡。在外地的店中，对外用当地方言，店内几乎清一色使用婺源北乡方言。这一方面可拢络乡党，另一方面无形中将婺源方言变成当地人听不懂的“商业隐语”，有利于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再如屯溪“三门呈”洪氏家族是清中期从婺源洪村迁居屯溪。清末民初，在上海除有的“洪源永”茶栈外，还开有“宏济”“宏昌”两家当铺和“鼎生”钱庄。洪家在上海的这些商业机构，从管事、伙计直到到学徒，大多是同县同乡非亲即友的联带关系招聘而来，在柜台内部清代使用婺源方言，在民国初期大多使用屯溪方言。洪家商铺中这些各级工作人员，到上海两三年后，都会讲上海话，少数人甚至学会“洋泾浜”英语，但自己原有的家乡话是到老也不会丢的。相对于上海方言来说，这也是“乡—乡双语现象”。又如“旧时江西景德镇的商业和金融业为徽州人所垄断。而在徽州一府六县人中以黟县人为最多，在徽商经营的各行各业中通行黟县话”（魏振武2004）。特别在瓷业中，业主与上层员工中相当一部分是黟县人，因此在明、清、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中，黟县方言也是作为商业用语而在异乡流行。这类的实例在无徽不成镇的东南数省商埠城镇比比皆是。徽商利用“双方言区”形成商业隐语，促使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徽州商帮的壮大使徽州各县的方言更加稳定。笔者近年经历的一件事也证明了这一点：1985年前后，一位从台湾回屯溪探亲的林先生，居然还是一口地道的屯溪话。林先生说，1949年随青年军去台的一小批屯溪人，文化层次较高，大多是各级军官。他们之间交流是用屯溪话，从军中复原后，大多从商，在台湾形成一个小的商帮，同乡之间交流聚会仍旧使用屯溪话，所以尽管半个世纪没回屯溪，但屯溪话却一点不走样地保留下来。
方言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份，其形成与完善也离不开经济基础。明初以来，徽州商帮在中国东南一带已经繁盛起来，徽州方言成为徽商的一种商业工具，她已经脱离了进行一般生活日常交流的语言层次，成为依托于徽商商业活动主干上的分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人数占劣势的的经商地顽强地保持自己的特性，不受到当地优势语言的侵蚀而消亡。 教育系统的双语现象促使《乡音字汇》的形成
徽语区“双语现象”不但在两种方言之间存在，还在官话与各县方言之间存在。这类的现象暂且称之“官—乡双语现象”。徽州及周边几个县自宋代以来，受朱熹的影响很深，教育之风蔚然，书院林立，“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蒙馆更是多如牛毛。由于自宋朝至清末科举考试只有笔试，没有口试，教蒙馆的先生用各县各乡的方言教书，教出的学生不会因为发音不同于官话而影响科举考试。但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员大都是外派，不会官话是不行的。徽州的读书人到了可以取得功名的年龄，也要学官话。在一些书院和试馆中甚至于有专修韵语的课程，所用教材在明清时是《韵法直图》、《等韵便读》等。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引用过此书，“陆稼书先生《等韵便读》录本，曾于歙县试馆见之。据云每月束修三十金，延师教习韵学，得此三十二母及四十韵”[19]。黟县人俞正燮著的《癸巳存稿》曾谈到了清代推行“官话”的问题：“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十年，裁福建四门书馆。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土俗字字典所无，难以翻清，翻后随本音释揭送内阁，以便翻译对音。嘉庆十一年，奉旨，上书房行走着，粤东口音于授读不甚相宜。谨案：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而经史多有方言，学者贵知之。然必立一雅言为之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20]。这说明，明清时，各地用方言教书是普遍现象。俞正燮《癸巳存稿》中讲到清初要求各级举人贡生必须会官话时，徽州似乎不是整改的地区，说明徽州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进入高级书院时，大多学会官话。不但如此，徽州还是许多著名的官话系统语言学家的出生地。《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就收入了从宋代到现代的十二位大家的传略，他们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是中国官话系统重要的里程碑。不但如此，徽州古代还有许多作者不祥（或有作者姓名但生平不祥）的音韵学的工具书流传，如《韵法直图》、《等韵便读》等。《等韵直图》作者不祥，它是明人梅膺祚在作《字汇》时作为附录附于书后，梅氏为《等韵直图》作的序云“壬子（明万历40年——公元1612年）春，从新安（安徽徽州）得是图，乃知反切之学，人人可能者。……读韵须汉音，若任乡语，便致差错。若首差一音，后皆因之而差，不可忽也”[21]。《等韵直图》基本上是接近于今天的普通话的北方音。无独有偶，《等韵便读》却是南方音韵系统。《等韵便读》仅有手抄本，现藏中国社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署名为陆陇其稼书氏，写作年代不祥，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引用过此书，可见此书作于胡书之前[光绪丙戌年（1886）[22]（334）。 李新魁先生针对其中某些韵的归类有异，认为可能是歙县方言的影响。又见江镜芙起草的《婺源风俗之习惯》指出：一些教育家要在学堂内添设官话一门，让儿童从小操习，以便于将来与外界之人交涉应对，这实在是当务之急[23]（135）。笔者收藏有抄于1936年之后的《补录乡音字类》。此书最末一页“入声卅五‘社’”后由另一人字迹接着抄写《四书穿读平上去入分辨》二页半，后面留有三空白页，未抄完，是用官话反切注音，就是为学官话而编写的。总而言之，徽州各县明清时期教育系统中“官—乡双语现象”促使《乡音字汇》的形成，而各种古代韵书，是《乡音字汇》的源泉。
在人类历史上，无形的文化遗产象语音、歌曲等在没有留声机以前的年代主要是依靠口授，但在代代流传的过程中，会逐渐发生衍变，为了相对稳定，产生了有形的音标、曲谱等注音的符号。“徽语区”正是存在大量的手抄的、少量印刷的《乡音字汇》把各县的方言在定型后记录下，使各县方言相对稳定在某个阶段，以有形的形式固定下来，“乡音字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编纂出来。
1919年10岁男女分教时她到洪家女私塾读书时的老师洪昂高是歙县西乡洪坑人，也经常用《海阳东乡土音音同字汇》来纠正自己不熟练的屯溪方言。无独有偶，她丈夫孙松崖的启蒙老师是黟县的程次村先生，也是用不熟练的屯溪方言讲学，为纠正不同的方言发音，也必须借助《土音字汇》。这说明徽州古代跨县的教书先生，特别是私塾中异县的先生，都要会“双语”，如不会则学会，为使发音准确，则借助《乡音字汇》类的工具书。
将各种《乡音字汇》目录与唐宋时官话系统的韵书如《广韵》、《集韵》相比，《乡音》的入声韵所占比重更大，几乎与平声韵相等，而比上、去两声几乎大一倍。与不存在入声部的元代《中原音韵》相对照，两者的差异更明显。入声在徽州方言中所占的比重之大在清中叶以文字的方式保存下来，证实了著名汉语言学家黎锦熙的论点：“简括说来，土音就是古音，方言就是古语”[25]。徽语区方言跟闽、粤、苏、浙诸方言一样都是萌芽于古语，而古语中入声所占的比重是较大的，所以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徽语区的《乡音》基本上是继承了中国上古音韵系统，而不是元代之后的中原音韵系统。
不但徽语区的《乡音字汇》继承了中国上古音韵系统，而且徽州古代著名的音韵学家如江永、戴震、江有诰，他们在著作汉语音韵学著作时，也会在从自己受启蒙教育时接触到的《乡音字汇》类的书中有所启发。语音研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是时间和地域，前人多注意古今时间关系，疏于南北地域的差别，而江永在古音研究中十分注意从徽州方言残存的古音来考证古音，同时用徽州方言来解释古韵中的例外，提出“方音偶借说”，给处理古韵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提出了新的思路。江永在入声的研究上极富创见，这与徽州的乡音字汇中全有入声韵不无关系[26]。如江永在《古韵标准四卷诗韵》就说：“按此部东、冬、锺三韵本分明，而方音唇吻稍转则音随而变。试以今证古，以近证远，如吾徽郡六邑，有呼东韵似阳唐者，有呼东、冬、锺似真、蒸者，皆水土风气使然”[27]。笔者收集到的“乡音字汇”中，已发现有两种与官话声调方面有区别的记载：（一）清代婺源西岸手抄本《乡音字类》“入声目录”后注“附载入声自‘位’至‘用’有十一韵[‘位、字、二、命、任、万、合、面、乱、尚、用’]考官音原是去声，今附入声者，以便乡音之切耳。”（二）休宁璜茅《土音》在“上声”前注“‘已、静、尽、道、赵、昂、户、坐、受’此九字论官话宜写在去声，今写在上声者，土音便切”；在“去声”前注“‘位、字、命、任、万、合、面、乱、尚、用’此十字论官话写在去声，今写在入声者，土音便切”。从这注解可推测这种编排的《乡音字类》是在汉语音韵“入派三声”开始阶段产生的，这时汉语的入声已明显减少。在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时入声韵已消失，但明初乐韶凤和宋濂等的《洪武正韵》（1375）又保留了入声韵。对于这互相矛盾的时序，“唯一合理的解释确实可能是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区别”[28]，而《乡音字汇》一类手抄书正是读书音的同音字汇。由于“乡—乡双语现象”与“官—乡双语现象”在古代教育系统里存在使《乡音字汇》被教蒙馆先生当作工具书中代代相传，辗转抄写。而《乡音字汇》的普遍应用于初级教育又使徽语区各种方言被保留下来。
徽语区《乡音字汇》研究的意义
《乡音字汇》是按照徽语区各县方言字音分韵编排的一种同音字典，它们与中国古代的韵书如唐、五代韵书、宋代的《集韵》是一脉相承的，也有定字、辨音、明义、考词四个方面的作用。其中还记载了古代汉语的许多口语的表音、表义，以及很多古体字、异体字和简体字，这些乡音字汇不但对我们研究徽语区方言及其起源用处很多，而且是中国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是我们研究古代汉语文字词汇以及词义的重要资料。另外在这些手抄本中，虽然以字为单位，但是一个字是代表一个单音词还是一个复音词的词素，从字后的字义中还是看得出来的，所以一本《乡音字汇》又是一本简要的词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古代流行但后来许多已经消亡了的口语词汇，这对研究古代汉语的对比材料的价值更大。“利用古今方言材料来探讨上古汉语的真貌，这是一条很宽的路子……汉语方言（包括这方面的书面材料）是一个蕴藏丰富的语言宝库，古代汉语各个方面的早期状态，都在方言中保留着痕迹，从几十年来构拟上古音的全面情况来看，凡是比较经得起考验的假说（其中包括上古音的声母、韵母、声调各个方面），大都可以在方言中找得出古音演变的线索和例证”[29]。
综上所述，作为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徽语区方言与《乡音字汇》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并在探索中继续收集新的资料，在研究中不断有新的发现。
（作者单位：黄山学院旅游系、电子工程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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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2 22: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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