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地原来是诸稽国？

乌程仔

《诸暨旧城杂说》：
在传统说法中，早在前2068年以前，这里都属“诸稽（诸暨）国”之地，直到前2068年，才有“少康少子所封”，即越国的建立（《辞海·附录·中外历代大事年表》1941年9月版第2页）。其范围“初在县北一隅，与今山阴，会稽两县连界，自外皆诸稽地”（清郭凤沼《青梅词注》语。越国就是在“诸稽（诸暨）国”的土地上划取一地而建置的，直到“商灭诸稽，而夏侯并有其地”（见《国语·郑语》韦氏解，16卷101页）。

如此说来，是商灭了诸稽，越国替代诸暨而扩大？

这里必需提及的是“诸稽”一词。要研究越国历史，最好当然是找到当时的文字记载。而被越王视为珍宝的、形影不离的越王剑上的“鸟虫篆”，无疑应是当时形诸文字的、以“剑格”作为记录载体的重要“档案”之一。“诸暨”之名，源之于“诸稽”，而“诸稽”之名则源之于“者旨”。越王剑上的“者旨”，就是对诸暨的最早文字（实物）记载。相关资料显示，“越王者旨於赐剑”，剑前锷略有弧曲。“茎”作实心圆柱形，茎上有两道箍，便于缠“缑”。“格”宽而厚。剑格两面共有铭文8字，一面为“越王者旨”；另一面为“越王於赐”。此剑的所有者为“越王者旨於赐”。“者旨”读为“诸稽”，是越王的氏，“於赐”则为名。越王於赐即越王鼫与（前464—前459在位），就是曾“卧薪尝胆”的越王句践之子。与此剑同铭器传世共有7件。我们知道，古人每有“以国为氏”“以地为氏”之受姓传统。如果当时越王不在诸暨而是远在其他地方，他就不可能把“者旨（诸暨）”作为“姓氏”的。由此，我们从另一角度证明，这些越国统治者的“以地为氏”，是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即“都城诸暨”作为“择取对象”的，他们不可能随便找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而“以地为氏”。当然，作为姓氏，并非从“越王鼫与”开始，而有一个从形成到逐渐得以“定型”的过程，句践的大臣“诸稽郢”姓“诸稽”即是明证。诸暨作为越王都城，亦并非从“越王鼫与”开始。但是，越王将“诸暨”两字铭于宝器，可见其地之重要性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关于对“者旨”的探讨，拙作《也谈“诸暨”的由来》《春秋青铜器铭文中的“诸暨氏”》（见《诸暨散论》16、24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12月第l版）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一一。因此我们说，越王剑上的“者旨”两字，证明了“诸暨”在历史上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

乌程仔

在传统说法中，早在前2068年以前，这里都属“诸稽（诸暨）国”之地，直到前2068年，才有“少康少子所封”，即越国的建立（《辞海·附录·中外历代大事年表》1941年9月版第2页）。其范围“初在县北一隅，与今山阴，会稽两县连界，自外皆诸稽地”

县北一隅大约指的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