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es 发表于 2006-2-12 04:24:42

[书摘]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浙江式民主生活

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浙江式民主生活

(作者 ( 章敬平)新书《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由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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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2006-01-22 11:51:19) 来源
    浙江不是一座孤岛。

    我们论浙江的民主,当然离不开宏阔的中国语境,说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国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论浙江的民主,就必须回答:浙江的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民主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现实,我们会不会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标准,我们又会不会堕入自我编织的自欺欺人的幻境?

    回答这些追问之前,还是让我们回到中国地图上那个形似海螺的狭小土地,考察它的自然人文风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独特之处,这块土地上到底有着怎样的秉赋要素,竟使46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世界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人多地少,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的窘况,迫使浙江人先行一步地走出农耕时代,甘冒坐牢的风险,在1970年代,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和金器。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在中学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的学生们,时常须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的名字。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七山一水两分田”,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再加上人多,土地便成了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是年,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当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业,不能让浙江人“黏在土地上”,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只得怀揣着自己的家庭梦想,像邱继宝那样挑着补鞋的家什,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东北。

    “威尼斯人的进取和追求利润的精神太强烈了。对他们而言,只要顾客付钱,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紧要。他们不在乎背上贪婪的恶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如是说。如果我们将威尼斯商人面对的宗教,比喻成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商业的禁止教条,将威尼斯人置身其中的“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甚至无清水可饮”的生存条件,比拟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台风的自然条件,就能明白为什么温州人在1970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大寨的时候,甘冒坐牢的风险,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外出倒卖粮票、金器和银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农业社会”的匮乏的自然条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铁、煤、油等等工业原料的贫欠,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全国倒数第三的窘况,也驱赶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

    浙江频临沿海的区位,一度也是劣势。作为海防前线,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经济工业布局,都过早地抛弃了它。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国有投资411元,全国倒数第一。回头看,稀罕的计划经济国有投资,却让他们少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没有国字号经济可以倚赖,扶持私营企业,就成了慑于政绩压力的官员们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中国古老的祸福相依的哲学,被最近30年的浙江经济再度验证。

  事功的文化品格

    浙江人重事功、务实效、敢冒险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一个要素。但它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过经济的成功影响到民主的生成。

    惯常的说法是,永嘉学派重事功的文化传统,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重商务实精神的来源。历史上所谓永嘉学派,又被称作事功学派,看重经世致用,笃信“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

    我们相信,重商,重事功,务实效的确是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文化品格。只是,我们难以辨别这种文化品格的原动力,究竟是这个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阶层所不能理解的事功学派,还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彼时,面对4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的生产力水平,人均耕地不足2亩的浙江人,除了务实地应对生活的残酷,一粒米一颗稻地谋取生活外,还敢玩虚的吗?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振兴东北”作为新的政策兴奋点,被中央政府高调提出后,沈阳推出温州节,拉拢温州的商人。媒体传来浙江商人闯关东的新一波热潮。震撼于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开始了郑重其事的寻访。遗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东北,只是一场媒体“秀”。真实的情况远非传说中那么振奋人心。

    没有真金白银的利益,道义上再伟大正确的事,也没有哪个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这样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务实精神。从木匠瓦匠供奉的鲁班,到龙井茶商信奉的陆羽,无不表明浙江民间社会对神的信仰是务实的。

    浙江人大多不在乎名分,他们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官人说私营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有资本主义的嫌疑,商人就说自己是集体经济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1980年代以来流行于温州的许多民谚,清晰地洞见了浙江人的避虚就实的“实惠精神”。

    他们的性格中看不到硬顶,显露的是遇到红灯绕着走的商业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师爷,还多苏步青、姜立夫、李锐这样的数学家。但他们在经济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计,而是敢于冒险的勇气。从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温州“八大王”,到前几年在俄罗斯被劫杀的浙江商人,无论多么悲惨的故事,都未能阻滞他们冒险的脚步。

    敢于冒险,就意味着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数数浙江30年来诞生了多少个第一: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执照;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条例;中国第一个改革金融利率;中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民主创新领域,浙江人也审时度势,搞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自费登广告征集议案;第一个给农民工以选举权;第一个搞选举公证制度……

    敢于冒险,还意味着不怕视作异端。义乌人冯志来,一个兽医,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前25年,写出如出一辙的《半社会主义论》,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与毛泽东对话。这一点倒像永嘉学派的灵魂人物叶适,在陈朱理学被尊崇为正宗的年代,敢于反对重官抑私。

  开放、贸易与全球化

    通往四海的贸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来,正在开凿一条浙江的民主通道。

    蝴蝶在此岸扇动翅膀,无数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发海啸。西方人的“蝴蝶效应理论”在浙江私营企业主看来,一点都不深奥。尤其是做贸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应,早已让他们明白了这一点。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的阴影,很快就蔓延到义乌,压得经营中国小商品的巴格达商人乌云罩面,并迫使战火中损失惨重的几个温州商人铤而走险,乘隆隆炮火声而去。

    飘洋过海,是浙江人将近千年的传统。当下,靠翻译、手势和计算器谈判的浙江商人,已把中国制造的货品从国际商贸城,输送到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自北宋年间,贸易就把造船业举国无双的温州人和海外捆绑在一起。世界贸易组织,更是一条填平大海的“船”,在中国尚未“入世”之前,就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走在义乌,汉语、英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醒目的广告牌,一览无余地宣告了他们的全球定位。

    开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视野,不仅填写了巨额的外贸出口单据,还迎来了民主的人权观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派员去义乌浪莎集团,检查工厂的安全设备,乃至职工的厕所。当记者们还不知“SA8000”为何物的时候,浙江人就从跨国公司的小动作中,明白了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渐渐懂得消防设施不齐备,非法使用童工,违反了世界通行的生意规则。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让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现在,他们不得不学习过去毫不熟悉的“世界贸易宪法”,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的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万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自发扩展的秩序

    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吗?为什么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

    读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你发现,“私有产权的保护增进了经济组织的效率”的解读,也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近年,他们利用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利,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如愿以偿。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支持过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无不和哈耶克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要“造福一方”,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他们只得任由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条板凳上。

    在“政治文明”面世前,浙江地方官员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远不如当下积极。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的态度是沉默。

    所以,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理性的制度预设,而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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