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天下千灯 几多悲凉与惆怅
天下千灯 几多悲凉与惆怅陈启文
2007年09月17日10:33来源：人民网-文化论坛
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兴许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天下还有这么个叫千灯的江南小镇。循着一条老街，来到小镇深处，来探访小镇的心灵。一路上不停地打听，那个人住在哪里。谁知道有多少足音响过这条黄昏的石板街。谁又知道他去了哪儿，去得有多远？
天下太大，千灯太小。天下太大了，反而让人心虚。千灯太小，可年代太久远了，远得连方向都已分辨不清。偶然经过一座戏台。这古老的戏台，演不完的越剧昆曲，还有更久远的江南丝竹。那个浪迹江湖三十余载的陶岘，晋陶渊明的第九代裔孙，和他的先祖一样不谋仕进，“言终当乐死山水”，撰乐录八章，创江南丝竹。他为千灯留下了一个地名：陶家桥，也为人间留下了一种艺术，还有一种最接近江南水乡本质的生活。
江南多那如水仙一般的女子，也多唐伯虎、金圣叹一类的风流才子。他们活着时就如演戏，艺术始终是这里的另一种历史记忆，连那些看戏的苍生黎民，在还没有理解剧情的真谛时，就成了一个戏迷。这也让唐伯虎一类传奇大于事实的人，更容易家喻户晓成为离老百姓最近的人。在前辈中值得尊敬的名字还有顾坚，这位“善发南曲之奥”的昆曲鼻祖，自号风月散人，于元末明初的乱世中在艺术中找到了一种温暖的被庇护的感觉，昆曲就是最适合他居住的地方，是他躲避乱世的桃花源。它也让每一个遭适乱世的人，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能只有很少的人注意到了，昆曲的出现，已不同于以唐伯虎为主角的才子佳人的传奇，它开始更多地向一些触及心灵的东西转变。你感觉自己不是在看戏，而是，倾听。
那是我第一次走近昆曲。几多的悲凉与惆怅滔滔不绝地从河流的上游漂来，这样的缠绵世代有人传唱。黄昏，夕阳的余烬，缓慢的燃烧。昆曲中的那个黄昏，比我所经历的任何一个黄昏都要漫长。
世事复杂纠缠，如丝竹，如昆曲，亦如千年古树的根须。当我走近一个地方，当我看见从半空里斜伸过来的那株明朝的古树，我甚至没有察觉， 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一路打听的顾园——顾炎武的故居。我忽然有些恍恍惚惚。我来到了什么时代？
目光深入庭园树林，一叶一叶的秋风吹过，它们已老得骨瘦如柴，但也变得安宁，祥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时间，时间从中穿过。但看不出它和江南别的旧庭园有什么不同，淡雅的亭台，精巧的楼阁，碧波荡漾的池水，映出树木葱荫的倒影，那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闲散状态，似乎特别适合致仕归田的士大夫生活，连每一扇窗户开向哪里，都伴随着与之相应的心情。不禁想起另一个明遗臣王夫之，想到他的湘西草堂，那是王夫之为避乱工在石船山自己盖起来的隐居之所，潦草，匆忙。顾园却是顾家祖业。顾家四代进士，官阶都不低，顾家的殷实在千灯应是数一数二的。
我看见了水池边那些假山叠石，乳白色的夕阳照在上面，放出耀眼的光芒。那石头，摸上去很光滑，但是很硬。我感觉到了它的坚硬。手掌在上面摩裟时，连声音都是坚硬的。听说，顾炎武在即将远离故里的那些日子，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这一堆石头间，默默地沉思，默默地等着黑暗和孤独绝望一如既往地将他淹没。就在他坐在这一堆石头之间时，中国又沦陷了一大片土地。终于，他走了。先是和嗣母王氏一起避兵常熟，随后又投奔了起兵抗清的昆山令杨永言，被明鲁王命为兵部司务。然而他的一切努力并没有推迟这个王朝灭亡的时间，这种微弱的反抗命定只有失败，而比失败更令他悲绝的是嗣母王氏的绝食而死。他一生恪守王氏的遗命，至死“不事二姓”，这和明末其他几位著名的遗臣，如王夫之、黄宗羲是一样的。然而这三人的坚守，虽“同工”，却“异曲”，只有更深地进入岁月的隐晦部分，你才会发现他们各自不同的领悟。
检点带血的足迹，数千年来的中国王朝更迭史，那些已逐渐不能辨识的文字，记载着多士忠贞不屈的前朝遗臣，多少悲怆屈辱和纠缠不清的痛。我曾经黯然思索过王夫之一生的命运（见拙作《一条抛锚的古船》，原载《随笔》2006年第5期），王夫之的意义绝不在于对一个被埋葬王朝忠诚与坚贞的姿态，而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从某个狭隘的、具体的王朝中跳出来，“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对历史的理解，其实就是对触目惊心的变迁的理解，一切都是命定的劫数，其实与改朝换代无关。只有火焰，只有燃烧，只有一个个王朝最终在历史的烈焰中化为灰烬。这是王夫之终于看到的，满眼都是惨烈的血与火和史册焚毁的残页。王夫之虽如一位潜心修炼的尚僧，却没有遁入虚无，而是通过对存在的发现和追问，最终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尤其可贵的是他赋予了文人以一种行动能力，“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也”，而这正是历世文人也是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极少有的甚至是被蔑视被推卸的一种能力和责任。可见，他隐居湘西草芦绝非为了避世，遁世，而是在苦苦寻觅进入现实世界的一种可能的方式。黄宗羲则更彻底地把矛头指向了制度，无论明、清，“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因其所也”。而这三人中，走得最远的无疑是顾炎武，他解决了数千年困扰中国文人的一个悖论，“国”与“天下”的问题，“亡国与亡天下的”问题，所谓亡国，只是一姓与一个时代的政权的覆没，最可怕的不是亡国，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这匹夫之责并不在于捍卫一个王朝（暂时被认为正统的政权），而是对天下苍生生存权的捍卫。以这三人的眼光，我不能不惊叹，人文精神对古老中国的启蒙，最早就来自他们。
同一生沉潜于著述基本上处于隐居状态的王夫之和黄宗羲相比，顾炎武在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之后，便远离故乡一去不返，这无疑是一次淒壮的告别，那一次的告别多么漫长，那种长久的别离与漫长的回味，无疑是在一个人的灵魂里展开的。一切并没有随着一个王朝的埋葬而结束，梦里有恨、恨里有血。或许就是在这次告别之后，他开始变得迷惘起来，他到底想拯救什么？他最终找到了答案，他要——救天下！这让我感到庆幸，这位明朝最决绝的遗臣既没有成为与一个时代桀骜相抗的顽石，也没有成了屈原那样一个自我放逐者，而成为了中国士大夫中一个少有的行动者，这可能是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一次告别，它使得这样的告别也由凄壮变得辉煌了。从此，顾炎武一辈子都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先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又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最后定居陕西华明，只因此地是潼关与黄河的出入口，“虽足不出户，亦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他的著述也更多了实在的内容，不著“空虚之学”，在他看来“自一身以致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而“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去大谈什么‘危微精一’”，“皆有耻之事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那横跨了他大半生的辉煌记录，是他对国家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运、军事、农业等各方面“穷原究尾，考证得失”的务实之学，元气真气尽在其中。尽管他也曾一次次地去拜谒明皇陵，但心念的早已不是光复故明而是整顿河山。这也就是他一心一意系念着的“天下”。
听说，顾炎武每次出行，都要用两头骡、两匹马载着书籍跟在身后。下意识的，我抬起头向数百年前的那条风尘仆仆的黄土路凝望，想要看看，那辆沉重的书车走到了哪里。在远方的天际下，它慢慢驶近了，高大的木轮每滚一圈，都很重，很沉。车上载着的每一样东西，都很重很沉，和无数个日日夜夜联系在一起，和无数个梦联系在一起。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终于，日夜兼程地赶回来了，车上，载着他一生的著述，还有他的灵柩。
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气味，从一个角落里发出。那是顾炎武少年时代的书房，却挂着他苍老的遗像。那是需要在片刻的恍惚之后才能看清楚的，瘦削的脸孔，白发缕缕的双鬓，一个不苟言笑的深沉老者，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他把自己定格在这里，也许是为了以一种恍如隔世的目光来打量这个世界。那一种旷世的孤独，有多少人体会得到？我曾经有过许多关于他的想象。我曾经以为那又是一个埋首于一部圣贤经书的典型的士大夫形象。不是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他眼神中那种强烈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古代士人的眼神中少有的。这的确是一双非凡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罕有的目光。
日光，半透明的，它不像来自天空，仿佛从这墓碑中慢慢渗出。我默然地走近了那个最安静最肃穆的地方。它不仅是一个象征，它是这个小镇的灵魂。我凝神盯住墓碑，试图辨认出那些还末被岁月湮没的文字。然而，那是不会被月光照亮的。但我知道，这每一个汉字无不在悄无声息地记叙着一个老人一生的漫长，那被历史的刀凿深深地雕刻过的痕迹，依旧隐隐作痛。
离去时，我又听见了江南丝竹，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昆曲，遥远而无形，仿佛从另一个世界缥缈而至。初时，如同坠入梦里，接下来我便看见了古镇千灯的万千灯火，于江南丝竹与昆曲的深处，于灯火斓珊处，浮现出一个个在世界深处滑动的身影，多少生命仿佛在一瞬间点亮，千百年的往事仿佛在一瞬间展开。或许你，亭林先生，还在这灯火的深处，一脚，一脚，犹豫而固执地推进。天下太大，但你已为这个世界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底部，千灯太小，但我发现，这小镇的任何一条老街都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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