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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17 0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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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上海实录(1932~1945)》(四)
日军在强化自身特务统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扶植伪政权的特务统治,其中黄道会、大民会和汪伪76号特务总部先后成为日方的凶恶爪牙。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华界和部分租界地区沦陷,苏州河以南市中心区的租界成为日军环伺的“孤岛”。国民党特工人员以租界为掩护,时常使用暗杀、绑架和投寄警告信等手段,打击日伪汉奸分子,阻扰立场动摇的上层工商界人士投敌,如1937年12月30日,参加筹组伪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的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在街上被人开枪打死,其他变节分子一时都不敢轻举妄动。为对付国民党军统组织的地下抗日活动,日本特务部开始筹划利用上海的汉奸流氓来组织恐怖团体,以资对抗。
1938年2月,由日军特务部联络员许斐、日本浪人高桥井上出面组织黄道会,以常玉清为会长,总部设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常玉清原系青帮通字辈人物,号称“江北杜月笙”(杜月笙系上海青帮首领,上海浦东高桥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曾因私贩军火鸦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判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在日军的授意下他伙同胡立夫成立傀儡组织“上海北区市民维持会”,为此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逃亡日本。⑴黄道会专事恐怖暗杀活动,据知情人回忆,常玉清在上海新雅饭店6楼设有办公场所,但实际上也“为其杀人机关。对被害人审问后,用白布蒙头盖脸,拖至浴室,杀于浴盆之中,再以自来水冲去血渍,手段至为残忍。”⑵被害者的尸体被肢解后,在半夜时分运到野外扔掉。会员按杀人“业绩”分等,“三等会员,每月支薪三十元,其后奉令杀一人成功,立即提升二等会员。”⑶
日军特务机关对黄道会颇为“器重”,竭力扶植。上海日本特务机关长、日本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楠本实隆给予黄道会大量经济、装备方面的援助。1938年3月14日,日本当局通过工部局购买了一批手枪,直接拨交给黄道会使用,后来工部局缴获的黄道会会员使用的手枪,经查验就是工部局卖给日本特务机关的,其枪号钢印尽管已经锉过,但仍旧依稀可辨。在日军的支持下,黄道会成员在租界进行了一系列暗杀、绑架、投弹等恐怖活动,据租界巡捕房调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17件恐怖活动可以肯定为黄道会所为:(1)向四川路140号中国旅行社大楼投弹;(2)筹划向法租界震旦大学投弹;(3)为释放被绑架的米行老板韦伯成议定赎金;(4)暗杀《社会日报》主笔蔡钓徒;(5)在静安寺路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6)在劳勃生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谋杀戴泳;(7)在法租界暗杀邓本瀛将军未遂;(8)行刺上海中学校长苏颖杰未遂;(9)向宁波路沪东无线电台投弹;(10)向爱文义路呼号为X.M.H.C的无线电台投弹;(11)向晨导报社投弹。(12)向中央储蓄会投弹;(13)在浙江路和九江路口投弹;(14)向南京路国货公司投弹;(15)准备向上海中学投弹;(16)准备向北京路大陆无线电台投弹;(17)准备向迪化路中国小学投弹等。⑷
大民会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的另一个汉奸特务组织。它的前身是东亚会、兴亚会,一直在上海活动。1937年12月,在日军侵占上海仅一个月后,经日本驻华大使、驻上海总领事以及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意,东亚反共同盟会在上海成立,由朱鼎任会长,陈络、王拯民任副会长。这些逆抗日潮流而动的汉奸自知不容于上海人民,担心租界中军统分子的锄奸活动,因此向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呈文请求“指定浦东区某处为会所,以便办公,而利进行”。 “会所若设于上海租界,恐一般无知青年为共产主义所鼓惑者,暗中破坏。”⑸1938年1月东亚会改名为兴亚会,由刘爽为会长、杨家驹为总务部长。⑹会址与黄道会同设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饭店六楼。和黄道会一样,兴亚会一面鼓噪“中日提携”的汉奸理论,一面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导下进行暗杀活动。这年2月5日《社会晚报》社的蔡钓徒被杀案,就是由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策划,由黄道会、兴亚会共同实施的结果。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下,由充任兴亚会总务部长的杨家驹设法将蔡钓徒从法租界蒲柏路赓余里7号带往虹口的新亚饭店加以杀害。
但黄道会、兴亚会的暗杀恐怖活动,破坏了租界相对安宁的局面,使租界当局极为不满。租界当局加强了租界的治安力量,对其进行打击,通缉常玉清,逮捕了一批黄道会成员,并向怂恿黄道会制造恐怖局面的日方提出抗议。常玉清在上海无法立足,遂去南京另组汉奸特务组织安清总会。1938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又将杨家驹等兴亚会骨干捕获归案,判处其无期徒刑,有力地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同年7月15日,兴亚会经过改头换面,在上海新亚饭店正式成立大民会,由高朔任会长,日本特务机关向其提供经费。10月1日,大民会总本部随伪维新政府迁往南京,但其在上海的汉奸活动从未停止过,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就兼任过大民会理事长。除此之外,日军还在上海扶植过“兴亚建国运动”、中华洪门联合会等汉奸组织。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租界当局同情排日拥蒋活动。日军认为,“租界当局一方面主张租界的中立,另一方面,租界宛如蒋介石政权的敌中司令部和排日的根据地,而租界当局对此持默许态度。在租界内,忠义救国军铁血锄奸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党国军支队、虹口工作队、上海CC团特别队等排日恐怖团体的活动日益猖獗。”⑺这使租界成了日本侵沪进程中恼人的绊脚石,感到不可忍受。黄道会等汉奸特务组织的活动受挫后,日军转而组织一个更具规模、更加专业和更为凶残毒辣的特务组织,以对付活动在租界内的“重庆分子”。
注释
⑴《1938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关于黄道会等团体活动情况的报告》,《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2期。
⑵(《汪伪群奸祸国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171页。
⑶“汉奸之供词”,《申报》1938年8月19日。
⑷《1938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关于黄道会等团体活动情况的报告》,《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2期。
⑸《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编),331页。
⑹国民政府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对杨家驹的刑事判决书(1938年9月1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藏档。
⑺植田捷雄《上海租界问题的发火点》,载《中央公论》,昭和14年月,第94页。转引自《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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